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稳定预期 还一个富庶社会

　　2000年8月27日《南方周末》发表余卫国先生的文章，对北京老知青重返山西大宁的遭遇发表了评论。当年老乡的种种行为让北京知青们伤心。老乡们骗他们的生产资料，骗他们的金钱，最终使他们的希望破灭。更大的背景是，这个解放前还是“小金殿”的大宁县，已经沦为全国“特困县”。

　　还有一个故事。1995年，一批福建偷渡客每人向蛇头交了三万美金，乘美国“金色 冒险号”踏上冒险之路。船在美国海滩上搁浅了，三万美金泡汤了。一位西方人听了此事后大惑不解：“三万美金啊，上帝！这么富有不去加勒比度假，却挤在臭船上去美国做苦工。这些中国人是怎么想的！”评论这件事的中国作者，笑这位西方人的困惑是因为无法逾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青年报，1998，7，5)

　　两个故事暗含着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什么是一个好社会？一个社会如何让自己的人民致富？从亚当.斯密开始，这个问题就开始进入学者的书斋，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真正走出书斋，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官员对如何建立一个富裕的社会有一个清楚的、易把握的说法。理论家的说法我们听得多了--有人讲所有制，还有人讲效率，而所谓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学者讲人性的张扬--这些书斋里养育的理论果实未能真正给大众提供理性和智慧的营养。

　　好社会是能够让社会成员产生稳定预期的社会。社会给人们一个稳定预期，人们将造就一个富庶社会。把这个说法换成成大众语言，就是说，如果人们做了努力，社会就给予回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并将是一个富庶社会；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联越强，这个社会将越加富庶。

　　像在山西大宁那样的山村，我是熟悉的。欺骗并不是那里农民的本性。他们不会去欺骗自己的乡亲，而几乎必然要欺骗北京知青。北京知青的重返以及对农民的援助，如同20年前他们第一次到那里“插队”一样，在农民看来，是一种一次性的、偶然的而非反复发生的事件，因而是不可理解的事件。于是，农民不相信他们；并以为欺骗他们决不会受到惩罚。现实教农民去这样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承包到了土地，农民预期到努力种地就会多打粮食，于是，农民粮食多了，国家粮食也多了。但是，超出种地这个范围，几乎一切不尽人意：莫名其妙的摊派罚款，云谲波诡的粮食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不肯支付工资的城市包工头，拥有豪宅名车的官员，更有承接不完的“致富计划”，令人望而生畏的子女教育费用，高得离谱的医疗价格，这一切的一切，都超出了农民可预期、可理解的范围；农民有的是无尽的迷惘，无尽的困惑。这是一种不由农民出牌的游戏，一种最终没有人能赢的游戏。在这种背景之下，欺骗和投机不失为农民最好的选择。当然，由此产生不了富庶社会。

　　第二个故事中西方人的感叹之所以不足为训，并非因为他不理解什么东西文化的差异，而是因为他不理解制度差异对人们行为的影响。95年正是中国发生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时期，一部分家庭对自己的经济前景严重担忧，人们宁愿冒一时的风险而求得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当然他们低估了异国发展的难处)。进一步说到现在，如果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能勒紧裤带储蓄而不去增加消费以致让政府发愁如何开拓市场么？如果有投资安全保障和分散金融风险方面的健全制度，我们能有乡村高利贷和城市低利率同时并存的奇怪现象么？我们的股市能变成大股东掠夺散户投资者的“铰肉机”么？

　　传统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在努力与报酬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所以成为长期停滞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会因为出生的随机性，而使一生命运迥然不同。如果刘姥姥生的孩子注定锄禾当日，而贾政的孩子一定轻裘肥马，那也谈不上预期稳定，因为人生投胎完全是一个随机性事件。中国有科举制度，好像穷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发展，但实际上穷人从这个制度获得发展极具偶然性。更为可怕的是，传统中国社会等级关系常常因为政治事件而被颠覆；富人与穷人一样，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中国在不断地、周期性地消灭富人。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由此追溯下去，可以发现中国近代积贫积弱、一蹶不振的病根；也可以发现当今中国那些为富不仁、骄奢淫逸等腐朽现象的根源。

　　当然，任何社会总会有风险，总会发生预期错误。但一个好社会应该尽可能地消除制度造成的风险，至于技术风险以及受心理因素影响的那部分市场风险，就是人们特别是企业家们必须冒的风险。我们越是能减轻不良制度给人们造成的预期不稳定，我们的社会就越有可能走向富裕。

　　诚如余卫国先生之说，从前一茬一茬搞运动，没有办好我们的事情。“今日中国的确不需要急风暴雨，而需要深入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实质是给一切勤劳的人们以稳定的预期，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如何改革并不需要高超的智慧；有效改革的思路不仅包含在我们已有改革成功的经验里，也写在发达国家的一些法律文件里，更写在类似世界贸易组织章程这样的国际协定里。我们需要的只是改革的胆识与前进的勇气。

　　【以下为此文毛坯】

　　给一个稳定(良好)预期 还一个富庶社会(《读者》题目：)

　　比较不同社会制度的好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讲所有制，传统经济学家讲效率，而所谓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学者讲人性的张扬。这些比较标准各有其立论基础，我们且不去论它。这里提供另一种比较视角：好的社会是能够让社会成员产生稳定预期的社会。社会给人们一个稳定的预期，人们将造就一个富庶的社会。

　　1995年，一批福建偷渡客每人向蛇头交了三万美金，乘美国“金色冒险号”踏上冒险之路。船在美国海滩上搁浅了，三万美金丢了。一位西方人大惑不解：“三万美金啊，上帝！这么富有不去加勒比度假，却挤在臭船上去美国做苦工。这些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青年报，1998，7，5)评论这件事的作者笑这位西方人的困惑是因为无法逾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与“文化差异”有何相干！

　　稳定预期与人力资本，与效率，减少不确定性

　　与农业

　　与消费方式，消费能力

　　回到三万美金

　　中国富人醉生梦死，不捐款，而发达国家私人提供一部分公共资源，各种基金会多如牛毛，减少了不公平程度

　　【奴隶社会的预期也是稳定的，为什么不是一个富庶的社会？】【解释：预期稳定包括避免人因为出生的随机性而产生命运的迥然不同。不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如果刘姥姥生的孩子注定锄禾当日，而贾政的孩子一定是轻裘肥马，那也不是预期稳定。因为，这里是两极现象，一方受穷的预期是稳定的，但致富预期极不稳定；而另一方荣华富贵的预期是稳定的，而受穷的概率却小得多--当然这个例子是虚构的，事实上，只有欧洲中世纪才是这样的情形，中国同一时代的社会预期没有什么是稳定，富人与穷人一样，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何稳定预期

　　文章写到这里，由不得向那些有“人文关怀”情结的学者(尽管我很尊敬他们)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一旦不能解释社会生活，就抬出“文化”来，文化成了一个百宝箱。这些学者的愿望无疑是善良的，但不要忘记，“通往地狱的道路是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参考【sen续.txt】

　　欧洲哲人说得好，通往地狱的道路是良好愿望铺成的。不要试图去改造人，建立好社会不是先把人改造好，然后就形成好社会。

　　1999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老知青的扶贫悲歌》(转自南方周末，8-27)，北京老知青1995年回到山西大宁，但当年的老乡的种种行为让他们伤心。老乡们骗他们的生产资料，骗他们的金钱，最终使他们的希望破灭。这个解放前还是“小金殿”的大宁县，已经沦为全国“特困县”。余卫国先生评论说，从前一茬一茬搞运动，现在终于再不敢搞什么运动了。“今日中国确不需要急风暴雨，而需要深入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当然，风险总不可能消除，但应该尽可能的消除制度的风险，至于技术的风险以及受心理因素影响的那部分市场风险，就是企业家必须冒的风险了，这种毛线收入，可能是企业家收入。

　　怎么谈中外等级制度的效果问题？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发现，一个社会的等级差异的稳定，对这个社会稳定获得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任何文明都承认几个等级。在西方，个人成功虽然并不少见，但历史却反复不断地念同一本经，就是说，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创造了一个历史前提--坚固的等级制。他评论说，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中国在周期性地消灭富人，虽然也有等级，但等级极不稳定。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中国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商业文化的积累。因为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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