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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2日)结束的上海市政协会议上，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黄关从在《关于降低上海外向型经济风险的建议》中提出，要更加重视外债的局部风险管理，将外债管理纳入上海市外经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外债安全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是经济安全非常重要的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和南美一些国家出现的金融动荡，都与外债总量和结构失控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此，国家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表示，外债风险不仅是上海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的大问题，控制外债风险要从全国层面来考量。
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副所长、上海WTO研究中心秘书长沈大勇表示，由于美元贷款利率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人民币又有潜在的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企业借外债的呼声很高，这对我国外债管理，以及如何规避外债偿还风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9月底，中国外债余额折合美元2232.73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比2003年年末增加296.39亿美元，上升15.31%。
沈大勇表示，利率和汇率因素是外债规模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目前国际市场美元贷款利率比人民币贷款利率低2~3个百分点，现在市场对人民币又存在升值预期，境内机构和个人于是倾向于增加外币负债而减少外币资产，这就隐藏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国际市场汇率和利率走势发生变化，资金的流向就有可能发生逆转。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戴国强对记者说，加强对隐形外债借贷的监管也很关键。他指出，目前我国外债管理体制中存在不少漏洞，以及对外债管制过严的问题，导致企业合理外债需求难以满足。特别是现行法规未就中小企业怎样向外资金融机构借贷作出明确说明，导致中小企业在法规规定的途径难以借贷，为求生存不得不走迂回道路贷款，出现隐形借贷渠道，部分企业寻求向海外机构或个人借贷的途径。这也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和偿还外债风险。
戴国强表示，由于我国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总类还欠丰富，原本可以通过期货、期权等其他金融市场对冲来减少外债风险，但这些金融手段现在在我国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出可以采取将我国的外汇储备对外放债的方式抵消我国自身外债风险，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具有发展前景、成长性的项目进行放债，抵消我国自身的外债风险，同时借贷出去的资金相对也较有回报保障。
梅新育认为，归根结底我国目前面临有效监控全部债务资金流动与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两项标准的冲突，这表明我国目前储蓄——投资转化机制还不太顺畅，企业很大一部分融资需求还需要通过国外金融市场满足而不是国内金融市场来满足，这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共同问题。
他指出，外债管理不完善一方面表现为无法有效监控全部债务资金流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有某些债务管理措施过分严厉，导致企业合理外债需求难以满足。如某些类型的变相外债还难以有效监管，如以预收货款等形式进入的外债等。
他认为，加强对隐形外债监管，需要改变“宽进严出”的不对称外汇管制，扩大贸易融资等项目的监管。但必须牢记，这些监管措施都是要付出成本的，所以要想通过加强监管彻底消除外债风险是不可能的。
梅新育指出，中央外汇管理部门需要高度重视健全外债预警分析系统。外债之所以需要预警，无非是因为这几点：外债总体水平过高超过支付能力；外债期限、币种结构不合理，在国际金融市场面临重大利率和汇率变动时将急剧放大企业负债……健全外债预警分析系统归根结底就是围绕以上几点做文章。
他表示，国际上目前已经开发出了多种金融危机风险预警模型，但没有任何一种模型能够完全适用，那样的模型现在没有，永远也不可能有，只能参照使用。在合理设定企业借用各类外债的基本条件方面，无非是企业进出口和境外投资规模等，但这种对企业借用外债预先设定门槛的方式将来也应当有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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