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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微观市场主体、宏观调控政策等的改革方面，但如果没有一个真实、全面、灵敏、超前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有效的金融决策就无从谈起。
从宏观经济决策角度看，以货币政策为例，究竟应当如何衡量通胀压力？显然CPI是不够的，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参考意义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近日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指出，金融统计与信息体制发展滞后，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重要内容。目前，我们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微观市场主体、宏观调控政策等的改革方面，但如果没有一个真实、全面、灵敏、超前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有效的金融决策就无从谈起。
巴曙松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决策日益强调超前性和预警性。从宏观经济决策角度看，以货币政策为例，究竟应当如何衡量通胀压力？显然CPI是不够的，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目前我国没有公布核心CPI。通过简单的测算可以看出，2004年的核心通胀水平并不高，2005年的物价走势，在宏观决策方面，还是应当看核心CPI，否则可能会导致方向性的失误。但是，目前我们的宏观金融决策，主要依赖的指标基本上都是滞后的指标，例如M0、M1、M2、GDP增长率、外汇储备规模、CPI。我们如何能够期望仅仅依靠这些滞后的指标来进行超前性、预警性的宏观金融决策呢？
巴曙松进一步阐述到：从微观市场决策看，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我们没有统计。最近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目前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哪怕是目前的一些滞后的、有限的经济指标，例如CPI，其透明度也十分有限。在CPI的统计中，整个商品篮子的构成如何？这个商品篮子如何调整？调整的规则是什么？都是不透明的。同样，目前我们公布的CPI指标过于笼统，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应当有分别的CPI的统计信息。例如，2004年以粮价推动为主要推动力的通货膨胀对于不同收入阶层所感受的物价压力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于宏观金融决策来说，必须要公布核心物价指数。”
巴曙松说，在宏观金融决策中，有许多指标实际上是具有超前性和预警性的。例如，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库存波动是衡量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指标，需要区分的是，库存究竟是如何波动的？库存究竟是生产还是销售环节？生产环节究竟是在原材料还是产成品？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由此得到的金融政策结论是不一样的。再譬如，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活力的判断，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个比较有独特视角的指标，考察的是新开工的企业和倒闭企业之间的比率。如果在紧缩时期，关门的企业在上升，但是新开工的企业还是更多，这说明经过紧缩，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企业家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国际上通常还运用经理人采购指数、消费者信息指数等等。
“对于微观金融运行的统计，同样也十分重要。例如，对于资产质量的统计数据是否可靠，往往涉及到整个国有银行改革成效的判断。但是，目前的问题是，现有的资产分类体系和信息采集体系是否可信、是否独立有效、是否及时灵敏？”
巴曙松说，对于资产质量指标的质疑，近年来在一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的年度报告中都一直存在。有的评级机构发布的年度中国银行业分析报告，预期中国的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例低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评级体系的滞后以及中国银行业太多的层级和单项的不良资产考核机制。在国有银行的改革重组过程中，有的银行提出了“哪个分行的不良资产率提高哪个分行的行长就下台”的口号。
“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可能会激励一些分行在强大的压力下，利用现有的资产分类中存在的一定的主观判断，低估不良资产比率。如果银行内部又没有独立的资产分类的检验、评估、采集和发布的系统，那么，资产质量数据的误差可能就会比较大。但是，不良资产比率这个基本的数据，是衡量国有银行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这个指标失真，可能就使得我们对银行改革成效的判断失真。”(曲力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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