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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小波之死，我才荣幸地读到了王小波的作品。当然，我宁愿他还活着，哪怕我到今天也读不到他的作品。我厕身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特有的“话语”特征不免常常使人感到无聊乏味，于是想读一读小说杂文以解胸中郁闷。也读到一些好的，但鲜有令我爱不释手的作品。忽一日听说有叫王小波的死了，而他的作品恰在他死后风靡于读书界和大学校园。但我没有去找他的书来读，倒不是掏不出几十块钱买书，而是怕读不下去。后来王小波的声名日盛一日，在我读了几篇相关评论后，觉得这个王小波是有点意思。买来他
的书看，两天未能出门，起居饮食的节律发生紊乱，真进入如醉如痴、废寝忘食的境地了。至此心里有了王小波的幽灵，感到自己那点思想让上帝发笑倒不打紧，而要紧的是自己的尾巴会不会被王小波抓住。
与王小波相见恨晚不是我的过错。他自己说，在我们国家，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但这大抵是指尚在人世的作者的作品，作者一旦撒手尘寰，情况就不同了，否则王小波焉能成名？就这样，像我这样的文学外行，要读到一流的作品，而作者又还活在人世，就很难了。让我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出版物中去淘金，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叫做信息搜寻成本太高，是愚蠢行为。
文学界的先生们在一位杰出的作家死后才肯给他一个较为一致的评价，而各种媒体也在这时才肯出来喝采，恐怕很难说是由于“君子为死者讳”，我看国人倒常常肯“为活者讳”。具体到王小波，活着的时候得不到什么赞誉，也怪不得多少意识形态。例如有编辑给他写过谩骂式的退稿信，这种罕见的野蛮与意识形态何干？那么究竟为什么那些杰出作家在死后才能赢得较为一致的赞誉？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人捧一个活人似乎是有条件的。依我观察，一个舞文弄墨的人如果权力在握，或者他好在圈子里张罗事情，也或者他有某种不雅的怪僻，再或者他能讨“知识女性”的喜欢，都会成为被捧的资源。王小波没有这些资源。他没世俗的权力，也没有什么怪僻，而知识女性们则会因为王小波骂了“撒娇打痴”这种知识女性的专用文体，并在他的作品中把知识女性搞得一丝不挂，也便不喜欢他了。当然，知识界的“捧”，还算不上“敬”，其背后是一种利益的考虑，或是受一种“小情调”的驱使。王小波本是值得敬重的人，但一个活着的人受大众敬重在我们国家是不容易的。深究起来，我们似乎喜欢“敬神”，而不乐意“敬人”。如果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抬起来一尊神，我们便去敬它；但要一个人因为人格的和思想的魅力而博取人们的尊敬，特别是博取同行的尊敬，就很难了。我们似乎不是那种崇拜英雄的民族，除非英雄被神化。我们的所谓文化(实际上是官方文化或典籍文化，而非真实的大众文化)总是把英雄加以神化，总是充满一种敬神的道德说教，便使得人们按照神的标准去规范现实中的英雄，于是便找不到英雄了。更由于我们的思想空间和生活空间一样狭窄，容不得那么多的英雄，于是我们益发不习惯崇拜英雄了。久而久之，我们对一切杰出的品格和思想就有了一种冷漠，嫉妒心理由此被放纵，英雄崇拜这种民族之魂便远离我们而去。一个人一旦死去，突然受到赞誉，由惜墨如金到洛阳纸贵，反衬出我们热衷于敬神，而冷漠现实中的英雄。
王小波是一个英雄，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英雄。可以说王小波之早亡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很难容纳活着的人格心理健全的英雄。王小波入不惑之年时，他的思想与作品已经相当成熟，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容纳这样的英雄，他也不至于被心脏病搁倒。任是王小波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媚雅媚俗，一旦他受到拥戴，难免要应酬，要受到首长的关怀，那心脏运行的条件就大不相同了。他没有这样的运气。他的死是我们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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