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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平
冬雨的季节去台北，想看的地方，还是故宫博物院。“龙在故宫”特展已经错过，但稍补遗憾的，却是能在导览小姐指点下，自商鼎汉砖，经唐陶宋玉，一路看到清的青花瓷，见证龙的造型的千年演进历程：殷商彝器龙饰，一副稚拙憨态，有些调皮，却更见天真，全然是童稚的幼龙；隋唐锦帛龙绘，气势威风，傲视天下，足见其为成熟的壮年威龙；乾隆
盛世青花瓷瓶凸现之龙，虽说依旧张牙舞爪，然却须苍视茫，俨然一派老态，分明是再也不堪重负的衰败老龙。龙型的变化递进，难道也是民族心态嬗变的印证？答案似乎渺茫，但海滨城布莱顿乔治四世行宫柱梁上的中国龙，却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英国人幻想的东方龙，已经生出阔大的羽翼，与所有的故宫龙族不再同祖同宗。
龙出华夏非故龙。“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碰上。”吉卜林的诗当然有道理。他说这话的时候，强悍的日不落帝国和老大的满清帝国，早已打过一场硬碰硬的大仗；东方西方终于无法互相回避。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从此也在迭次转变。然而后继的世代，想象和识见却未必超过吉卜林。可以举的例子不少，比如戴维·洛奇的小说里虚构的中国人，到了伦敦形象就大不一样：
三个中国人围在他的座位旁，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张书桌看。他们并不是他所熟悉的西方化的香港人——穿着美式套装，手拿高级照相机，而是真正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他们穿着颜色单调、条纹粗糙的宽大制服，而且扎着腰带。
让他感到后颈上的汗毛刺痛(就像被一个过路的魔鬼碰了一下)的是他们的认真态度。
这态度使人想起祈祷而非密谋，由于难以理解，因而更加让人感到恐惧。如果他们是在等他，但是他们为什么背对着他、弯腰低头、双手背在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空空的桌子看个不停？他们似乎是在为自己所作的一件坏事做虚情假意的忏悔。
洛奇教授小说成于1960年代中期，那是中英虽非敌国，但却隔膜依然。故事里英国人见到中国人心中惶惑，当非骇怕对方的奇异装束，而是因为没法相信这些陌生的访客，大老远跑到伦敦看大英博物馆，竟会神情严肃地寻找马克思的专座。《资本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英国人过去不懂，如今恐怕更搞不清楚。也许是吉卜林的心态还在兴风作浪：东方人就是“怪诞，不可理解”。
异族互不理解，双方在各自想象中，形象因成见而产生变异，其实并不奇怪。心态最难把握。中国史家研究郑和，少有将之比于哥伦布，他们更想信任史实记载；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指挥官加文·孟席斯迷恋郑和，却断言他比哥伦布还伟大。
想做中国生意的版权代理人，把席孟斯的《1421》放在我面前，却根本不提写书人并无阅读中文能力；那年春天皇家地理学会年会举行，作者当场自爆独家新闻；可正式应邀赴会的学者名单上面，并不能看到他的尊姓大名：租用报告厅的千余镑开支，全出自他个人腰包，听众也是由他出面招揽而来。那本副题“中国发现美洲那一年”的奇书，我自己兴趣不大，但听说英美两国以外，还有八个国家买下版权。威廉·莫罗公司在美国发售此书，说是首版印刷十万；而北京一家出版社，前些日子出中文版时，好像还搬来作者造了不小的声势。
郑和到了英国就要取代哥伦布，像不像龙飞到布莱顿就会长出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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