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刚才两位提到的都与改革有关。今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很多人都认为2005年应该是改革年，甚至把2005年跟1994年很多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联系到一起。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也已经开展了很多场的讨论，各个方面也都提到过。从两位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年是改革年，哪些领域的改革是最重要的？或者当务之急我们最先应该改的是哪一块？
成思危：其实我个人看，改革本身这些年都是在不断地推进。总的看，改革是不怕慢
就怕站，只要稳步的推进，它总能够逐步取得效果。但是改革很重要的是要把握好重点、时机和力度。我认为2005年的改革，很重要的是投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这两方面。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也就是怎么样能够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使经济能够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金融体系的改革，一方面是防止发生金融风险，起码是减少金融风险的发生，另外就是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金融行业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要参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精神，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加强银行的内部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提高银行的效率，应对加入WTO以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我们现在银行的效率和国外相比，无论是人均利润、银行的成本还是各种创新等等都和国外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我个人认为明年这两个方面都应该是改革的重点。
林毅夫：我也非常赞成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确实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的周期波动就相当大，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而且我们现在跟国际经济不断接轨融合，从我们的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高达70％的角度来看，如果投资体制没管好，“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影响就不只是国内了，所以这是当务之急。
除此之外，一般来说，改革有些属于慢性病的，有些属于急性病的；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从长期角度来看，我觉得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的投融资体制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多多少少跟国有企业都有点关系，因为老是保护支持国有企业，这就变成了银行金融体系的一个政策性负担，银行承担了这些政策性负担之后，就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借口为国家承担了保护国有企业的责任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企业和银行就都有了借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到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国有企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每一年都在讨论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们改革了二十几年还没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对症下药，比如说我们早期谈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认为它没有自主权、没有积极性，是铁饭碗、大锅饭；后来推行放权让利的两种形式，利润留成和承包制；再后来认为是产权问题，又引进了公司治理等等，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原因在于它是国有的。可是苏联、东欧的国有企业是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在私有化的企业里面并没有消除，有的甚至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苏联、东欧改革经历的第一个十年的回顾，发现俄国和东欧不少国家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给的补贴比原来还多，所以并不能说明把它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非就是自主权的问题、无非是产权的问题。可是你现在把自主权给他了，产权明晰到私有了，问题还是存在。我想这主要的问题还是我多年来一直谈的，它有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有政策性亏损，谁应该为政策性亏损负责？国家必须为政策性亏损负责。但是国家又不直接经营这些企业，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融，国有企业就把多吃多拿多占或转移资产等一切行为所造成的亏损，变成政策性亏损，而国家又没有办法分清政策性亏损和非政策性亏损，就把所有亏损包下去，这样就存在一种经济学上所讲的“预算软约束”。有预算软约束，公司治理一定不会好的，而且由于酸软约束的话，国家必须不断给他补贴。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根源是政策性负担，虽然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面不容易找到，因为国外企业不会有政策性负担，他们的经济学家也不会研究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是要把政策性负担剥离出去，而且从几个经验来看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上个月到欧洲开一个讨论会，有一个瑞典的经济学家跟我谈到，瑞典现在国有企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左右，其实比重跟我们国有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差不多，虽然它的国家小多了。他们原来的国有企业也都是不赚钱的，也都是有公司治理、政企不分等问题。他们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进行过一个改革，把国有企业的各种营业细分，属于政策性的那一部分排除出去，由国家负担起来，结果现在这些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可以在市场上和其它企业竞争，基本上都是盈利企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还必须沿着把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消除这种角度，这个角度基本上有两方面：一是社会性负担，养老问题、冗员问题；另一个是战略性负担，该行业不符合比较优势，这个问题总该解决。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我们的国有企业才有可能在竞争市场中不靠政府补贴而盈利，而如果在竞争市场中没有政策性负担仍然不赚钱，那就是企业管理的问题。这样责任才会明确，国有企业才能够真正改革好。我希望2005年，或者说至少在第11个五年计划中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如这个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才能够顺利的推进。
第二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相当大牵扯到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也希望看到在2005年，我们的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省和县的财政划分问题等都能够再往前迈一步，这样才能比较好的解决我们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扩大的问题。
网友：现在宏观经济发展这么好，为什么就业还是比较困难？宏观经济以9％的速度增长，提供的就业机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
成思危：这是由于我们国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本来就比较多，再加上国有企业下岗的这一部分，这两块加起来是大于每年能够吸纳就业的能力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看，就业问题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难题。
要解决就业问题只能靠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也就是说要靠发展第二产业里面的一些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产业，更多的还是要发展第三产业。我讲的第三产业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第三产业，即餐饮业、旅馆业这类传统的一般服务业，这部分能吸引一些低端的劳动力；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类，即现代服务业，即金融业、物流业、咨询业这一类产业。通过发展才能够真正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要使失业的人有一定的保障，促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培训等这些工作也要加强。
林毅夫：我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确实非常大，按照统计，城市里面增长八百万，农村里面增长八百万，还有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每年大概要创造两千万的机会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这几年在就业创造能力上讲，就像刚才成副委员长讲的那些指标那样，都是下降的，为什么会下降？这跟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有关。从1998年以后开始通货紧缩，通货紧缩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在这种状况之下，大部分企业开工不足，企业开工不足就不会增加雇佣。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当时有两个渠道，一是离土不离乡由乡镇企业吸纳很多劳动力，二是离土离乡进入城市里面变成农民工。而在生产力全面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城市里面开工不足，就不会再增加雇佣农民工，所以进城就比较难，甚至一部分已经进城的还要回到农村里去。在农村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下，很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释放出来，就更增加了农村每年增加的就业需要。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跟我们的投资方向可能也有关系。虽然从1998-2002年通货紧缩期间，我们维持了7.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都是全世界上非常高的，但当时的投资是在全面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之下进行，而且当时是贷款终身责任制，银行贷款比较紧，所以民营企业的投资就少了。而当时是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的就业机会又比较少，因此造成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就业却比较紧张的局面。这是1998-2003年的情况。
但是2004年各个地区出现了工人短缺的新情形，我想这跟外贸增加这么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有关。但是在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说就业压力的问题，我想2004年的这种就业压力跟以前的状况有点不一样，2004年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的就业压力跟我们解决通货紧缩的手段之一——大学扩招有关。大学原来才招收一百多万，现在招收四百万，前年、去年正好是最早扩招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可能这些大学生就会感觉到就业压力。正是因为大学扩招、一下子毕业这么多学生进入市场，造成不少大学生待业的情形。
成思危：我同意林教授的看法，不过我要补充两点：一是现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也不能说明就业没有问题。根据我去年的《工会法》执法检查，感觉到沿海地区工人的待遇比较低，有些地方五百块钱工资水平十年保持不变，企业效益增长，但是工人工资没有提高。在中央下了很大力量改善农村的条件以后，农民觉得去那里不合算了。所以在沿海地区来看，也说明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提高工人工资，才能够解决现在一时的这种“民工荒”的问题。实际上，民工这一端的劳动力，农村还是有大量闲置的，他就是比较合不合算，去不去而已。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高端，即大学毕业生，这部分就是要靠我刚才说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才能够吸纳。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或者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因为现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已经不是原来的只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有很多已经具备进入做资本密集型或者现代服务业的条件，但关键要放宽它的市场准入，要在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实际上只有支持它发展，才能够更好的解决就业问题。当然并不仅仅是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解决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