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时代：缺位的幼托 靠政府也要靠民间

　　二胎时代，托幼的尴尬

　　卫计委、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加紧进行调查研究，将制定我们国家婴幼儿（主要指0岁至3岁）发展的规划，制定行业标准，制定推动和支持婴幼儿事业发展的政治措施，预计今年年内能够出台。资料图

　　一方面，0岁至3岁托幼服务有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托管服务资质和准入标准不明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陈晨又怀孕了，但与两年前不同，这次她更多感到的是焦虑和烦恼。

　　由于公公婆婆身体不好，他们还需要保姆照料。她的儿子现在由其父母照看，但两位老人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年纪的孩子身边根本离不开大人，再来个小的我们真的看不了了。”

　　考虑到日后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陈晨实在没有勇气辞职做一个全职妈妈……

　　“如果能有招收婴幼儿的幼托班就好了。”但陈晨在附近的幼儿园打听了一圈，能接收的孩子最小年龄也得两岁半。

　　事实上，和陈晨有相同烦恼的家长并不在少数。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有80%左右的父母在是否要生育二孩上首先考虑的是托幼因素，约有62.3%的受访家长有0岁至3岁托幼的需求。

　　二胎时代下，托幼问题日益凸显。

　　“缺位”的幼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托幼问题同样引起了一些代表委员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近两年经常听到家长反映找不到照顾3岁以下幼儿的“托儿所”，这让那些既想要“二胎”又不想耽误工作的家长伤透了脑筋。

　　崔郁介绍，2016年，国家卫计委调查显示，在不愿生育二孩的家庭中，有60.7%是出于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育。在有3岁以下孩子的18岁至45岁城镇女性中，有近1/3的人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

　　“由此可见，3岁以下托幼服务严重不足已直接影响到家庭的选择和幸福感，以及‘全面两孩’政策的有效落地。”崔郁直言。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同样常年关注幼儿托育问题。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她曾递交关于将婴幼儿托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建议，鼓励为职工提供福利托育服务。

　　今年，黄细花重点关注了3岁以下儿童托育服务机构“缺位”的问题，“当前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数量很少，尤其是公办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班严重萎缩。”

　　法治周末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丰台区几家公办幼儿园，得到的答复均是只接收3岁及以上的儿童入园。

　　一位公立幼儿园的负责人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为了解决入园难等问题，近些年，公立幼儿园基本都取消了托育班，即便有的幼儿园会在孩子入园前提前半年开设亲子班，但也要求至少有一个家长陪同上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托儿所。

　　北京公益西桥附近一家私立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也向法治周末记者坦言，私立幼儿园会对入园年龄相对放宽，但一般也不会低于两岁半，“孩子太小几乎没有任何自理能力，除了需要更多专业幼师看护外，也很容易引发纠纷，对幼儿园来说不但投入要增加，责任也太大。”

　　“这一块的资质没人能管”

　　侯晓丽和丈夫正在为是否生二胎而犯愁。犹豫犯愁的原因是她了解到，曾经帮她照看过女儿的单位内部托儿所早就关闭了。

　　“以前单位内部有个小托儿所，职工的孩子1岁半就可以送进去，下班再接走。”侯晓丽打听了一下，关闭据说是因为资质出了问题。

　　事实上，不少企业内部开设的托儿所都面临同样的难题。

　　2017年被曝光的携程托儿所虐童事件中也披露，该所曾因“没有得到行政许可”而被地方教育部门查封，最终随着上海妇联的介入才得以重新开园。

　　更直观的例子是去年北京市朝阳区亿佳佳教育国美中心被叫停事件。

　　2017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亿佳佳教育国美中心收到了教委下发的停止办学通知书。

　　这所主要为0岁至3岁婴幼儿提供早期教育、临时托管等方面需求的机构几个月前就曾因未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许可，接到过朝阳区教委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负责人朱纯燕坦言，接到改正通知书后，她曾与朝阳区教委相关部门沟通，不过对方表示“0岁至3岁这一块的教育资质没人能管”。

　　对此，朝阳区教委社办科对媒体表示，目前，确实只有针对服务3至6岁孩子办园的审批。要求涉事单位停办，系其没有取得提供教育教学服务的资质，若想提供针对0岁至3岁婴幼儿托管服务，可先取得幼儿园办学许可证，配备相应师资，再咨询其他部门。

　　在一些“刚需”的家长眼中，既然等不到资质，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单亲妈妈周鸥两岁的女儿一直由其母亲照顾，但今年年初她的母亲突然生病，女儿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又不想找保姆，周鸥决定将她暂时送到附近一家托管机构中。

　　“每天早8点到晚8点帮忙照看孩子，一周5天，一个月算上饭费4000元。”周鸥去考察过两次，目前这家托管机构有4名老师，都持有高级育婴师或母婴护理师等证件。

　　周鸥询问过资质问题，该托管机构也很“实在”：“我们不属于幼儿园，目前没有办法在教育部门拿到资质，但在工商部门有注册，有工商营业执照。”

　　在该机构，老师与孩子的配比是1：3，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实时看视频监控，报名后的周鸥其实仍对资质问题心存芥蒂：“家长肯定更希望能把孩子送到正规、公办的托幼机构。”

　　靠政府，也要靠民间

　　托幼问题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对儿童托幼全过程监管。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在今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教育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安排和要求，对学前教育给予高度关注。

　　不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陈宝生的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一个概念，“学前教育指的是3岁至6岁儿童的教育，即幼儿园阶段的教育”。

　　“这其实恰恰反映了我国当前0岁至3岁托育发展的现状。”熊丙奇对法治周末记者直言，近年来国家对3岁至6岁的学前教育不断加大投入，但对0岁至3岁的托幼教育的定位和政府责任还存在一定争议。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称，从教育角度而言其实并不鼓励父母将不满3岁的孩子送进托管机构，因为从出生到3岁这段时期是儿童大脑发育的黄金期，也是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更需要家庭的教育和关怀。当前一些托育机构缺乏专业性，比如，照搬幼儿园的教育方式，直接教孩子背古诗、算算术，这是不科学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隔代照料又易出现养育观念冲突，加之二胎的放开，3岁以下托幼服务也有市场需求。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教育部门审批发放的办学许可证，只针对教授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0岁至3岁的托管机构并不在此范畴。

　　“我国托幼服务没有明确的审核管理机构，缺少引导和监管，游离在灰色地带。”熊丙奇曾对市面上一些托幼机构做过调查，除了个别由政府采购、在社区服务中心为0岁至3岁幼儿提供临时托管服务外，基本以私立机构为主。由于审批程序模糊，很多机构都只能以家政服务、培训等名义进行工商注册，但工商部门却很难对这类机构的保育服务、师资环境等进行专业监管。

　　要解决这一问题，崔郁和黄细花都认为应强化政府责任，从国家层面研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黄细花认为应由教育部门牵头并建立卫生、消防等跨部门的协调工作机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消除监管空白。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在推行0岁至6岁托幼教育一体化，根据不同年龄给孩子提供不同的服务和教育。”熊丙奇认为政府也可以根据年龄来制定不同方案，比如，2岁至3岁的托幼可以纳入幼儿园整体建设，这部分教育统一由教育部门管理；而0岁至2岁孩子的托幼服务，考虑到其有更强的保育属性，可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

　　鼓励现有幼儿园增设托管班，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也是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建议。采访中不少家长也表示更愿意送孩子去幼儿园开办的托管班。

　　但在储朝晖看来，结合现有幼儿园资源，0岁至3岁托幼服务完全依靠政府是不现实的，应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托幼机构。这其中关键就是要制定相应的准入标准和资质清单，不但有利于政府摸底现有机构，也能给予明确的办园引导。

　　有些地方其实已在先行先试。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市教委会同市卫计委、市民政局已牵头成立上海市托幼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正在研究制定3岁以下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办法，着力通过引导和规范，推进托育管理。

责任编辑：张玉洁 S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