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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学问要冒一生困顿的风险，而人一旦陷于困顿，是决然作不出好学问的。我所说的学问，已不是指一般的文化知识，而是指专事解释人类社会某一方面的认识体系，没有包括那些所谓解释自然、创造人工物质系统的工具性知识。古代社会的学问是一个浑沌状态，到现代社会，知识体系分化为不同的专业领域，产生了相对独立的所谓人文科学，与其他领域的学问相并列。当今作学问的风险便发生在人文科学领域。
一介寒士是作不出好学问的。且不说作好学问需要有充分的闲暇去读书，去思考，去与同行交流切磋，单单一个恨世道不公的心态，就难免使人变得褊狭小气，客观公正地看问题就难了。作学问需要智慧，但智慧如果没有财富承托，充其量只能产生愤怒的诗人和片面的批判家。“朝扣富儿门，暮随轻马尘”的穷诗人，除了愤怒和悲伤，不会有空灵典雅、逸气纵横的大家风采。贫困的批判家以其辛辣尖刻的文字让人倾倒，甚至洛阳纸贵，但那多是批判家身后之事了。就连这些人的身后成功，也大多是以“片面的真理”立言，不见得能成功地解释世界。
欧洲人似乎很懂得穷人难治学这个道理，于是不大认同穷学者。这种风尚曾逼得老黑格尔撒谎。那时的大学几乎没有稳定的薪水，受聘教授有财产的限制，黑格尔便夸大自己的财产，混进大学谋了个职位。有人曾赞叹拿坡伦重视学者，因为在行军中拿坡伦让学者和驴子走在中间，但是，如果拿坡伦不想着需要学者起草法律，不想着需要学者发明和设计快船去打英国人，学者能享受到与驴子一样的待遇么？
今日时代不同了，但学问这碗饭仍不很好吃。据说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不比公车司机高多少，而这已经算承受了“教育时代”的恩惠。至于说到当代中国，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北京某著名大街上，一家国家级研究机构与一家现代化写字楼遥相对应，你守住两家的大门看，一边大门的出入者面带菜色，神情黯淡，另一边的先生们则面色红润，气宇轩昂。还有好事者算过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说约50岁左右。作学问就是这样，你追我逐，加速耗竭生命，让你临终之时体味到一番滋味在心头！
抱怨政策对学者不公是浅薄之见。政策的力量敌不过市场。学问与一般商品不同，在学问的传播中，学术圈只认谁是“第一”，而公众也受这种学术规范的影响，去捧“第一”，捧“明星”，其他一切人只被看作学舌者。学术圈里没有第二、第三。而物质产品不同，第二台冰箱与第一台冰箱的价值是相同的，所以，经济大世界有巨大的包容性，容得下后来的模仿者。学术之路则是一条窄缝，那个“第一”堵死了后来者的前进道路。为了争第一，学者们去开垦处女地，于是，诸如武大郎的烧饼是什么形态，李自成是否留了胡须等等，都成了研究的题目。这种学问除了孤芳自赏，又能换来几两饭食？当然，“第一”有时是靠媒体捧出来的，但这种现象不是更增加了学术圈混饭吃的艰难么？那些欲争第一的老实人不是更要经受愤懑的煎熬么？
学术圈的荣耀与财富属于那些真的或假的“第一”。笔者敬告那些初出茅庐的后生们，除非祖先已经给你留下了丰厚财产，否则你欲登学术这个象牙之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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