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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过程中具体做法与手段固然有可商榷、待完善的问题，但理想状态的、纯理论性的设计也是不现实的想法
辛鸣
今年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进行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虽然对此曾经有过不同的看
法(其实现在仍然还有着不同看法，以后也不会没有)，但对宏观调控的成效及其必要性大家还是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于是在年末之际，很多学者以及政策研究者便开始探讨“宏观调控的下一步”。既有预测的成分，更有建议的意图，但不论出发点如何，这一问题是选对了，在进一步的改革发展中宏观调控仍然必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对这一问题有两个可能的回答思路。一个是从理论上讲、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来讲、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讲，宏观调控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另一个是从现实可能来讲，从中国社会客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现状、政治生态提供的空间、社会各利益群体磨合的程度来看，宏观调控的下一步只能怎么做。这两种思路是有很大差异的。第一种带有理想性的色彩，第二种则是实务性的。
其实前一阶段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具体做法与手段固然有可商榷、待完善的问题，但理想状态的、纯理论性的设计也是不现实的想法。因为，就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态势来说，基于理性的思路和方案能否在下一步的宏观调控中出现，结果是不肯定的。尽管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对宏观调控的问题应该这样考虑、应该这样解决，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是社会现实决定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两者之间是有一种微妙差别的。
从理论上说，我们改革的主体和各项重大政策的决定者，应该是人民群众。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代表社会最广大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作决策的。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的各级决策者，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一个很难逾越的利益格局困境。任何一个决策者他都必须清醒地看到，他的决策“不得不”受制于现实的体制和现实体制造成的这种格局。而在这一格局中，往往是理论上不应该有力量、甚至不应该存在的利益主体，比如我们党一贯反对的“既得利益集团”等等这些利益主体，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决策者的判断。因此决策者为了避免出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变形，不得不采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本来是市场行为的宏观调控部分为何不得不采取行政行为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宏观调控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专家学者可以从理论上论证应该怎样做，可以提出一整套方案，但是提出的方案应该和现实的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我主张在对待宏观调控上应该用一种“务实理性”的思维。也就是把“理想性”与“务实性”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的利益群体如何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决策当中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我们如何培育新兴的利益群体。下一步改革和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有强有力的利益主体在背后作坚实的依托。我们以北京的出租车管理为例。北京的出租车管理问题已经很大，但是改革措施仍然无法出台。原因就在于利益主体是虚化的，虽然有那么多的出租车司机可称为利益主体，但是没有途径与方式结合成强势的利益集团，也就相当于不存在。对社会政策出台的真正影响就远不如背后那些管理公司。
第二个问题，研究中国可能发生哪些问题。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就是我们下一步要改和可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去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中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是实实在在往前推了一步，但我们是通过SARS这场危机往前走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个力量并引导这个力量，通过这些事件的发生来推动我们的政策变迁，包括宏观调控的实施。具体到宏观调控方面，要想调控政策顺利出台，我们首先应该认真分析中国社会明年或者未来几年可能在哪些方面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当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可能出现的区域和范围，我们就能知道下一步中国社会宏观调控应该着力在哪些方面。虽然，这些方面可能与我们认为应该调控的地方不完全一致，但它确实是宏观调控必须出现、也肯定会出现的地方。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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