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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本报记者 李磊
上海报道
2005年，是浙江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开始：全省780万的从农产业人口，在农业生产上实现“零赋税”的千年梦想。而在宁波、杭州等地，2004年就开始免交、缓交农业税。
1月7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20多年改革开放，浙江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全面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有条件全面施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战略。
一位与会的统计局官员分析说，2004年全省从农产业人口的人均纯收入过6000元，实际增长近7%，总收入已连续19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所以，免农业税，在浙江应该叫做锦上添花，而不能算做雪中送炭。”
五年曲折路
锦上添花的初衷，其实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
当年3月，全国农村开展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而上虞市等5县市、区被选为浙江税费改革的试点单位。此前，作为配套改革的政策，屠宰税已经在税费改革地区取消。
浙江改革从一开始就有着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稳定农业税负担，这样，避免重新丈量土地、重新核定农业税计税土地、计税产量、民主评议税负水平等工作，也就避免产生新的矛盾；二是稳定村民承担村级开支的负担水平，不开征农业税附加，以向村民征收村公益事业资金的方式解决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
2001年，浙江停征25个欠发达县的农业特产税，开全国之先河；次年，又全面停征农业特产税，并对361个欠发达乡镇停征农业税。
期间的2001年底，时任浙江财政厅厅长兼省地税局长的翁礼华，还结合了试点市县的改革经验草拟出了《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建议在2002年把浙江的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农业特产税等统统取消。
浙江省农办的经济发展处处长童屏雄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2002年1月26日的省两会，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黄祖辉等三名省政协委员，向大会递交了一份‘建议浙江全省暂停征收农业税’的提案。”
黄等人当时力陈三点理由：一是“现行农业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田亩零起点计征，同时隐含着对农民自产自用农产品的征税，这些都与税赋本质不吻合”；二是浙江农业税总量只占全省税收的1%，且征收成本高，难度大，停征农业税，还有助于提升农业竞争力和与国际接轨，符合WTO规则；三是体现“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的实质，在中国有历史意义。
一些人在财税系统专业报刊对这一论调进行了批驳。
而当年5月底，黄等人收到了浙江省相关部门对其提案的书面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一个税种的开征、停征，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无权决定。”
更早些时候，翁礼华的方案也没有得到省里的批准。“后来又拿出了第二方案：先废除农特税、村提留、乡统筹等税费，到2004年或2005年再取消农业税。”
第二方案先后在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上通过，并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国家税改办。
翁回忆，“2002年全国两会，我们也借机向中央领导反映了浙江想自主农村税费改革的情况，并突出了给农民减负。”
在国家税改办一位副主任到浙江调研后，双方协调在提法上更委婉一些。2002年6月，方案最终获国务院领导签署；7月，浙江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特税、村提留、乡统筹等税费均被废除。
而当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浙江锦上添花式的主动也变得名正言顺起来。
以财政实力为保障
某学者在就农业税将在全国范围取消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评论：公共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其引发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甚至更多。“对于相当部分的省区而言，这项改革将明确造成一些预计中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根本不能动摇改革的正当性，但改革者必须有着清晰的判断。”
换用浙江农办副主任顾益康的话来说，取消农业税，政府既要“有心”又要“有钱”——“有心无钱难以兑现。历史上的黄宗曦定律就是这么来的。”
浙江省财政厅调研处蒋晓波处长表示，减免农业税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乡镇债务问题。而另据媒体报道，即便是在浙江这样的沿海经济强省，由于体制原因，政绩压力之下的乡镇政府也是重重负债。报道中的说法是，“全省不会少于15个亿，而隐性债务还没有计算。”
再有一个就是就是农村教育债务问题凸显：以前都是乡村两级办学，一部分来源于财政拨款，一部分从农民征收。一浙江的基层干部就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前些年全市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修缮校舍、购置硬件设施等等都是向银行贷款的，现在用什么地方的钱来还是个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浙江省解决因税费改革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
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把所有69个市、县划分为五类，按不同比例支付。对24个经济欠发达的市、县市和4个海岛市、县市，由省财政全额支付；而对宁波等7个经济发达市和7个经济发达县市，完全由地方自行解决。中央、省市或县三级财政转移支付总额为16.75亿元，相当于农村税费改革引起的政策内短收的全额。
前述学者以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税费改革配合以机构改革。既减少乡镇机关人浮于事的状况，也是建立起长效机制、根绝黄宗曦定律的一个胜负手。“浙江，没有理由不再一次走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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