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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为什么难得看见把城市命运寄托于个别企业家资源的情形？为什么TCL和春兰的所在地政府要做得好许多？而绵阳政府与长虹之间的那种关系为什么在我国东北和西部却屡见不鲜？
撰稿／高小勇
刚刚过去的那一年，最后一个月的28日，四川长虹发布了预亏公告。因应收美国APEX公司账款余额4.675亿美元无法全额收回，预计最大计提金额3.1亿美元左右；另外，委托南方证券国债投资金额1.8亿元左右也当坏账损失作全额计提。简单计算长虹坏账损失计提将达到27亿多元人民币，形成2004年巨额亏损。
由此而深感寒冷的，我想——绝不仅仅是长虹的上下员工、投资长虹的股民和中国证券市场。我想，还有那座簇拥在长虹四周的城市。
长虹与绵阳的唇亡齿寒
绵阳——长虹所在的城市，就GDP而言，它排名中国西部城市第五，紧跟在四大城市——重庆、西安、成都、昆明之后。而在过去十多年中，长虹对绵阳贡献了绵阳市工农业税收的40%，平均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二以上来自长虹。这是绵阳市统计局局长李德胜对媒体的讲述。
我简单查了一下，尽管数据不全，但基本可以大致看清绵阳这座城市在经济上与长虹的紧密依赖关系。1999年全市GDP总值311亿元财政收入28.5亿元；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29.8亿元财政收入26.6亿元；2003年绵阳市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6.6亿元财政收入30.8亿元。而1998年的长虹缴纳利税23.28亿，2000年长虹缴纳利税7.8亿元。可以这样粗略地讲，1999年以前的十来年里，绵阳每年挣的钱一多半是长虹给挣的，财政每花10块钱，有近一半是靠长虹利税埋单。
据媒体引用绵阳市统计局的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长虹是这座城市启动的引擎，真正的启动是在90年代”。上世纪的最后10年，是长虹大发展的10年，也是绵阳腾飞的10年。
长虹与绵阳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唇齿相依关系，自然也会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十几年来绵阳有一位市长，一位书记，另有一位副市长出自长虹。上世纪80年代老市长、就是原长虹厂长王金城；刚刚遭遇审查的前市委书记、就是长虹车工出身的原长虹副厂长黄学玖；长虹现任42岁总裁赵勇，又是去年7月8日才空降到长虹的，在这之前是绵阳市副市长。有意思的是，赵勇是辗转而来的，在当副市长之前又是长虹的一位执行总裁，2001年6月因与复位的倪润峰志趣不同，有嫌隙辞职，而就任副市长的。
长虹和绵阳的政商亲密，有个故事可让人一叶知秋。2000年春节，有一件事让长虹很多在外征战多年的销售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年主政的赵勇亲自到成都双流机场迎接他们回厂，并以红地毯铺地，接回绵阳；注意，在前面开道的是警车。
火车站的故事
考虑到读者并不是政府的经济官员和经济学者，为让读者能把长虹与绵阳唇齿相依关系理解得更真切些，我讲几个细节。
2003年7月的《四川日报》以“长虹出口带活绵阳车站”为题报道说：“上半年，绵阳车站克服非典带来的影响，利用长虹外贸出口的高峰时期，实现了路企双赢。面对长虹出口给今年运输市场带来的巨大份额，绵阳车站经过分析核算，对长虹整车运输实行优惠15%，从3月下旬实施以来，长虹公司通过铁路运输稳中有升，装车数较去年同期增加43.2%。扣除降价因素，运输收入实际增长21.7%。针对长虹公司出口量大、集装箱运输多，利用铁路集装箱班列准时、快速、服务质量高的特点，6月以来，铁路共组织开行长虹家电出口集装箱班列28列1500余车，保证装运长虹家电集装箱班列正点开出。”
而就在一年多以后，绵阳车站却因长虹遭受重创。《人民铁道报》2004年12月28日的消息说，2004年对绵阳站来说，是一个极为困难的年头。因为长虹彩电出口受挫，有“长虹专运站”之称的绵阳站，发送彩电的运输锐减，比去年减少一半以上。
绵阳一家名为“资江电器厂”的企业，与长虹家电城一墙之隔，它和相邻的两家电容器厂一起构成长虹的三大电容器配套厂。据这家工厂的厂办主任李先生对媒体说：“我们原是湖南省企业，每年供应长虹电容器6亿只，为长虹迁到这里。”据说，像资江一样，我国东部很多企业为就近长虹而迁来，有做包装箱的，也有做包装袋的，十几家企业簇拥在长虹四周。
绵阳市计委副主任陈宏说，长虹由最初的一处厂区发展成为五处，极大地推动了绵阳市区的扩展；而在就业方面更是明显，规模庞大的长虹，淡旺季职工人数平均超过3万人，直接创造的就业占绵阳当地就业人口的5%至10%，如果算上资江等配套厂间接创造的就业，比例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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