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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名门“痞女”，一位是富家公子
文·本刊记者 朱雪尘
洪晃在美国念完6年中学之后，王亮棋才刚刚出生，可以说他们属于两代人。
而今，洪晃在她的高大厂房里建立着她的媒体王国的梦想。她的公司位于北京大山子艺术园区，这里原来只是一座废弃的兵工厂。
洪晃的国际互动传媒业建立在废弃的高大厂房中，让你感觉高大中的重压。她的办公室架设在一个高于地面三四米左右的隔断之上，从办公室的窗户，可以俯瞰整个公司。
与王亮棋相遇则较为轻松，地点选在咖啡厅。王亮棋姗姗来迟，身着西装，手里只拎了一件公文箱，见面后客气地向记者致歉，并询问记者想要喝点什么。王亮棋现任其父的房地产公司的执行总裁。
洪晃和王亮棋都在美国长大，所不同的是1973年离家远赴美国的洪晃多少有些政治背景掺杂其中。洪晃出身名门，外祖父章士钊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母亲章含之也是位出色的女外交官。
197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之时，中国公派了一批小留学生赴美求学。洪晃就是其中的一名幸运儿。那一年，12岁的洪晃来到了纽约。
“我12岁到美国上中学，现在的家长或许都要想想，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出去，但是那时候是别无选择的，因为你不去美国就要上山下乡，这个历史条件摆在这，没有任何家长会犹豫，或者说舍不得。”洪晃告诉记者。
而王亮棋则出生在一个美国华裔富商的殷实家庭之中，“我出生便在一座很大的别墅里，但是我的中学是在北京的国际学校念的，这个学校只接收外籍孩子。”
后来王亮棋又回到美国念完大学，而洪晃则一直从中学到大学都在美国学习。不知道是否因为中学教育地点的不同，才造就了一位名门“痞女”，一位富家公子。
中国教育抹杀创造性？
在美国长大的洪晃，对于中国教育持一种强烈否定。
“什么叫素质？只会说外语，不叫素质，素质是从文化上与外国人沟通。”洪晃认为，中国教育技能化现象会损害中国人才的发展。
“老师想挣钱，学生也就想挣钱。我就觉得念EMBA的人很无聊，他们很多都是老板，平时都很忙，觉得能够休息一下，也不觉得能学到什么，想捞个关系，学习目的性很强。但这样人就没有理想，只知道赚钱。”洪晃说。
虽然美国的教育中并不一定有素质教育这个词，但是以王亮棋为例便可以窥见美国人对于教育的态度。
王亮棋大学就读于南加州大学。他开始选择的是计算机，后来又根据兴趣改学商科。在他看来，南加州大学的商学院是全美最棒的商学院，即使事实上不一定如此。
“美国念大学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大学最好，学生都很爱自己的学校。”王亮棋说自己没有办法客观的去评价。
对于在商学院的学习，王亮棋觉得那是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日子，老师常常给学生们提出各种具有挑战性的题目，当然这些挑战都是教学的一部分。
令王亮棋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卖鞋”的挑战。“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题目看作是一个电脑游戏，就像普通的模拟经营类游戏一样，只不过它的附加条件更为复杂一些。”
游戏开始，王亮棋所在的团队并不顺利，一直没能取得领先。因为游戏的结束没有规定日期，所以每个团队在每周内都要尽全力调整销售策略，因为每周都可能是最后一周，决定你的成败和分数。
开始的时候，王亮棋的团队总是根据领先团队的经验调整销售策略，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永远无法领先。在经过几个星期的摸索之后，王亮棋发现一个游戏的“后门”：游戏以综合分数来评定排名，而综合分数中，销售规模所占权重最大。如果想领先，就必须取得最大的销售规模。最终，王亮棋和他的伙伴决定把售价降低一半，结果是销量翻倍，取得了第一名。
“这在现实中可能是死路一条，如果你把售价降到成本之下，可能早就把公司搞垮了，但是这并不违反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胜利了。或许这正是美国的法则，在现有的规则下，做你能做的事。”王亮棋说。
洪晃觉得，很多美国孩子虽然不一定数学、物理有多么好，但是他们总会有新奇的想法，总会有很强的创造性，总会有他们的性格，而中国的教育往往把这些抹杀了。
没有理想的冲动不是教育？
洪晃曾说，是美国的教育把我教育成没组织没纪律、随心所欲的那种孩子。而王亮棋虽然也是美国教育出来的孩子，但是骨子里还是有中国人传统的温和谦逊。
对于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做法，洪晃认为：“有些特糟糕的孩子，在另外的教育体制下，发挥出了潜质。可是中国一些特别好的人才却因为没条件出国读书，而不能发挥能力。所以中国自身就必须建立好的教育体制。而不是把二流人才都送到国外去，变成一流人才，而让我们的一流人才都在大学里毁光了。”
王亮棋没有接受过中国体制下的教育，但是他觉得美国教育也在于自己的把握。“美国学校中有很多社团，比如兄弟会，我加入不久就退出了，因为他们以折磨后入会的人为乐趣。后来我学习商业之后，加入了一个商业性质的兄弟会，那里给我很大的帮助。”
洪晃觉得美国的老师很重要的就是让每个人都具有理想。“上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给我们讲以前的一位毕业生，他毕业后，创立了一个组织，叫‘Family Plan’。那时候正是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的时候，未婚女性不允许堕胎，只好到一些地下的诊所，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堕胎。这个毕业生便发起这个组织，为所有未婚女性实施安全的堕胎，为她们保密，让她们拥有了选择的权力。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于是我就在想我应该做些什么？”王亮棋和他的同学们在进行完卖鞋的游戏之后，也都有一种创业的冲动，渴望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25万美元的教育投入
对于教育的投入，因为洪晃属于国家派出，所以无法计算费用，但是在那个年代，全国只有4名适龄少年出国，其投入也可想而知。
而王亮棋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在北京国际学校念6年，大概9万美元，南加州大学4年10万美元，幼儿园，小学，加起来大概1.8万美元，再加上其他费用，加起来至少25万美元。”对于父母，王亮棋说，“这是国内一般家庭所不能承受的，我挺感谢我父母的。”
此外，看来身子骨单薄的王亮棋还学过武术。“那时我父亲看到我特别喜欢中国功夫，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帮我请到了一位武术教练，我跟他学过3年，而且在班上我是功夫最为扎实的。”
对于25万美元的投入，王亮棋觉得还是有所收获。他说美国私立大学的商学院很重视对于校友网络的建设，这对拓展商圈很有好处。另外，他结识了一些老师，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美国大学老师都是退休的商人，我们一位老师是南加州电力公司的CFO，他教我们金融投资，我们交往比较好，现在偶尔还会给我写封email。他告诉我，谁控制电脑的，谁控制EXECL表格的，谁就控制公司的运营。他把自己财物的经验传授给我，一步步教我怎么做，而这些‘秘方’是不会随便教给别人的。”
当王亮棋接手公司的业务时，很多公司元老并不拿他当回事，王亮棋对此也很苦恼，“我接受的教育是愿意承担风险的教育，我想表面的东西没法改变，只能靠成绩说话。”
专家观点
教育无法计算投入产出比
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高洪源/文·本刊记者 朱雪尘
在我看来，现在的贵式教育或者贵族教育，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人们常常用一个模糊的词或者一个对于教育投入的多寡来区别教育，这是不科学的。因为，教育无法计算投入产出比。
现在很多企业家对于子女教育的投入非常大，送孩子出国念书，每年花费20-30万，但是这样的孩子就一定比国内的孩子学习好吗？不一定。
过去，国家送很多人出国留学，那时国家没有钱，个人也没有钱，但是很多人成功了。而现在，很多老板，甚至还有贪官，花大笔钱送孩子出去，结果很多孩子念不下去。甚至还有的孩子在国外染上了赌博等恶习，难道这些都是因为投入的多少吗？
教育的投入与教育成果的关系，需要广泛的深入研究，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学校一味标榜自己拥有多么好的老师，多么好的硬件环境，所以要收多少钱。
我认为这种教育思想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不是教育的思路，而是一种经营的思路。它适应了很多人的需求，把教育变成产品，甚至老师把学生当作顾客，而没法进行应有的批评教育。而当教育也在傍大款的时候，那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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