薛暮桥的101年

　　2　柳红

　　10月25日，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薛暮桥诞辰101周年。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他走入历史，也必将被历史铭记

　　7月22日晚21点40分，我接到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的手机短信：薛老17：12去世。

　　接着，北京下了今夏最长的雨，一天一夜，好像为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送行，也送走了所剩寥寥的又一位老派共产党员。

　　两个月前，2005年5月27日，我曾去北京医院看望薛老，那是一次期待很久令我长念在心的拜访，也是我惟一一次见到他。

　　我是从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中认识薛暮桥的。我读过《薛暮桥回忆录》和他的一部分文章，经常听到吴敬琏评述薛暮桥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独特贡献。在吴敬琏所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薛暮桥及其经济思想和主张被写了进去。至于薛老的形象，我只见过照片，从年轻到年老，从高官到布衣，从与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到含饴弄孙，都是同一副面容和身姿，亲切、和蔼、谦虚、朴素、恬淡、从容、瘦削。

　　我想像着，一位在病床上躺了6年的薛老，一位101岁的薛老。小和曾说他爸爸像弥勒佛，但是这一向身体情况不如前，已不复原先的模样。我和小和都穿着布鞋，轻轻地走进病房，而我心里，有一种别样的崇敬。一位已经走入历史的智者，此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他躺在那里，躺得很舒服，呼吸均匀，心律60，血氧饱和度100，血压125／46。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但是醒着。护理人员帮薛老睁开眼睛，说，“你看，谁来了？”我走近他，仔细端详，面容安祥，脸颊饱满，嘴唇泛红，闭着的嘴，时儿动一动，没有皱纹，那双手特别光滑细嫩，像婴儿的皮肤。小和在一旁说：他的手握了一辈子笔，什么也没干。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用心向眼前这位拥有非凡人生的薛老致敬……

　　薛暮桥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无锡老家度过的，目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活跃和薛家地主集团的衰落，成为薛暮桥最初观察和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起点。此后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生活了几年，沪、锡两地的市场经济，尽管不够发达，但是，它的运行规律、活力和效率深为薛暮桥所熟悉和认同。正是带着这种认同，使他得以在日后穿越计划经济时代，穿越“左”的思想桎梏，以耄耋之年坚定地走上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成为新时代的先锋，从而，奏响他生命的华彩乐章。

　　待狂飙勃起

　　28岁时，薛暮桥在《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中曾经这样描述封建社会的衰落：“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惟有坐待狂飙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

　　他所期待的狂飙是什么呢？是一场冲垮旧世界带来新世界的狂飙。纵观薛暮桥的一生，他都在朝向那狂飙而去，寻找、追随、陷落、奋斗、再寻找、再奋斗……，用了一生、一个世纪。

　　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右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随后，薛暮桥担任了中共杭州地委工人部长，为争取工人权益而奋斗，同年6月被捕，此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3个月。在狱中，薛暮桥深受同监号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黄埔军校教官张秋人的影响，在3年半的时间里，坚持每天读书五、六个小时。狱中的政治犯把各自的书汇聚成一个图书馆。幸存下来的人称此为“牢监大学”。它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呢？从薛暮桥读过的书单中，我们可见：

　　《世界史纲》（威尔士）、《欧洲近代史》、《比较宪法》（王世杰）、《人权宣言》（英文本，法国）、《独立宣言》（美国）、《美国宪法》，《政治经济学》（波格丹诺夫）、《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史》（河上肇），古典经济学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古代社会》（摩尔根）、《物种起源》（达尔文），以及生物学、天文学的名著（1931年他还写了《天文常识》、《生物常识》两本书），《中山全集》、《三民主义》（英译本）等等。此外，薛暮桥还学习世界语和英语，读了不少世界语的进步书籍，并用世界语写作，其中《牢狱中的一天》一文还被带出监狱，在《绿光》杂志上发表。

　　薛暮桥的眼界和思想在这里有了飞跃。而狱中的斗争，也将薛暮桥锻造成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五十年后，薛暮桥深情地回忆张秋人赴刑场前两手握着铁门：“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他说：“每想到他临刑前的豪迈气概，就使我在革命的任何艰险时刻，都充满了勇气和信心。”为了信仰和理想奋斗终身是我们这个时代日渐稀缺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对此，有学者称之为老派共产党员，将他区别于共产党内一些丢掉理想、甚至根本没有理想、丧失原则的腐化堕落分子。老派共产党员还具有忧国忧民、克己奉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等特质。

　　薛暮桥以经济研究作为职业生涯，是从1932年参加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开始的。1933年他经陈翰笙介绍，去广西师专做“农村经济”教员，1934年回到上海参加陈翰笙创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它的阵容是：陈翰笙任会长，吴觉农任副会长，孙晓、王寅生、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冯和法、孙冶方和薛暮桥任理事。在随后创办的《中国农村》杂志，薛暮桥担任主编。

　　这一个群体，可以说是中国最早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起步，做了大量调查研究。1937年1月，薛暮桥将前几年的讲稿文章等编著为《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由新知书店出版。

　　薛暮桥回顾自己开始从事经济研究生涯的那段岁月时曾说：“我始终是直接间接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怀着坚定明确的政治目标，作为思想文化战士而工作和斗争。”“专注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最紧迫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农民土地问题，一面学习理论，一面参与实际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这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内一批知识分子的特征，将知识和革命结合，因知识而有了革命的理想；因革命而有了学知识的动力。所以才有了1938年夏身为上海文化界名人的薛暮桥，应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邀，投笔从戎。

　　他在新四军的教导总队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后，又去华中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任训练部长，1942年在合并成立的抗大华中总分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兼训练部长。薛暮桥为抗大编写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均由新知书店出版。1943年，中央决定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到延安工作，薛暮桥名列其中。在去延安途中，行至陇海铁路，他被山东分局挽留下来，起初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对敌货币斗争，后担任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期间，薛暮桥开始了利用经济杠杆调控市场的实践。

　　实践是成功的，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当时，根据地发行“抗币”，作为国民党政府银行发行的“法币”的辅币。抗币的信誉不如法币，通货膨胀严重。薛暮桥和同事琢磨出一套办法：驱除法币，加强银行货币管理，利用工商局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他们干得极漂亮！在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上，他们用山东丰富的出口资源海盐和花生油换回军需民用的重要工业品。在薛暮桥的领导下，山东的财政收入中，工商收入和税收占将近一半，其余是公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华北其他根据地公粮则要占到财政收入的75％－80％。

　　1945年－1948年，薛暮桥从山东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起草了三个重要文件，是关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情况和方针政策。他总结了他们创造的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节以保持物价稳定的经验。在总供给增加而市场需求不足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市场需求过旺而供给不足时，采取收缩

　　性货币政策，以达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1948年夏天，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薛暮桥担任秘书长，实际上成为周恩来副主席管理经济工作的秘书。紧锣密鼓，统一各根据地的财经工作，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货币人民币，稳定物价、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上海制止金融投机风潮……

　　新中国一建立，薛暮桥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长，参与稳定物价、抑制通货

　　膨胀、调整私营工商业。

　　刚刚从根据地走出来的革命者，来不及陶醉于共产党夺取政权这一革命目标的实现，走马上任一个大国的高官，投身于接手那个旧政权留下的烂摊子，治理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像争取革命成功时一样，他们日夜兼程，拼命干。

　　计划经济时代的反思

　　3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央决定1953年将要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一年，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薛暮桥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委员和国家统计局局长，后又同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建立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建设是在治国方略不明确或者不断变化中展开的。建国前夕政协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曾明确规定新民主主义为建国的政治基础，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可是，建国不久，毛泽东的头脑里就有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并且快速集聚，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推进。作为经济专家，此时的薛暮桥并不认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念，但作为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他必须参与推行这条路线并予以阐释，两个角色的矛盾从此在心里发生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二者遭遇冲突时，出于对党的忠诚，他常常是服从于党的部署。薛暮桥晚年写回忆录时，深情地说：“我的心一直向着党”，女儿小和曾问过父亲，你的身份究竟是什么？父亲回答：“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薛暮桥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完成，只用了七八年时间；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曲折发展并逐步深化的。”其中有掩不住的无奈和难为。

　　最初的反思是在1957年春天。因为对当时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心存疑虑，薛暮桥写了一篇文章《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是否可容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有一些发展，然后慢慢改造它们？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适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样性的需要？

　　第三，怎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

　　第四，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当首先用于什么

　　方面？

　　将近50年前薛暮桥提出的问题，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还是处于交锋中的问题。

　　接踵而至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引向了歧路，任何个人、任何理性的思考都被投入国家机器中，碾碎、融化，重新塑造，鲜有逃脱者。

　　是在干校劳动的日子里，在自然之中，在天地之间，薛暮桥苦苦地思索着“十七年”的往事，开始有大彻大悟之感。

　　第二次反思到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然而，上述思想基础和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运行的深入参与和观察，注定了薛暮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奠基人之一的历史地位。

　　1988年，薛暮桥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中作出结论：“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应当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原定十五年完成，结果四五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显然要求过急。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胜利完成了，但留下了不少后遗症。衡量某一种经济成分应当消灭还是应当继续发展的标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50年代的新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薛暮桥还在谈？然而，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历程的人都知道，姓“社”姓“资”的问题缠绕了多久，多么阻碍改革的突破，这不单是一个经济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薛暮桥警示人们要以史为鉴。

　　薛暮桥是有极强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兴趣的高官，他的气质更像一位儒雅谦逊的学者，对于理论问题的探讨孜孜不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曾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薛暮桥和孙冶方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两位，彼此有很多文章往来，有共同点、有分歧。薛暮桥评价说：（那时）“我国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包括我和孙冶方在内，都还没有跳出苏联式计划管理体制的框框，都是主张国家对重要产品必须制订生产计划，实行计划价格，进行计划分配的。这样就把价值规律建立在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了。”“也正是由于在理论上认识有缺陷，在实践中又一再违反客观规律，因而终于在经济建设中受到客观规律的极大惩罚。”

　　就是这种“学者”角色，使薛暮桥思想中的“学术”时常跑出来冲撞“政治”。

　　1959年，薛暮桥写了几篇论文，批评“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较忽视物质技术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一次批评“大跃进”的内部报告，并受一位领导同志委托，写了题为《一年来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文稿。为此，他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贩卖苏联统计的祖师爷、叛徒等等帽子，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计委和天安门。妻子罗琼作为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也被扣上“三反分子”、“走资派”等大帽子，不断被批斗。1967年冬天，薛暮桥一家被勒令搬出百万庄的部长楼，搬入真武庙的两间房子，与一位张姓老太太合住。落难了，依然坦诚认真的做人行事。他们告诉合住者自己是被审查、被批斗的干部，在共同生活中，如果有意见，欢迎随时提出来。而张老太太则对外人说，他们哪里像“走资派”，根本就是“落难书生”。

　　文化大革命后期，薛暮桥还没有恢复党组织关系，无法分配工作。他便认真读马列著作，一遍一遍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也开始研究凯恩斯的学说，还读了萨缪尔逊的书，写过一篇《凯恩斯主义能否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薛暮桥看望在“文革”中精神受压致病的老友时曾欢心地说：“现在是该让我们笑的时候了”。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更令他“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敢于打破‘禁区’”，正是：“几经风霜存傲骨，暮年犹望立新功。”

　　新功，要建立在对过去的反思和否定之上，包括对自己的否定，薛暮桥做到了，他了不起！这位计划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人物之一经过深刻的反思和学习，超越自我，并且坚定不移，终于成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且看：曾经参与“三大改造”并权威地阐述其经验者，最早指出“三大改造”追求单一所有制的错误，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曾经坚持“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管理方针者，主张“打破僵化的价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改革。该笑的时代的到来，也使薛暮桥轻松了许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些年青人的印象中，薛暮桥在“文革”前的言行“中规中矩”，令人“敬而远之”，而现在的他思想活跃，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犯颜直谏，说到做到。越老，越舒展了。

　　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者

　　在1979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薛暮桥系统地清理和论证了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二是违背按劳分配规律；三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把计划同利用价值规律作用对立起来；四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此书3年时间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被译为多国文字。这是因为它深入地从理论上为经济政策“拨乱反正”，预示了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应合了当时人们对于思想解放的渴望。

　　薛暮桥一向主张具体改革措施的选择，要从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1979年全国待业人员2000万，知青返城如滚滚洪流，薛暮桥曾亲眼目睹请愿的待业青年，这促使他提出广开就业门路的建议。这么一个看上去轻而易举的提法，其背后却意味着深刻的体制改革。薛暮桥认为，劳动就业问题的尖锐，根本上是追求“一大二公”的结果，要改革清一色的两种公有制并存的格局，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重视城乡集体经济的发展，允许个体经济发挥补充作用。薛暮桥首先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突破，是由这样一个具体的就业问题引出的。

　　1978年初夏，一位农村供销社主任的话给了薛暮桥很大的启发，话是这样说的：“让小土产烂在山上是社会主义，让农民们把它运到城市去销售是资本主义，我想不通。”从此，薛暮桥到处呼吁应当准许商贩长途贩运。有一次听汇报，得知个人贩运大多通过手提、肩挑、人拉、自行车驮时，薛暮桥非常感慨农民的辛苦。而听说有人认为贩运是投机倒把活动，是资本主义，要全部堵死时，义正词严：“什么是资本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统统不要？很多人搞不清楚。”他畅想：“北京要有东单、西单菜场那么大的20多个农副产品市场就好了。”如今，这早已成为现实，农贸市场是老百姓的生命线，而它的初起倾注着薛暮桥的心血。

　　薛暮桥———这位计划经济的创建者之一，开始带头拆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工程了。

　　1980年薛暮桥负责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主张计划管理建立在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在当时引起了争议。他作了这样的说明：

　　“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

　　当思想学术界大力讨论“按劳分配”问题时，他提出了“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薛暮桥的这一朴素表达，实际上就是指扩大市场机制的改革，与现代经济学不谋而合。他一再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

　　此时的薛暮桥76岁，他怀抱理想，成了新时期的先锋。

　　最难对付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因为主张市场经济，薛暮桥一再受到批评，也一再委屈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思想，服从“党性”，他说，“尽管在内部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公开场合，我有义务同中央保持一致。”然而，这又使得一些思想先进人士对他抱有在理论上后退的批评。其中的无奈和苦涩薛暮桥独自品尝，只要能推动市场化改革，他不在乎个人得失。

　　20世纪80年代，薛暮桥受命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宏观经济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给国务院提供咨询，他们调查研究的范围包括价格改革、财政税收问题、金融问题等等。

　　关于宏观经济问题，薛暮桥的观点一以贯之。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4月，薛暮桥主张把积累率降到25％，采取轻型结构，从所有制入手，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社队工业和社队商业；到了1986年，针对各地急于求成、经济过热的情况，他向中央建议，不要再去鼓气加油。他说，如果说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保证社会总供求平衡，则是价格改革成败的关键；1991年，针对当时为遏制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建设规模急剧膨胀而过多采取行政措施的问题，薛暮桥指出，目前增减货币发行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贷款基数），今后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投资规模的膨胀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改革的大敌。薛暮桥特别强调运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

　　1990年的中国处于低沉状态———治理整顿，86岁的薛暮桥忧国忧民，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吁请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和效率问题，把市场取向改革推向前进。

　　而主张这些观点的时候，薛暮桥往往属于少数派意见。他不但不在乎，还以自己的身躯，为年青一辈的经济学家挡住来自“左”的阵营的攻击。1991年吴敬琏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遭遇出版困难时，薛暮桥为之作序，以其在经济学界不可撼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表示支持，终使该书面市。

　　他的地位、他的思想主张、他的不断进取，使他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主张市场化改革的领军人物。

　　今年3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给4位对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列位首。女儿小和替父亲把奖领了回来。她用毛笔写下这个消息，举在父亲的眼前，只见薛老的目光一遍一遍地往复。他肯定是看见了，他感到欣慰吗？只见他又淡然地闭上眼睛，回到自己的世界。那是怎样一个世界？

　　随情飞到天尽头

　　借用林黛玉《葬花吟》一句写下这个标题，我有点迟豫，它似乎和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形象不符。因为宣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过去，他们常常被塑造成无情无欲的硬汉，非此，不足以显示其高大。然而，无情未必真豪杰。此时，我的眼前浮现出青年薛暮桥读《红楼梦》的情景：“有一天寒冷的深夜，窗外雨声淅沥，室内灯光昏暗，我读到林黛玉葬花诗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两句，触景生情，不禁伤心落泪。”经过风霜雨雪，90多岁的薛暮桥还熟记《红楼梦》中的一些诗句，自己也时常兴之所至赋诗一首。

　　薛暮桥一生无闲，却有雅致，他是一个深情的人。

　　1933年，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薛暮桥收到乡村小学教员罗琼投来的《黄渡农村调查》一文，发表在《会刊》上，俩人从此有了交往，互生情愫，1935年5月5日结婚。特意选在马克思诞生日，以示共同信仰。

　　这一时期，社会上有一场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讨论，罗琼加入了论战，写有《从“贤妻良母”到“贤夫良父”》、《怎样走出家庭？走不出又怎样？》等多篇檄文，引人注目。1935年12月，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罗琼担任理事兼宣传部长，怀着7个月身孕，同史良及其他妇救会领导人走在抗日救亡大游行的最前头。

　　显然，这是一个夫妻平等共同服务社会的新家庭。1936年2月大女儿宛琴出生以后，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不曾想战争连绵，一别14年。而1939年，罗琼当选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从皖南前往延安开会，

　　夫妇俩也一别6年，不通音信，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团圆。随后，二女儿降生于沂蒙大战时，取名小沂。

　　解放军刚进上海，分别十余年的女儿宛琴在大街上站了半天，渴望在队伍中见到自己的父母。她不知道，此时爸爸妈妈正在北京夜以继日的工作。薛暮桥深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家可以团聚了，女儿想父母，父母想女儿的梦圆了，这是多么高兴啊。”1951年，他们又迎来了三女儿小和。薛暮桥和罗琼都是“没有假日，没有不工作的夜晚”。罗琼觉得欠三个女儿的情太多，孩子们却个个是成绩优良的三好学生。她们也习惯家就是办公室的生活方式。看到父母在家工作，一声不响地到外面去玩儿。

　　“文革”期间，1968年冬天，小和要去山西雁北地区插队，行前被准许与被关押的父亲见上一面，薛暮桥回忆：“这一天，是我住在牛棚中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最怀念亲人的一天”；在干校，当罗琼和小和来看他，好心人找了一间放农具、杂物的房子，清理出可以放一张床的地方，用板、长凳搭起一张床来，他说：“亲人在一起，再挤再差也高兴。”

　　薛暮桥是个生活能力极弱、不管家的人，可是孩子们发现家庭生活中的很多大事其实都是他管的。比如，当大女儿宛琴上大学选专业时，他说现在钢铁重要，但是女孩子学炼钢也不合适，就学机械制造吧！二女儿小沂高中毕业时非要去当兵，他和女儿谈话要她上大学。当女儿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他检查女儿自己收拾的行装，说哈尔滨那么冷，你带这么少衣服，便带女儿去王府井买棉毛衫裤，还买了一块手表。小和还记得在育英小学住校时，每周日下午回学校，经常是爸爸送她到离家一站多路的汽车站，路上总要给她讲些什么，当小和对他说，自己作文老也写不出来时，他说是因为她“没思想”。如今，女儿们在一起，会像捡珍珠一样地回忆父亲的给予，那个永远在为国家工作的父亲，他对孩子们的影响和教育，是一点一滴的滋润，意味而深长。更多地，他以自己的为人，作为孩子们的榜样和教育。

　　2005年7月29日，是薛暮桥遗体火化的日子。行前，孩子们把住在同一所

医院的94岁的妈妈接到告别室。罗琼被扶到高高的灵床边，最后看一眼安眠着的薛暮桥，只见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没有落下来，俯身亲吻薛暮桥，一遍又一遍；她的手抚摸着他的头……

　　这是一场相伴70年的夫妻的告别，这是两位老共产党员的告别。她庄重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遵从薛暮桥的遗愿，他去世后“不要悲伤”。其情其景，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心动。然而，他们多么幸福！这世上几人有这样长的相伴和这样长的忠诚？

　　薛暮桥的101年，何其波澜壮阔。他走入了历史，也将被历史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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