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和省政府联手 珠三角调查重金属污染

　　见习记者 刘浏 广州报道

　　一项由国土资源部和广东省政府共同出资，针对珠三角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和农业地质环境的全面调查，即将启动。

　　“5月初或者晚些时候，到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在不方便说太多。”电话那头，广 东省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杜海燕语速平缓，不失谨慎。

　　作为整个调查项目的总负责人，杜海燕和她领导的广东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已经为此忙碌了整整一年，此刻的低调处理，或许正凸现了调查本身的重要以及对日后可能带来的“社会共振”的担忧。此前，除了专业领域，了解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人并不多。

　　政府主动出击

　　采访万洪富教授的时候，他正在江门乡间考察。

　　2002年起，国家环保总局展开题为《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探查研究》的调查，对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壤受污染程度进行评估，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正是该项目珠三角区域的负责人。

　　4月初，万洪富将3年多来的调查结果汇总上报。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珠江河口周边约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高镉异常区超过6000平方公里，镉、汞、砷、铜、铅、镍、铬等8种元素的污染面积达5500平方公里，其中仅汞污染面积就达1257平方公里，污染深度达40厘米。

　　“情况很严重，也很复杂”，面对记者，万洪富眉头紧蹙。

　　同样忧心的还有身在北京的陈同斌教授。陈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在业内有“中国土壤环境污染与修复第一人”之称。

　　根据陈同斌的研究，与珠三角地区类似，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区域在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基地的同时，也孪生出农业生态环境备受工业污染困扰的现实。“可以肯定的是，在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某些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很严重，并且导致较大范围的健康问题。”陈直言。

　　根据《人民日报》早前的报道，珠三角地区有40%的农田菜地受重金属污染超出安全标准，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而广东省环保局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20%的农田灌溉水源都受到了汞污染。

　　对于以上数据，万洪富没有否认。但他一再强调，实际情况更为复杂，非几个数字可以解释清楚。

　　耐人寻味的是，杜海燕对于此间媒体公布的珠三角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数字，用“似像非像”四个字加以评述，“这些数字似像非像，很难说是否准确，但绝对不够权威。”

　　或许正基于此，去年7月，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在答复广东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周永章教授《摸清农业与生态环境地质本底，为实践新发展观提供更好基础》的提案时，首次对外公布“确定拟与国土资源部共同出资，联合开展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农业与生态环境地质综合调查项目”。

　　“这只是一次契机，有没有提案我们都会展开调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是政府主动出击”。

　　同时，杜海燕向本报证实，“部、省联合展开调查确已通过立项审批，目前处于最后准备阶段，大概五六月间可以正式启动。”

　　陈同斌教授对广东省政府的举动表示赞赏。“届时公布调查结果，政府必定会制定切实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本次调查或将成为全国治理土壤环境的一个标本。”

　　难以承受之“重”

　　“这两年菜没有以前好卖了”，菜农李冠权一脸无奈对记者说。李每天都要摘上几箩筐自家地里的青菜，清洗、扎成小捆，然后挑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卖掉，虽不富裕，日子过得倒也安稳。

　　以前喜欢直接从菜农手里买新鲜青菜的“老客户”正在减少。“恐怕有重金属污染，吃了会中毒”。李冠权偶尔会听见有人这样说。“用的是自家肥，也不打农药，哪里来的污染？”李冠权不理解，在他的生活中没有“重金属”这个字眼。

　　这些原本只有在专业领域才会被经常提及的专业名词，一旦进入日常生活，其后果往往出乎意料。

　　陈同斌的课题组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一个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试验基地。他向记者介绍，最初到当地考察时，不到半天，很多人腿上就生出红斑。当地的一个村子被严重污染，很多人患有皮肤病，畸形婴儿也开始出现，“地里已经种不出庄稼了，800亩土地抛荒”。

　　通过对当地的考察研究，陈同斌的课题组确定当地一个已经倒闭的砷矿厂排放的废弃物是造成重金属中毒的根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杨文婕研究员介绍，目前人类癌症的80%～90%与环境污染物有关，其中因化学污染诱发的癌症达90%以上。

　　杨文婕说，类似土壤重金属污染这样的环境污染物，影响对象广泛，影响区域广、危害人口多。她举例说，重金属镉中毒可在20～30年后表现出来，有机氯农药虽然已经禁用多年，但现在在一些胎儿、婴幼儿体内还可查出。

　　中科院生态所孙铁珩院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与之对应的，却是我们对于土地重金属污染检测的“空洞化”与法制的缺位。

　　“全国迄今并没有统一组织过土壤污染普查，”孙铁珩院士告诉记者，过去一些专家做过一些局部地区研究，但全国性的普查还没有。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无法准确地回答，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土壤污染的范围和程度究竟有多大；无法告诉公众，土壤对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时会达到极限；也无法告诉公众应该在什么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

　　1995年国家曾颁布土壤质量环境标准，以孙铁珩院士为代表的业内专家认为，该标准过分强调统一，并不能满足我国土壤多样化的特点。同时，个别标准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我国的标准将铅定为250～350毫克／公斤，而现有研究表明，土壤铅大于100毫克／公斤时，儿童血铅大于15微克／100毫升，就难以保障儿童健康。

　　陈同斌同时指出，面临土壤重金属污染威胁，目前国内还缺乏相应的专家储备、技术储备，相关数据资料也很缺乏。“一块土地完全恢复原本面目，可能需要上百年。”陈同斌说，“而我们现在却什么都没有做。”

　　部省联手或成模式

　　万洪富更愿意将自己的调查定位为“非官方”性质。他向记者介绍，虽然他是珠三角地区课题组的负责人，但实际上国家环保总局给予的启动资金非常有限，几年来的调查经费主要是自己向当地政府“要”来的赞助。“但有一个前提，”万洪富强调，“没有当地政府授权，不能向外透露调查的具体数据。”

　　记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在珠三角地区还是全国范围内，但凡公之于众的某个区域的“土壤重金属含量”情况的数字，大都来自于类似的学术机构或相关课题组的调研结果，其本身“权威性”不具有足够说服力，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所以，当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政府联手展开调查的消息传出之后，立刻引来关注。

　　孙铁珩院士认为，通过全面调查，可以查明一个地区农业生产土壤各种化学元素的自然背景和人为污染的程度、重金属的来源与分布。更重要的，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权威的参考基础。

　　杜海燕院长没有否认此次“部、省”联合调查的“官方”背景，但对于此前媒体的报道她作了两点说明：一是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政府都极为重视，但很多细节尚未敲定，项目本身尚未正式启动；二是此次调查的重点绝非只是汞、镍等8种重金属，而是涉及土壤环境的方方面面，所需经费也不是媒体所言的4500万。

　　杜海燕说，“部、省”联合进行区域土壤环境调查将渐成趋势。记者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已有十几个省与之建立或意向建立类似的调查。实际上，土壤污染问题及其相关的土壤状况调研与监控，在整个环保体系中的砝码已经加重。

　　近期陈同斌和他的课题组，正准备将近年的研究结果分类整理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土壤污染是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须面对的最困难的环境难题。可以说，以现有的科技水平，土壤污染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成生态灾难，其危害和损失将难以估量。”陈同斌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