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不能脱离发展要务

　　《中国企业家》“企业家责任与和谐社会构建”两会沙龙摘要

　　时间：2005年3月9日

　　地点：长安俱乐部

　　与会嘉宾：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

　　用友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文京

　　浙江天正集团董事会主席高天乐

　　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

　　建业中国住宅集团董事长胡葆森

　　大连韩伟集团董事局主席韩伟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王林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王诚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牛文文

　　今年“两会”，“和谐社会”是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界精英共同热议的焦点话题。“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语)“两会”期间，本刊邀请部分企业家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企业家对和谐社会理解和建言。

　　牛文文(主持人)：

　　《中国企业家》杂志有句口号，就是让企业家阶层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主流人群。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商业力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力量，企业家在本土社会已经成为主流阶层。

　　可是反过来看，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这就是企业家阶层如何和其它各阶层融合的问题，或者说是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整合问题。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商业事件，大家开玩笑说“每三天会有一位企业家出事”。起初我们感觉这个社会对于商业和商业人群的包容度可能发生了变化，后来发现不完全是，而是人们用更严格的社会标准来衡量商业和商业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企业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责任”；“和谐社会”这个话题到现在为止主要还是政治家说的多一些，但是现在企业家也无法回避这个话题。

　　主持人开宗明义之后，首先请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孙立平。在《中国企业家》有史以来的沙龙活动中，由专家学者率先发言还是头一回。

　　孙立平：

　　我想在今天这个场合讲和谐社会和弱势群体讲和谐社会，包括政府讲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非常不一样。建立和谐社会总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体现，而到目前为止，这一些政策似乎又在引起新的社会矛盾。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怎样来理解和谐社会？在这里面我主要想谈两点。

　　和谐社会最需“利益均衡机制”

　　第一点，我觉得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协调利益关系。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20多年来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和市场经济配套的那一套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建立起来，结果是利益格局严重失衡。最近有一个调查，后来没敢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53—0.54，已经相当高了，到0.6就接近于比较危险的程度。基尼系数为什么这么大？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造成的。城乡差距究竟有多大？按照我们的比较方法，比世界第二还大一倍——除了我们最高的是莫桑比克，才3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吴敬链先生讲“好市场”和“坏市场”，什么叫好市场、坏市场？我原来理解市场完善就是好市场，现在不是这样，市场本身可能是好市场，外部配套没有就可能造成有问题的结果。

　　中国应该进入“多中心时代”

　　第二点，我理解的和谐社会是什么？就是“人们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少年来——从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中心。原来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家庭、工厂、居委会都 搞阶级斗争；后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比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要进步得多，但是现在同样造成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天讨论“和谐社会”这个题目，也是这个特征：政府在讲和谐社会，好像我们企业家也得讲和谐社会，人人都要讲和谐社会。其实，我觉得一个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中心。什么叫一个中心？就是大家都忙活一件事，如果这样，社会就不可能和谐。从整个时代特征来判断，应当说发展或者说经济建设在中国还是第一位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要走入这样一个新阶段，我把它叫做“多中心时代”。就是说市场主体、企业以经济为中心、以效益为中心，别的不要过多去考虑。政府应当放弃原来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不是“政府”，是做买卖的，是“企业”。大伙别忙乎一件事，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郭家学是第一次参加《中国企业家》沙龙，他对孙教授的发言似乎还有疑惑：我觉得离大家该干干嘛就干嘛的时代还有点远。咱们国家经济太落后了，和谐社会需要经济基础。

　　看来大家对孙教授所主张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并没有充分理解，孙不得不举例阐述：“3.15”就非常典型地能印证这一点。假冒伪劣泛滥，谁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是政府的职责。现在企业交了税，还要自己成立打假办，消费者也要承担打假责任。这就乱套了，有悖和谐。我说的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要否定经济建设的基础地位，而是说不同的群体、机构，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各有其职能和价值。

　　郭家学顿悟道：如果企业经营出了风险就不和谐了。

　　孙立平：

　　转型年代需要什么？

　　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大约1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我把它叫做从生活必需品消费时代到耐用品消费时代。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要让它发挥应有的效用，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配套。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其实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周期性生产危机，而是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型阶段：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品消费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也到了这样一个转型阶段，其转型之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原因大体相似，皆因消费方式之不同，所需制度结构条件也不一样。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近似于条件反射，是非弹性需求；而对耐用消费品如汽车、房子等的需求，依赖于人们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判断能力，得依靠制度，制度要使人们能进行判断和预期。美国三十年代的那场危机是怎么度过的呢？一个是靠凯恩斯主义，政府拉动需求；还有一个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钱，大家都不敢买东西；还有一个条件是城市化，一个社会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没有一半人住进城里来是没有用的；还有易被忽略的一点则是工人通过工会、工人运动取得工资的增加，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其购买能力，培育了耐用消费品市场。当前的中国和美国二三十年代的情况差不多，市场疲软、内需不足，似乎只有靠出口。其实面临的问题就是现有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不适合这个转型时代。

　　孙教授的“第二轮”发言，进一步“点燃”了会场的气氛，郭家学评价道：孙教授把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研究透了，对中国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有很好的参照作用。现在的宏观调控，调控的都是煤、电、油等生产资料，在消费品体系内依然是内需不足。除了以粮食为主导的消费品，其它的譬如彩电等家电产品基本上都在走平稳或者降价这条道。

　　我认为现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主要是消费引导不足的问题，而不是通胀的问题。引导不足就是社保体系未能建立起来，人们对未来经济没有信心。人们不敢大胆消费，通货紧缩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持续得不到解决。

　　高天乐补充道：在现在的背景下讲和谐社会，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另外，我觉得教育、培训也很重要。没有教育、培训这个环节，庞大的人口就不能转化成劳动力。很多大学生，作为学校教育的产品，差异化非常小，跟市场的需求对接不上。一方面是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想要的人才。很多农民工涌入城市，但是没有技能，没法满足市场的需要。譬如保姆，未经培训，满足不了家庭的需求，所以工资很低，随时都可以被替换。

　　牛文文：

　　商人为社会创造的东西需要总结

　　我们大家今天都很受启发。讲到和谐社会，我个人的体会是中国人的年代感、历史感不强。我现在越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上个世纪美国二三十年代的光景。很多商业现象都类似于那个年代。但是中国研究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很多都是从执政、发展的立场来看，从本土看本土。我想说说福特和通用两个企业。他们建立了很多对商业对社会很有用的东西。福特主义倡导大批量生产，直接后果是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很多倍，培育了一个具有较强购买力的消费群体。还有大公司保守主义，这是通用汽车奉行的哲学。在美国社会，大公司是社会的主流形态，一定要把公司做大，一个大公司对一些价值的坚守是美国整个社会价值观最坚强的支撑。(编者注：在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哲学理论当中，企业不过是一个具体的特殊的COMMUNITY，是整个社会当中众多的COMMUNITY中的一种。所以企业维护的一些价值观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一致的。后面王文京对企业、商业的理解也是按这个思路走的。)所以，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商业、企业家塑造的。我们中国似乎还没有学者来总结中国商人所创造的东西，这是一个缺憾。

　　王文京：

　　商业活动与社会进步并不矛盾

　　我想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家，其实都希望社会环境是一个和谐的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个提法没错，但是一定不要把它狭隘地理解。我认为只要是企业依法经营，做得越强越大，就是对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贡献。道理很简单，企业发展得越大越强，现在我们感觉到压力很大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缓解。企业发展好了多交税，政府有更多的税收，很多社会问题就可以去安排，去解决。企业发展大了，也有资源来做培训，提高人的素质。所以我觉得发展经济一定是第一要务，企业强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础力量。

　　有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一个概念上的误区，以为做企业就是商业，商业就是盈利，它跟社会的发展，跟社会事业是矛盾的。商业跟社会进步好像不是一致的。我做了十几年的企业，我认为企业就是采取商业这种形式从事一种社会活动，对社会有益的活动。为什么用商业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相对来讲有利于社会进步。所以它和社会进步发展一点也不冲突，完全是一致的；而且从历史上来看，一个社会里创造最大社会价值的企业，它在商业上也一定是极其成功的。

　　作为经济学家，王诚对企业与企业家理论的介绍，为在座的企业家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熊彼特提出企业就是创新的存在，就是承担社会创新的责任，这样企业才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企业家如果完全追求金钱可能就不会搞企业，很多企业家是出于热情，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有时候甚至可能是非常小孩气地冲动，觉得这个事情有挑战性就干了。

　　张文中：

　　不要一说和谐社会就要杀富济贫

　　中国现在仍处于中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水平。如果过于强调企业对社会方方面面的责任，其实我们真的是扛不动。比如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今年已经很高了，占GDP的20%左右。15年前是10%多一点。GDP这些年的增长没有超过10%，但是税收一直是20%左右的增长。企业长期承受这样的税负水平，是难以持续的。

　　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发展依然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国的未来，没有发展甚至眼前的日子都很难捱下去。不要简单地把构建和谐社会归结为消除贫富差距问题，其实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关系协调。贫富差别在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经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不是富人太多，不是中产阶级太多，而是穷人太多了，这是一个最大的现实。穷人太多，所以我们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去衡量这个社会的差别的时候，都会显得较大。大家都觉得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富人，做一点国际比较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多少。我们假定那些排行榜是准确的，中国最富的人大概是10亿多美金，前100个富豪加起来还比不上巴菲特一个人，美国的第三名。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前30名富豪与俄罗斯前30名富豪比还有巨大的差距——尽管俄罗斯总体财富不一定比中国多多少。再和印度比，印度最富的人比中国最富的人富得多。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格局的存在。中国今后发展的政策应该怎样制定？这次政协会议小组讨论，萧灼基委员说要促贫发展；对于中间阶层要鼓励他们发展；同时要采取措施保富，既要有一些调节手段，又要保护富人，不要一说和谐社会就要杀富济贫。

　　刚才王教授提到熊彼特创业理论，现在我觉得中国尤其要大力弘扬创业精神。十六大讲要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竞相涌流、竞相迸发。这个词用得非常好。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

　　刘东华：

　　不要经常迷路

　　因为最后的解决方案不管是社保还是什么，都需要有足够的社会财富，没有财富你什么也做不到。而现在我们过早地提和谐社会或者是过早地把主要矛盾转移，可能导致创造生产力的火车头开始放慢了，财富创造的进程放缓了，这样你解决一切矛盾的条件就越来越差了。我听了专家的讲话以后特别开窍，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创造的知识已经太多了，重要的是当权者，由他们做出判断、采取行动，用他们的判断来支配社会资源，作为决策者不能经常迷路——觉得你说的有理，他说的也有理。

　　王林森也是第一次参加《中国企业家》的沙龙，作为官员，他谦虚地自称为听众，但是他的归纳简单而扼要：问题最后似乎又回到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我就简单地从这两个层面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吧：企业家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又为企业家更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