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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CPI指数体系的问题与重新构建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25日 09:25 中国经济时报
易宪容 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上半年CPI上涨3.2%，6月份CPI上涨4.4%。在政府部门看来，上半年CPI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呈现出结构性上涨，主要原因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所带动，而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基本稳定。如果控制得当，不会引发全面物价上涨。当然，他们也指出，一旦食品价格上涨得不到很好地控制，出现以房屋销售价格的叠加及其相互地作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比较大。 对此，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为什么国内农产品价格一上涨就有人来质疑？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随着国内外各种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也是必然，而且这正好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不要人为地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 更有人说，如果从核心CPI(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的CPI)来看，目前中国的CPI上涨应该是很平稳的。但是，这些人是否想过，中国CPI指数体系与发达市场体系下的CPI体系是差异甚大的，用两个不相同的东西作比较，意义并不大。 目前，国内的CPI指数统一执行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八大类”体系，即指数的构成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包含若干个具体项目，总共有300多项。其构成权重分别是食品3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4%；居住13%；交通通讯10%；医疗保健个人用品10%；衣着9%；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6%；烟酒及用品4%。 美国的CPI包括200多种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平均变化值。而这些商品与服务也分为8个主要类别及不同的权重。如住宅(42.1%)、食品和饮料15.4% 、交通运输16.9% 、医疗6.1% 、服装4.0% 、娱乐5.8% 、教育和交流5.9% 、其他商品和服务3.8% 。 尽管中美CPI在大类及所包括的商品与服务上差异并不大，但是实际上权重构成却差异很大。如美国CPI权重最大的住宅及交通运输，其比重达59%，但中国这两类商品及服务的权重仅为23%，两者所占的比重仅及美国的38%；而中国CPI中权重最大两类是食品与娱乐，其权重达到48%，但是在美国这两类商品及服务的权重只有21.2%。 还有，中国的CPI商品及服务的权重确定、修正是不透明的。而美国的CPI商品及服务的权重则是通过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个人调查他们在早两年买了哪些东西而确定的。这些权数每两年要修正一次，以使得它们与人们改变了的消费偏好相符合。比如，美国2007年1月的CPI中各个类别的权数就反映了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美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或模式。 中国的CPI编制系统从1950年就开始。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下的经验与历史数据对后来市场化的数据与经验基本上是断裂的，完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数据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其连续性的意义不大。还有，即使是1978年到2007年近30年的时间里，整个经济制度、经济条件、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官方的CPI数据编制的滞后与非科学性早就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目前中国的CPI仅是根据1993国民经济计算体系编制的，它与现在的居民消费模式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 美国CPI的编制程度不仅公开透明，而且也十分细化、具体。比如，每个月的前三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人员会对大约23000个零售商和87个城市的其他商业机构进行电话采访。有8万多种商品及服务的价格被收集，每个月都会分析相同的商品与服务。而核心CPI的设定只是为了减少统计中的噪音。同时，在收集到原始数据并进行季节调整之后，职能部门还要根据两组不同的人群来提供通货膨胀数据，覆盖了87%的消费者。同时，月度CPI发布也描述全国不同地区价格变化。正是这样一个覆盖广泛、原始及细化、科学的数据收集及编制体系，美国的CPI才能真正地反映居民消费品及服务价格的变化，并使得美国的CPI指数体系真正成了家庭、企业及政府投资、消费、制定政策的有效工具。 为什么目前城市居民消费比重较大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通讯与交通等无法充分反映在中国CPI编制与权重中呢？一种不能够反映现实居民消费生活的CPI指数编制，不仅其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力容易弱化，而且也容易导致企业、家庭及政府决策失误。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强调目前国内许多经济问题之症结，是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一是政府管制下的银行利率严重低于民间信贷市场利率；二是中国的利率水平与名义GDP增速严重偏离(一般来说，两者基本保持一致，即正相关；但中国利率水平与名义GDP负相关，相关系数负60%以上)；三是美国与中国同时在2004年开始加息，美国上升了17次，而中国经济增长比美国要快几倍，但中国利率只升5次半，不及美国升息的三分之一；四是由于中国经济繁荣，企业利润率高达20%以上，房地产行业的利润更是很高，但是目前国内银行利率水平与其他资本及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严重背离。因此，如果不改变国内银行的低利率政策，种种扭曲的经济行为要得到调整是不可能的。 现代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已经不是那种逆风而动(即根据已经出来的经济数据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传统思维，而是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即尽量减少货币政策工具的出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强调的是前瞻性)，所参考的数据并非仅是CPI的变化(还包括资产价格的变化)。因此，从目前中国的CPI体系的质量来看，问题重重。我们只要看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所公布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数据，就知道其中的数据与实际有多少脱节。如2006年居民的居住消费为904元(包括房租、水电、物业费、房屋修理等与居住有关的消费，自己购买房子也要算虚拟房租)、交通和通讯1147元(包括个人汽车消费、出租车费、火车飞机等于交通工具出行费用，手机、家用电话、上网、短信等)。在此，不要说现在国内CPI体系的权重不合理，就是以这样完全脱离实际的居民消费支出来计算CPI，得出什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了。 总之，重构中国CPI指数体系早就势在必行了。可以说，旧的CPI指数体系的结束也意味着中国“高增长、低通胀”局面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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