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天时
与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
今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模。经济学教授获得这一称号，很有些意外。
近日，林毅夫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境界上与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而这个奖，对他“激励远大于奖励”；如果非说奖励不可，那也是“奖励我所代表的海归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这位在26年前，从台湾金门夹着两个篮球，游了2000米，到大陆来的陆军上尉，如今已是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有百余个兼职的社会活动家，他每天工作从早7时到晚12时以后，很少休节假日。关于年轻时代的故事，林毅夫从来都不愿多谈；但在他的学生间有流传说，当年的他，在我们的宝岛，亦是那里“红与专”的楷模，被高层领导接见，被树为全台湾青年学习的榜样。
林毅夫说，一个人要有一个大的目标，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的目标。
参与了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成立到今天，定位始终没变：一是为北大的教育改革做贡献，二是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做贡献；三是为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做贡献。只是具体的做法有变。
他说，对北大教育改革的贡献，重要的举措：一是1996年率先开办经济学双学位，二是开设独具特色的北大国际MBA课程，开创了一个值得国内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商学院总结和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从1994年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我们都参与其中。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我们的声音。无论外界的评价如何，我们自己的热度一直没减。
学问之道：进入世界看世界
林毅夫以前研究农村问题，据说很主张实地调查；现在他身兼数职，做学问的方式和10年前会有什么不同吗？
林毅夫说实地调查是需要的。他一直主张从现象观察其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相反———以理论看世界。他常引证老子的一句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释迦牟尼常提醒门徒，“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任何法就像指月的手，而不是月亮本身。一个人如果抱持一个固定不变的想法、理论，然后去套现实，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要直接进入世界看世界，从世界当中看后面的道理。
追求比自己大的目标
林毅夫说他的父母兄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小时候，我们是很穷的，但是我们非常强调一个人如何定位自己。比如，在家，哥哥姐姐如果需要什么，我就要尽我所能去帮忙，反过来我有什么需要，他们也是这样待我。家庭内部如此，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单位同事之间，亦如此，都是以他人的需要为主，要为他人担当。当自己和别人利益冲突时，先别人；当小的单位的利益和更大的群体利益冲突时，放弃小的单位利益……这种教育，是耳濡目染形成的。”
推崇李冰父子和王阳明
林毅夫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的故事，自己从小就听，就崇拜。他回国之初，站在都江堰边，听到澎湃的江潮，想到这是2000多年前的伟业，受到很大的激励。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做的事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林毅夫50岁的时候，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祝词：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成败，才不会迷失。
“我推崇王阳明，是因为他是在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正统的环境下，提出心学，有革命性的意义。西学和西方传统的影响，不能说没有———消化吸收了吧，主要是分析问题的方法。我感觉，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实，如果不能，不管它来自哪里，都需要被抛弃。任何有用的社会科学理论，终归都是根据本土现象总结出来的。”
有大问题研究让我兴奋
林毅夫说，近些年来，常有小时候的好朋友从台湾来会面，20多年没见，见了面，大家都很惊讶，说我没变啊，关心的问题和小时候一样。当年同学少年，大家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现在都50多岁了，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小了，对大的事情，他们总觉得无能为力。
“我很幸运，赶上这个时代，又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团队。我从台湾来大陆，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不断有大问题让我研究、让我保持在兴奋点上，而且走过来，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谈到当年从台湾游过来，抛妻别子，后来双亲去世，也没能回去探望，林毅夫说，我个人当然有很多遗憾。但是，我的追求也一直是我们家庭的追求，我们考虑得失一向不以儿女私情为出发点。所以我相信，我父母是能谅解我的———小时候，他们就用类似的故事激励我。他们应该不会要求儿女绕膝，日日嘘寒问暖，他们会因我对社会的贡献而幸福的。
林毅夫小传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1979年来大陆，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曾供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任该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