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利息税调低与百姓生活

　　本报记者 冯蕾

　　高培勇：1959年1月出生，天津市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经济系主任；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二十余所高等学校特聘或兼职教授。学术专长为财政经济学、财政税收政策分析。

　　记者：国务院日前决定，自今年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现行的20%调减为5%。7月23日，利息税调整政策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站稳4200点大关。对于利息调低及央行加息两大紧缩政策，市场的表现让人兴奋。

　　高培勇：百姓对

宏观调控举措、对未来经济走势有明确的预期，应该说，大家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心中有底了，预期比较清晰了，所以能理性地、合理地安排未来的投资。一方面，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的紧缩举措是分流股市资金的，但另一方面，两个政策出台也相当于给人们吃了“定心丸”，人们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更加明确。

　　记者：利息税调低后对普通百姓而言无疑是个利好。

　　高培勇：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对所有人可能都是个利好消息。央行加息与降低利息税两项政策合并出台，着眼点当然是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偏热转向过热。经济运行平稳了，大家的生活才会更好。这是大的方面的利好。从客观上看，在银行储蓄存款人中，中低收入者占到了绝大比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就其所涉及的存款人数计，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显然是纳税主体。而且，与高收入者的储蓄目的有所不同，中低收入者储蓄的目的，主要是应付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基本民生项目的需要。对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中低收入者手中的存款利息所得征税，基本民生项目显然是主要的税负归宿。照此推论，利息税的调整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无疑是一个利好举措。

　　深一层看，利息税作为直接税，是老百姓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一种税。而间接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落实到个人头上到底有多少？老百姓可能难以计算清楚。而且，列入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一共有11个：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在这11个征税项目中，为何唯独选择调整利息税？无非是缘于利息税的特殊性质——人们对于利息税的敏感程度高于其他征税项目。对于利息税，大家可以一目了然，比如100元利息所得过去征收20元利息税，现在只征收5元。

　　记者：在2006年政府取得的总额为37636亿元的税收收入中，来自利息税的收入不过459亿元，占比不足1.2%。将利息税调至5%，这一收入将降至110亿元左右。事实上，相比我国税收总收入，利息税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为何要保留5%的利息税率而不完全取消？

　　高培勇：免税，是要有选择的。是否取消利息税，要分析其他税种减扣的比较效应。一种虽未经明晰论证但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说法是，20%的高收入者持有银行系统80%的存款，或者，80%的中低收入者只持有银行系统20%的存款。从存款账户数讲，调减利息税税率有利于维护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从存款规模讲，则有益于那些20%的高收入者。

　　税收有两极，一头连着纳税人，另一头则连着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利息税就是这样的两极连接体。从1999年恢复征收利息税的那一天起，其收入就被定向用于对中低收入者的生活补贴和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所以，在诸如利息税存废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上，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税制体系中，尽管从未将利息所得排除于征税视野，但征征停停、几经反复。1950年，我国曾开征存款利息所得税。几年之后，随着以低工资为特征的八级工资制的推行，大大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遂于1959年停征了存款利息所得税。1980年和1994年先后颁布、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将利息所得纳入了征税项目，但鉴于当时的居民收入偏低和储蓄水平不高的现实，又都对利息所得附加了免税规定。直到1999年，在一片反

通货紧缩的声浪中，为了把老百姓的存款从银行体系赶出来，从而扩大内需，才有了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的举动，并从那时延续至今。

　　围绕利息税存废问题的纷争之所以最终尘埃落定，说起来，可能还是要归因于宏观调控的需要。在经济运行面临通货紧缩威胁的关口，利息税得以启用。当经济运行遭遇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利息税又被加以改进。来之于宏观调控，又改之于宏观调控。这或许就是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之一的利息税所具有的特殊的运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