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悠愁(3)

　　资源枯竭是世界许多地方都遭遇过的痛苦。

　　德国鲁尔是煤城，从20世纪60年代起，鲁尔区的煤开采量逐年下降，钢铁生产向欧洲以外的子公司转移，钢铁产量也开始收缩。从此，鲁尔区传统的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走向衰落。80年代问题越来越大，到80年代末期，鲁尔区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

　　美国休斯敦是油城。1901年得克萨斯油田开发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各大石油公司总部迁移至此，在60年代以后石油开采业开始整体下滑。

　　洛林位于法国东北部，是法国历史上以铁矿、煤矿资源丰富而著称的重化工基地，类似于中国现在的辽宁。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因资源、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以及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而衰退。

　　位于法、德、卢森堡和比利时接壤地区的萨尔区，被认为是欧洲老工业区的“腐朽地带”。50年代因煤炭产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再次遭遇类似目前我国东北煤城的困难。

　　前面说到的美国匹兹堡，在20世纪70年代，因资源枯竭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成为美国衰退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

　　绵阳：中国版匹兹堡？

　　我想，长虹之痛，如果没有让人从中正确记取点什么，那么，绵阳枯竭的并不是它本来就没有的什么自然资源，而可能是它的企业家资源。

　　倪润峰的奇迹，说明他是绵阳的稀缺资源。但后来的事实又说明，只是相对于过去时代的短缺市场，相对于还不够激烈的市场(那个市场可以靠国有企业规模、容易贷款、上市等体制内资源优势，进行价格清剿战)，倪润峰才是稀缺的。这样说，有点残酷，但这却是市场的无情表述。

　　1998年长虹囤积彩管事件，便是倪润峰没有看清地方竞争导致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以为国家严打走私，不会进口彩管，长虹拿出10个亿的6个月的银行承兑，囤积了200万21英寸彩管，以此抑制彩电的产量。但在其他地方企业和政府官员的一致要求下，国家让大批进口彩管蜂拥而至；1999年索尼推出纯平，又进口了大量的纯平彩管。长虹囤积计划落空，同时由于此举误导，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彩电行业出现整体亏损局面，对整个行业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2001年重回帅位的倪润峰，工作重心放在了精显背投这张王牌上。他甚为自信：“稍加比较你会发现，彩电业又回到了1986年，那是彩电业独生子的时代。”但他显然又低估了发育至此的中国市场的创新能力。国内竞争对手拿出了外国品牌手中的等离子彩电进行差异化竞争，背投优势顿时不再。

　　但是，2001年2月复位的倪润峰，在精显背投并没有给长虹带来多少真正的利润增长情形下，他在信息更不充分的国际市场进行着近乎孤注一掷的冒险。彩电巨量出口美国，让倪润峰在潜在的和现实的对手面前长舒了一口气。但信息和知识很快让他付出巨额代价。2003年，媒体曝出长虹被APEX诈骗的新闻，长虹出口造成巨额应收款难以收回。2004年7月，倪润峰被迫全身而退；12月新总裁公告，一次性计提前任留下的坏账达27亿元之巨。

　　但是，我们不应该蔑视过去的伟大，后悔2001年让倪润峰复出；教训，并不是政府没有及时准确利用对当今市场更有知识和信息的企业家资源。在我看来，教训似乎是绵阳太注意个别的企业家资源。如果寄希望于某个人像倪润峰那样再创奇迹，我以为，那是在当今市场环境下拿绵阳未来的发展掷骰子。

　　故事仅仅属于绵阳？

　　眼光稍稍辽阔些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为什么难得看见把城市命运寄托于个别企业家资源的情形？为什么TCL和春兰的所在地政府要做得好许多？而绵阳政府与长虹之间的那种关系为什么在我国东北和西部却屡见不鲜？

　　我以为，那是在不同条件下的选择不同所致。在我国的两个三角洲地区，它们并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可依赖，它们发展经济需要千千万万的市场英雄。而在国有企业多的东北和西部，尤其是西部，由于空间距离，成本约束影响了市场知识和信息的传输，路径依赖使内地政府更多的是选择了国有企业来尽快地发展当地经济。

　　东北的“不幸”，是难得有国有企业成器(这从东北上市公司大多戴着“特别处理”的帽子可以看出)；绵阳的幸运，是它们遇上了倪润峰。但是它们却把这种体制内的偶然当必然，没有把资源和精力用来发掘更多的企业家资源，而是把整个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企业家的单打独斗上。结果风险终于降临了。

　　事实上，由于这样做，导致它们在绵阳没有更多的企业家资源可选择。结果怕影响稀缺的企业家的情绪，连这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一再拖了下来。

　　2000年6月8日，开始了8个月的病休的倪润峰，也反省认为：“一是从大的来讲，规模高速扩张，基础管理没有跟上。第二是后继产品的加速开发、加速投资迟缓。第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在长虹的改革实施，应该早一点完成。”

　　但是，形势比人强。长虹2000年业绩不如人意，让绵阳政府部门认为还是只有选择倪润峰；让还没在改制思考中沉淀足够的倪润峰，2001年重又披挂上阵。终于，上演了一场悲剧——对倪本人、对长虹、对绵阳来讲，都是如此。

　　我想，现在绵阳需要的不是一个赵勇，而是千千万万个赵勇。因为对一个城市来讲，那样的选择风险太大；再说，稍稍理智地想想，就会发现当今的市场也已经没有了再创“倪润峰奇迹”的条件。

　　我相信，绵阳之痛会治愈，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当地政府的耐心。当年因资源问题而陷入困境的法国洛林，就重新培养和发育资源，它们创建企业创业园，扶持下岗职工创办小企业，由国家资助自身非营利的“孵化器”，为新创办的小企业无偿制定起步规划，在初期或成长期为之提供各种服务，如创造厂房、车间、机器、办公室等条件，还配备专家、顾问做具体指导。在洛林地区，经企业创业园培育，转型后10人以下的小企业星罗棋布，占全部企业的91%。今日的洛林已由衰退走向了新生，成为法国吸引外资最主要的地区。

　　其实，倪润峰、长虹、绵阳的故事，应该是当今中国都应该记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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