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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一些经济学家重新提出了20年前美国“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试图通过某些宏观政策的微观化调整来对付通货紧缩。其实，我们当前面对的经济问题要比里根总统时期美国的经济问题复杂得多。供应学派的政策支点主要是两个，一是降低税率，二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管制的纷繁复杂的规章制度。这两个办法对我们当然有用，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很不够的。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背后，主要是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必须让它在市场竞争中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为此要下决心对它撤
去政府垄断保护。目前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处于种种困难之中，而最大的、也是最一般的困难，是私营企业(乃至农村农户)进入市场的成本太高。
近年来声誉鹊起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十分重视市场进入成本的意义。经济发展程度最终可以用劳动生产率高低来衡量，但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有了分工，生产者才可能通过学习而转变为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专家和企业家。分工与市场当然有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但一个基本规则健全的市场始终是分工扩大的制度前提。只要分工在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就会逐步被分工体系吸收，形成资源充分利用的经济结构。所以，一个国家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尽可能减少经济生活中的垄断，降低经营者进入市场的成本。
新兴古典经济学还试图用分工理论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杨小凯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周期和失业有积极的生产力意义。自由市场的景气循环是市场的成功，而不是市场的失败。这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很具有挑战性，但我们还不能据此对我们国家当前的通货紧缩形势喝采。我国的经济体制距离市场经济体制还很远，当前出现的市场萧条和失业，还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市场力量纠正错误经济政策的消极后果。我们的问题是一种结构性缺陷。一方面，国民储蓄率因为社会保障制度落后而难以降低，表现出很强的刚性；另一方面，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储蓄不能转换为高回报的投资。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在体制外运行，使居民储蓄不断增加，旧体制早就无法生存了。解决这种微观结构上的问题，仅仅依靠宏观政策的调整很难奏效。
我们需要作出某种思路上的调整。一方面，利用通货紧缩产生的压力，更快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兼并破产；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改善投资环境，降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造成企业市场进入成本过于高昂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1)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政府垄断行为。改革经过20年，我国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市场竟没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由此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的市场活动成本。(2)某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政府垄断。(3)税费征收不规范。(4)政府有关部门对市场秩序维护不力。(5)外商的不正当竞争以及走私活动的冲击。这几个方面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严重阻碍企业的市场活动能力，甚至使企业根本无法进行市场交易，从而不得不终止市场活动。解决这项问题不外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采取措施。是否愿意采取措施，取决于我们的明智；有了措施后能否真正落实，则取决于我们的行动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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