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于 南
北京报道
从目前已经提交的提案来看，“三农”问题仍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热点。
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开幕，今年政协的“一号提案”是由致公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加快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农业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财政部还将联合举行“三农”问题新闻发布会。
回顾2004年，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的试点。一年以后，截止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全国已有江西等26个省、区、市宣布全面免征农业税，7.3亿农民告别了上千年的“皇粮国税”。
而下一个问题是，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改革向何处去？取消农业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何在？
农业税的前世今生
从农业税的历史来看，即将全面取消的农业税制是1958年税制改革时建立的。针对从事农业生产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常年产量或实际收入所征收的税，是对总收益额征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
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步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的41%下降到去年不到1%，充其量不会超过两百个亿，而去年的财政收入为26000多个亿。
取消农业税，反哺农业，作为我国总体经济战略性的一次大调整，也是水到渠成。
对于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千年梦想成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认为，这对我国的经济政治都将产生影响，“首先，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了，如果全部免除，农民每年可以减少负担600多亿元；其次，对更大幅度地推行村民自治也很有好处，因为干部手里掌握的征收税费权力容易腐蚀权力，加大民主选举的困难。”
“取消农业税有利于社会稳定，推进下一步改革。这也符合这一届政府诉求‘和谐社会’的目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说。
他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从改革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也成为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但是近年来，“三农”问题的解决停滞不前，农民没有从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红利，所以此次政府提出要取消农业税，虽然对中央整体财政的影响不大，但对于埋头种地的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这将赢得农民对下一步改革的支持。
安徽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则认为，此次取消农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掀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一位参与起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专家也表示：进入2005年，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已经从税费改革的“单兵作战”进入到乡镇机构、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以上层建筑为主的综合配套改革的阶段，目的是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中国农村的结构变革和社会转型。
反哺时代的标志
“取消农业税，一方面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马晓河所长对记者说，“这标志着从制度上打破了由税费制度造就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据有关方面测算，建国后50多年，我国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1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在工业化初期，农业税对工业化财力的积累居功至伟。
此外，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三十年间，通过“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虽然贡献巨大，但农村、农民、农业的现状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9422元。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在其基本没有医疗、社保的条件下的收入。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农民住院例均费用达2236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住院，他全年的收入可能大都要花在医疗费用上。
为此，新一届政府特别重视解决“三农”问题。
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马晓河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初期，由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哺育工业，进入工业化中期就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去年我国GDP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达到了2.6万亿元人民币，农业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下降至不到4%，完全具备取消农业税的条件。”
“实际上，从去年的一号文件开始，中央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马晓河说。“对于减免税费，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从2001年的80亿元增加到去年的510亿元，今年肯定还将增加。”
新难题：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在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能看到的一条标语，但是，在义务教育的投入上，中央占2%，省市占11%，县占9%，乡村和农民承担78%，长期以来，农民的贫穷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农村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除了教育，城乡差距的另一个明显表现在公共卫生事业上。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占全国近70%的农村人口，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33%。权威研究机构调查表明，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
在税费改革以前，本来就孱弱的乡镇财政不仅背负着全国几千亿元的债务，还要养活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的乡镇干部，只能依靠“三提、五统”经费和对农民的集资摊派来解决如教育、卫生等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这些本来一直就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取消农业税后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
“取消农业税后，将迫使基层机构进行改革，精简人员，转变职能，但是，计划生育工作、民政工作、‘两基’工作都还需要人去做，钱从哪里来？”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党委副书记欧阳菊生担心，从中央到省里的转移支付能否保证这些工作的完成，何况还有镇里干部和“七所八站”共50多口人。
吉林省公主岭市农委主任刘明富告诉记者，去年免征农业税后，全市减少农业税收入9226万元，中央财政直接转移支付到县(市)财政7500万，为了保证乡镇政府的运转和农村公共事业的建设和服务，市里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撤并掉了9个乡镇，减少了人员开支。
党国英认为，公共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但大量的公共事务同样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处理。乡镇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如何产生，职能如何确定。
马晓河还提出，应当理清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性质，划清责任。像具有外部性的教育和生态保护等工作就应该由中央和省里的专项资金负担，而像比如饮水、道路、能源等纯公共品则可以考虑由社区去提供。
他说，“从长期来看，国家要彻底改革目前城乡二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政策，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以农民为主逐渐变成以各级政府财政为主，让农民在公共物品享用上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国民待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