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范利祥
安徽涡阳报道
“打破原有村级规划，3000人组成一个大村，根据村子规模大小，配备不同数量的村干部。”张群对记者说，“这样村干部就精简了不少。”
全国两会之前，在通往县城坎坷不平的马路上，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党委书记张群，正要赶去县政府参加一个有关村级规划工作会议。
最近，类似的会议在涡阳一个接着一个。“会议比以前骤然增多，气氛也比以前更为紧张。”涡阳县一位镇长说。
这源于一场即将在安徽全省掀起的免征农业税的农村税费改革。在今年安徽省“两会”上，省长王金山宣布了这个令全省沸腾的消息。
涡阳县也随之行动起来，加快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部署。但对于这个农业大县来说，要想扛起这个重担，又谈何容易！
新兴困局
新兴镇于1992年在全国最早开始施行农村税费改革，当时从安徽省到中央都没有相关的规定，新兴的改革一直低调潜行，
1990年到1992年，新兴镇各村人均负担平均170元左右，而当时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600元。
1992年12月20日，镇人民政府宣布从1993年起，全镇实行“土地承包税费征收制度”——税(费)提留金额承包，农民每亩承包地全年上交30元(夏秋各半)；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改革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农民开始按合同自觉上交税费，干群关系也开始融洽。
但是，当时新兴镇的税收基本上全靠农业税。从1994年开始，新兴乡级财政收入大幅缩水，而配套改革尤其是乡镇机构的精简，并没有同时进行。“僧还是那么多，但粥少了，大家的意见还是挺大的。”
尽管2000年税费改革在安徽全省得到推行，但机构精简工作仍缓步难行。改革之前，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在内，新兴靠财政供养的人员多达170多人，现在仍有148人。“光工资每月就得支出10万元左右。”张群说。
镇政府运转经费筹集也相当困难。2004年，涡阳县给新兴的地税任务是一年40万，由于任务没有完成，每月1.5万元的办公经费县没有及时发放，“每个月只拨给5000元”。
这次安徽取消农业税，让张群感觉到压力巨大。之前，农业税占镇财政收入的75%左右。去年镇财政总收入425万，其中农业税300多万。镇里只有一个水泥预制厂和一个木材加工厂，但效益都不理想，新兴并没有更好的税源。
债务涡阳
2004年6月，张群组织进行了一次镇财务清理。结果显示，目前新兴债务400多万，其中有300多万是他来到新兴之前形成的。
镇政府宣传栏张贴的《新兴镇2004年6月镇直单位、村及个人往来借款一览表》显示，其中不少款项是新兴1992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因财政困难借债形成。
而新兴镇只是涡阳县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
去年安徽省在实施“省直管县”时，曾组织全省县级财政开展了一次财务清理。涡阳的清理结果令人吃惊：全县整体债务9.1亿元之巨！其中，县级债务达4.6亿；乡镇一级债务达3.2亿；村一级债务达1.3亿。
涡阳县财政局局长牛淼介绍，这些债务都是历史上形成的。比如在乡镇这一块，“历史上财权、事权不清晰，乡政府是有限财力，无限责任。”“承担社会管理、公共管理等职能，就决定了乡镇这一级要背很多包袱，但他们却没有任何财权。”“这些事情要乡镇去做，但上级财政却不给相应的补助。”
涡阳县税源并不充足。牛淼表示，涡阳财政收入的老结构是“酒肉化”(酒厂、肉联厂、化肥厂)。
以前，当地的大型白酒企业双轮集团承担着涡阳县地方税收的重任。在1997年，双轮集团最为辉煌的时候，曾上缴1个多亿税收，其中地税5000多万，占涡阳县级地方税收的1／3。
但这家白酒企业在国家开始征收5%白酒税后业绩下滑，其所交纳的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小。2004年，双轮集团仅仅上缴地税1117万，只占涡阳县级财政收入的1／10左右。
另外两块税收来源情况也不乐观。涡阳县肉联厂、化肥厂经营都相当困难。
牛淼说，涡阳正为培植新的税源，尤其是工业性税收殚精竭虑。目前，一个新型税收结构基本上已经形成：“酒(酒厂)肉(肉联厂)化(化肥厂、精细化工)机(涡阳县专业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康达集团)”。
“但前景如何，还无法定论。”牛淼说。
突破彷徨
涡阳县财政局副局长王锐告诉记者，以往，涡阳县财政收入靠三大块：农业税、工商税、非税收入。去年，涡阳县财政收入为2.2亿，其中地方纯收入1.6亿。农业税收入达8160万元。
王锐介绍，涡阳的财政开支一年总体能达到4个多亿。其中，光工资每年的开支就达3个亿。余下的1个亿开支，保持乡镇运转要5000多万；各单位应急工作，比如征兵、反腐倡廉工作等，要2000多万；“一退三补”要2600多万(退农业税灾减款820万；粮食直接补贴1460万、粮种补贴300万、农机补贴20万)。这样算下来，用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的不到400万。
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搞得红火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涡阳还没有正式开始推行。牛淼无奈地说，如果要搞的话，涡阳县有115万农民，即使按照中央、省、县财政的配比规定，县级财政也是非常窘迫。
不过，王锐说，为了改变这种境况，涡阳县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机构精简工作。
其中，大规模的乡村合并工作即将开始启动。即把原来的700多个村，并成400个村左右。乡镇干部从原来的4000多名，可以缩减到2000多名。
2002年4月，中央曾提出，农村义务教育要实现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两个重大转变。
“根据涡阳的现状，根本没这个财力。”王锐说，涡阳每年都是举债发农村教师的工资。
涡阳县政府一位官员则表示，县级政府在全县范围内调度资金，这种办法在短时间对解决教师工资的发放会有作用，但时间长了县级财政也不堪承受，有被拖垮的可能。
王锐认为，要解决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城乡分割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中央财政，更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王锐还注意到，截止到去年低，涡阳县银行存款达到了40亿，为历史上最高水平。但现在各商业银行的权力已经收到中心支行，县支行基本上只有存款义务，没有贷款义务，缺乏存贷资金的调度能力。
这样一个现状造成的结果是，“县级存款”被用到大城市的发展建设，而县本身真正用的却很少。
“存贷款的分配不公，造成了小城市的隐形负担。”王锐直言不讳地说，缺乏贷款资金的支持，老是“隐形”吃亏，全国千千万万个像涡阳这样的小城市都存在着同样的发展困难。
马晓东最后对本报记者说，不仅要为农民减负，还要为县级、乡级财政减负，这样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的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农民负担才不会出现反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