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群结队来到中国

　　□高小勇

　　在家过“五一”，接到央视经济频道电话，说北京市邀请了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5位美国经济学家，5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诺贝尔北京论坛”会议，中央电视台要直播，请我到京做这次转播的学术顾问。

　　央视请我，学术倒是其次，主要是经验。11年前我异想天开，打算采访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后来在朋友和留美经济学会的帮助下，去美国采访了12位诺奖得主。这事以前没人干过，我干了，于是就有人记住此事。

　　中国经济成就让他们结队而来

　　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1年前，要访问这些人，要克服的困难至今想来都不可思议。产生这个想法所需要的契机，比如：如何联系他们？如何筹措到钱？如何出国？如何翻译？如何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约定的地点等等。而在11年后的今天，这些人却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1980年代舒尔茨的来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访华的开端。舒尔茨来访让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林毅夫去美国当了他的学生，林现在成了中国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最有影响的是199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教授弥尔顿、弗里德曼的两次中国之行，前两届国家领导都会晤了他。紧接着，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步，诺奖得主对中国有了越来越密集的访问。通过网上查询，近几年来到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多得出人意料。

　　当年有人评论，那些诺奖得主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是看好中国，那么，现在他们如此频繁来中国，这些只能说明中国在变化，而且变化很大。

　　去年9月，《华尔街日报》对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的一次问卷采访，可以帮助理解眼前的变化。问卷采访的一个问题是：“75年后世界最大经济体是谁”。答案集中在美国、欧盟和中国身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荣誉教授乔治·亚克洛夫认为是欧盟。因为欧盟比美国人口多，但人均收入的差距却不像人口差距那么大。目前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差距75年内可能是赶不上来的。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则看好中国，他认为，除非经济增长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在7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罗纳德·科斯，也认为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并对此深信不疑。

　　经济学知识存量不足

　　诺奖得主络绎不绝来中国，也跟经济学在中国的回报率高有关。

　　约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钱颖一教授和北大的张维迎教授做直播评论，我在清华大学找到钱颖一教授，他在清华大学做特聘教授。在他家里聊起这件事，他也笑着说：“中国(经济学)资本的存量不足，哈。”

　　从交易的角度看，经济学知识基本上实现了自由贸易。只不过由于我们这方面的资本存量不足，在经济学的国际贸易中，我们基本上是赤字。但这种赤字贸易对改善和提高我们经济学知识的生产质量，作用是巨大的。

　　我办十多年的《经济学消息报》，从来稿质量的逐年提高，从想当然地褒贬事实改变为理性地分析考量事实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能察觉到这种进口的好处。同时，这种知识的进口通过我国学者的消化，又辗转影响到我们政策的制定，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自然提高了执政能力。比如产权经济学的知识，让我们注意了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农村改革迸发出巨大生产力，就在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排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引入新的产权主体，以节约政府的监管费用。再比如，有关政府和市场的知识就大大改善了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产品的价格政府基本上不再管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让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己决策，政府不再把精力花在新办企业和计划这些企业的供求上，而是逐渐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在市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用力。

　　知识就是力量，用来顺手的知识或许更有力量。否则，我们这方面的贸易就不会是赤字，某种比较优势的产品才会造成另一方的赤字。

　　当然，知识的进口与其他物质商品一样，可能也存在浪费。比如资本市场的知识，这种本质上企业家知识的交易市场，跟买卖一般商品的市场很不一样，获取企业家信息的费用远远高于获取电视机、洗衣机等一般商品。这样的市场需要满足一些必要条件才能正常运行。但我们关于这个市场的知识更多的是融资而不是必要条件。于是，这个市场的效率就远远低于一般的产品市场，支付了更多的成本，有更多的浪费。但这并不表明这种知识错了，而是我们接受时消化不够。

　　理论知识是一般化的知识，是对形形色色个别的抽象概括。利用这种知识需要还原到具体的个别，与约束条件相匹配。而我们的情况大致是政府部门多一些具体约束条件的知识，而学术界多一些一般化的理论知识。于是，在运用知识分析的实际问题中，就经常看到大而无当的教条空想，以及事实解释、事实的感情用事。这种情况说明，更有效率地学习以及从知识中获取更大的收益，需要更善于把一般理论与具体约束条件相结合。

　　当代经济学知识的特征

　　这次来中国的12个(1人因病未到)美国经济学家大都是宏观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是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很难还原为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都是用数学模型来表达的。

　　据1978年的诺奖得主西蒙等人的看法，数学和统计学是在1940年代征服经济学的。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籍法国人德布鲁，也是位数学家，他在《经济理论的数学化》一文中也说：标志这种征服的，是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和奥斯卡·莫根斯顿发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他把这种征服看成是社会科学模仿物理学的结果，希望经济学也“能以极少的表达式来解释极大范围内的各种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怂恿了数学对经济学的征服。西蒙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选拔委员会对定量和数学贡献给予充分的贡献，显然是试图使经济学有别于经济政策和新闻学”。

　　我想诺奖委员会怂恿这种征服还在于这样一个情结———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初即遭人反对，包括诺贝尔本人的几个亲戚，觉得经济学跟物理学比，不太像科学———你们说不像，我们就搞得很像。于是，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数学家。数学入侵的好坏，在诺奖得主中就说法不一。据德布鲁说，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的许多会员都认为，坏处可能比好处还来得大———“经济学沦落到次要地位的危险始终存在”。但诺奖评选委员会的偏好，以及在学人中形成的路径依赖，很难指望有多大改变。

　　经济理论数学化的适用问题

　　钱颖一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北大的经济学院做特聘教授，主要向本科生讲授经济学。这位学数学出身的有着国际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聊天时告诉我，他上课并不向学生讲数学，主要教的是如何用经济学的逻辑想问题，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科学是通过假说来研究事物之间关系的。他同意我说的，数学对经济学假说事物之间关系帮助并不大，主要是帮助人演绎得清晰。

　　事情恐怕如德布鲁所说，经济理论数学化的代价和好处不大能明白讲清楚。现在很难有像罗素那样的人了，他既是一位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大数学家，他的《西方哲学史》是大致清楚地讲清了数学对哲学的好坏影响。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我想其中也包含着对他这种卓越能力的肯定。

　　霍金等科学家讲过，数学在生物世界进展甚微。究竟何以如此，只能大致猜测。

　　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研究约束条件稳定的物理世界，数学显示出了它的伟大力量。物理学通过力变化来解释和推论物体的运动，决定物质运动的力，是相对稳定的，使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力的种种实验，来得到自己愿望的物质的运动。再说，无生命的物质也不会主动变化。力与物质的相对稳定，要推论和演绎力的变化和物体运动之间复杂关系，抽象概括能力很强的数学就成了的强大武器。二战前的欧洲大陆，是热衷抽象思辨及唯理论的故乡，这里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水平都很高，普朗克、爱因斯坦既是科学家也是数学家，这说明数学工具是非常胜任物理世界的。情形正如伽利略所说：“自然之书是数学写成的”。

　　但由人构成世界——社会之书似乎并不是数学写成的。经济学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价格和人的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价格变化来解释和推论人的行为选择。而价格远没有物理学的力稳定，影响价格的因素非常多；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远没有无生命的物质那样具有齐一性——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世界，即使面对同一个价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收入等约束条件不同。比如“9·11”之后，恐怖主义就改变了世界供求的价格，从而改变了人的投资行为选择，2002年中国外商投资排名世界首位，而由于不安全而变贵的美国屈居第二了。这个案例说明，人的世界的变量没有物理世界稳定，而被影响的事物，也不像物理学研究的物质那样可供数学精确计量，因为即使是“9·11”导致了价格变动，依然也有投资选择美国。因此经济学的所谓量化、可观察，只能是边际上的、大致的对。比如“9·11”，我们可以合理推论，选择美国的直接投资，事后会比事前少，但我们若要用数学精确量化少多少，可能倒说不上科学了。

　　事情可能是，数学抽象概括相对稳定的物理世界是有效的，但对不大稳定的人的世界并不如此。人们现在似乎有了一种判断科学的标准，研究是否使用了数学。但实际情形或许是用数学来研究不大稳定的世界并不科学。

　　亟待我们消化的知识

　　如今，经济理论在美国的数学化，大概跟那里的市场经济成熟有关，条件稳定便于数学工具大派用场。而在市场正在生成中的中国，数学化的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和政策运用需要斟酌更多的局限。

　　事实上，对发现和确定经济学最重要的变量———价格来说，正如钱颖一教授所说，它更像一门艺术，而不是数学。你要确定什么不变，同时又洞察指出是什么事物边际上的变化，使之成为导致价格变化的约束条件，比如指出产权、信息、制度是价格的约束条件，就确实看不出这些发现要依靠数学。

　　对市场正在生成中的中国而言，估计诺奖得主们关于价格变量的知识——比如制度、信息等——更有适用性。比如信息经济学认为人所知道的信息是不同的，这样的假定有一个含义即是，就某一种信息而言，不同的人获取有不同的成本，那么我们面临某种决策时让信息成本最低的人选择，无疑代价小效率高。比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信息，官员获取的成本无疑比关乎个人利益的企业家来得高，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把这样的决策从官员计划分散到企业中。

　　其实，我们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信息经济学的知识，获取更大的节约。比如一些公共决策问题。如今全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停靠站的选择问题，一般都是政府部门来选择决定。事实上，对交通堵塞造成的影响而言，政府交警部门最有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低；而对哪里应该停靠，到处拉客的出租车司机的信息费用最低。根据这个道理，比较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是政府部门选择决定哪里不许停车，而在政府不禁止的地方，由市场决定在哪里停靠。这样也可以节约政府到处设立出租车停靠点的费用和监督的成本。

　　因为有事，不能顾问到直播我就得先回杭州。临走时央视的朋友让我看看他们写出的直播总台本。看后觉得很难说什么。一是能否向观众通俗生动准确地传达这些经济学家用数学表达的经济总量关系的知识；二是即使传达这些知识没有多大问题，但这些知识我们现在又可以利用到什么程度呢？

　　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坚持学习或许才有答案。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