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嬗变
——一个皖北乡村的悄然变迁
本报记者 范利祥
安徽报道
司德利敲开杨俊贵家那扇红漆漆的大门，灿烂的阳光跟着扑进来。
“我想承包两百亩地，你看咋办？”他拎着两瓶白酒，满面笑容。
杨俊贵疑惑地上下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这不是司李赵生产队队长司洪恩的四子吗？一阵寒暄之后，杨带着司德利一家一户去拜访村民，尤其是那些男劳力在外打工的家庭。
这是2004年的最后一天，积雪尚未消融。司德利的归来，使得这个宁静的村庄顿时沸腾起来。
“回家，种地去！”
十年前，司德利不顾亲戚邻居的“劝说”，抛下家中的四亩地，毅然只身来到上海。十年后归来的司德利，因他的“大胆”想法，成为了村中的“新闻人物”。
司洪恩很为儿子的举动感到兴奋。不爱喝酒的他这次破例多喝了两杯。“要是以前，说啥我也不会让这孩子包那么多地。”
67岁的老司深感最近几年来发生在农民身上的变化。“上交的钱是越来越少了。”他说。而更让他感慨不已的是，通过自家那台80元买来的黑白电视，他知道“今年省里要取消农业税了”。
谈起农村税费改革，老司说，在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各种费用是多如牛毛，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每人每年要200多元。
“可别小看这200多块！俺家有8口人，以前光这个费用每年就得拿出一千五六！”老司掰着粗糙的手指头算着细帐，“啥名目都有，什么乡统筹村提留、特产税、农业税、屠宰税、教育(集资)费… …真是五花八门！”
2000年以后，安徽正式在全省推广农村税费改革。几年来，司洪恩上交的“税费”也逐步减少为去年的20多元。
“现在取消农业税，种粮食有盼头了。”司德利接过话茬。“更主要的还是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了，不仅不要啥费用了，还‘倒贴’(直补)给咱每亩几块钱呢！”他咂咂嘴说。
尽管八字还没有一撇，但蓝图已经在司德利心中酝酿。“我要搞规模化经营。只有搞大规模生产，种地才能有出息。”司德利说，他准备找到市里的烟草公司，与他们签定供销合同，“发展定单农业”。
他还有一个想法，在镇里注册一个私营粮食购销企业，“收购粮食，然后再卖给一些面粉加工厂”。“现在粮食价格放开了，粮贩子也能‘出头露面’了。”
不过，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他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李庄的李龙飞也从广州回来了，他跟司德利的“点子想到一起了”。最后他们选择了合伙承包。“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司德利说。
真正棘手的难题是，司李赵生产队的不少村民不愿意把地租给司德利。“有的农民干脆自己种地，然后等农忙时再回来。”而且，司李赵生产队人均耕地占有量太小，每人1.3亩地，“地块比较分散，组织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司德利找到了杨俊贵，希望能帮他“到农户家里通融通融”。
“村干部都走光了！”
杨俊贵是杨岗行政村村委书记。这是位于安徽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市——阜阳市所辖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包括司李赵在内，该村共管辖5个生产队，人口将近1000。
现在的杨俊贵感觉到有些孤独。最近几年来，那些村干部一个个要么“辞职”下海，要么遭解聘。而按照上级(十河镇政府)的要求，到今年三月底，估计每个村只能留两至三名村干部。
村委会主任司德科也有同感。“村里工作主要有两大块：收税、抓计划生育。”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村干部工作极为繁重，尤其是在收税时，“走村串户”，“耗时费力”。
那个时候，乡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极为恶化。一位赵姓老人向记者回忆，“严重的时候，有的村民甚至拎着菜刀追着村干部砍！”
一位被辞退的村干部透露，那个时候镇里经常给村里下一些税收和计划生育任务，于是有些村就趁机“搭车”收取一些说不出名目的“费用”，截留在村级财政，形成“基层小金库”。随后，这些钱就“被以各种形式花光了”。
杨岗村在最为“鼎盛”时候，曾有20多个村干部，“就这人手还不够，还招了一些临时干部下乡收税。”但随着一场场静悄悄的革命，杨岗村陷入了人满为患的窘迫境地。
“各种税收取消后，基层普遍存在着僧多粥少的局面。”尤其是农业税取消后，这些村干部再也找不出什么收费的名目来，其“工作量”和村级收入，也大大减少。
于是，杨俊贵上任后，祭起了精简机构的大旗。目前，除去生产队队长，杨岗村只有7名村干部。
“除了抓计划生育，基本上也没啥活干了，留在这里也没多大意思。”一位村干部说，他不久前刚离开村委，准备到广州打工。
但村干部的减少有时也会使村里的工作措手不及。前年的“非典”，着实让这个平淡无奇的小村喧嚣了一阵子。
由于当地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他们只有靠人力来阻止这场飞来之祸。村里召开紧急会议，把全村村民紧急编制成“临时民兵”，在通往村里的每个关卡路口，昼夜驻守，阻止外来人群入村。
“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往往会防不胜防地侵入基层，如果村干部都解散了，谁来弄这些工作？”一位村干部这样反问记者。
新“工作计划”
通往司庄的那条马路破烂不堪，“下起雨来更是寸步难行”。这是司洪恩最为难过的地方。
“以前修马路的时候，各家各户要么出人，要么出钱(钱归村集体资产)，所以修一条马路往往很顺当。”
但现在农村税改后，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司洪恩为这条马路多次召集村民开会，都是没有结果。“村民不愿意修，你也没办法，更不能像以前那样强行要求他们修。”
取消农业税相当于断了乡镇政府的财源。照目前来看，光村委会正常运转就已经相当困难。村民不出钱修路，财政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让杨俊贵感觉工作并不轻松。
与大多数村一样，杨岗村基本上没有什么集体资产，也没有什么村办企业。村里唯一的集体资产——村北的那个小土窑，8年前就被关闭了。
还有更多的麻烦困扰着杨俊贵。杨岗村盖的小学，占用了部分农民的耕地，当时双方约定，占用耕地的补偿费抵消农民的各种农业税费。由于以前种地不挣钱，农民也懒得计较太多，耕地被占用后就出去打工了。但现在国家不再收取任何农业税了，一些农民纷纷回来要地。
这令杨俊贵感觉到非常棘手。给农民地，又不能把学校给扒了；给他们新的补偿，村里又没有钱。这些“新债”逼得杨俊贵愁眉苦脸。
“单说村干部工资这一块，农业税取消后，村里资金已经是捉襟见肘，光靠上面的补助(转移支付)肯定不行。”
但司德利的到来，让杨俊贵眼前突然一亮：何不把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招安”回来，鼓励他们在村里创业？
“要发展，还是要靠自己。”杨俊贵坦然承认，这种意识是最近才萌生的。“以前农业税费很多的时候，工作又多又杂，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个问题。”
杨岗村盛产烟草、山芋、小麦等。“这里不是没有资源，但不知道力用在哪里，工作很被动。”“东西种出来了，卖给谁？怎么卖？以前都无暇顾及。”
“农民种东西卖不出去，或者卖不了好价钱，他当然不愿意种地了。”司洪恩说，经济型农作物更是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农民不会种，误打误撞，肯定会连老本也赔进去。”
以前，司庄曾有不少农户种植了一个叫“桔梗”的中药材，但后来找不到买家，全部烂在地里，“哭都哭不出来”。
杨俊贵已经厌烦了这种被动的工作状态。今年年初，他给自己制定了两个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工作计划”：第一，找到那些在外地干得稍有声色的村民，让他们为村里的发展献计献策，吸引他们回来创业；第二，组织一批农村经纪人，先为农产品找“婆家”，然后再连片生产。
“虽然种地有奔头了，但外出的农民还是很多。”司洪恩说。
其原因是，虽然现在农业税取消了，但目前化肥的价格也一涨再涨，“一袋要比以前贵几十元”，“农民的投入成本加大了，甚至超过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实惠”。所以，他们只有再度背井离乡，走向打工的路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