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迈出发展新步伐

　　辛鸣

　　在10月8日-11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关于“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前十个五年我们做的是计划，从“十一五”开始，我们做的是规划。虽然计划与规划一字之差，其理念、内涵、主旨已经具有全新的面貌。这就是着眼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 民意愿的发展之路。这一新面貌是建立在我们对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历史方位及其要求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党执政使命及宗旨自觉践履的基础上。“十一五”期间，我国将会在以下四个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发展面临转型：立足科学发展，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十一五”时期，发展依然是、肯定是、也必然是主题，是中心、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发展中心会放在如何加快发展、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如何取得健康发展等方面。因此，可以说，“十一五”期间，我国面临发展的大转型与大调整。

　　应该说经过27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也是这些年来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但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客观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所限，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过于注重经济上量的积累，对于质量与效益重视不够；过于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大干快上，造成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巨大差距；过于强调显性的发展成果，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之间发生矛盾；过于注重经济方面的问题，结果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

　　在“十一五”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将贯穿发展的始终。发展中如果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发展又是为谁在发展？不仅是在当代中国，在任何社会形态和任何历史阶段，人都是目的，不能变异为手段，发展都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异为目的。退一步讲，在现实的发展阶段，人不可避免地具有手段的属性、具有工具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手段、就是工具，更不意味着成为了一些群体、一些集团、一些成员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所以“十一五”将在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上下功夫，将坚持经济发展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杜绝贪大求洋、华而不实的现象；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切实加强薄弱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缓解资源约束矛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总而言之，就是切实把发展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切实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去改。

　　发展要求升级：着力自主创新，加强着眼于增强核心

竞争力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

　　我国通过引进与消化、跟踪与模仿，在紧跟当前的国际先进水平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相当有成效的发展成果。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做外国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满足于运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参与低水平、低层面的国际分工，结果资源浪费了不少，环境破坏了很多，换来的却是微薄的劳动力血汗收益。我国一位颇具世界眼光的企业家曾经讲过一段话：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服务，三流企业卖产品。标准赚取的是超额利润，服务赚取的是高额利润，而产品只能获得平均甚至低于平均的利润。这段话说出了我们的觉醒，但也道出了我们的苦衷。

　　能否顺应当前国际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增强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国际竞争地位，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在“十一五”的发展过程中，将坚持自主创新、综合创新，大力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为我国在新一轮世界产业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发展呼唤制度：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改革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体制的障碍和机制的弊端，比如行业行政性垄断、部门间利益冲突、产权关系不明晰和监管缺位等等，还严重制约着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十一五”发展中，将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使企业、政府、市场能够互补互动，形成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合力。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要求来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文明建设也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当然，在进行体制创新过程中，一定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要敢于攻坚、锐意推进，又要兼顾各方、积极稳妥，把握好政策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体制与机制作为一个既定制度环境有着其历史的原因与客观性，不可能一朝一夕之间推倒重来，这既不现实，也不负责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告诉我们，人有主观能动性，但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历史，改变世界。我们必须立足国情和当代中国的实际，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积极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发展着眼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既充满了新的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更为严峻的是，这一时期又恰好与我国的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相重合。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的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老大难和积累遗留的大量问题都暴露出来，如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冲突、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等等。这些问题尽管可能表现为是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环节的问题，但放置于矛盾凸现期这一大背景下，就会演化成为社会性的问题、带有全局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在“十一五”的发展中，要把维护公平与公正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方面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及其财富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绝对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没有条件地进行“劫富济贫”；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更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一定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虽然我们现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但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十一五”发展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健康的城市化，也没有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