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我从“柳传志之呼”中听到了什么？

　　秦朔：我从“柳传志之呼”中听到了什么？

　　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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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雪地陈情，声讨度假区管委会滥用行政权力挤压民企，引发了一场关于营商环境的大讨论。

　　“毛振华之诉”的核心，是政府和市场、企业的关系问题。

　　5月16日，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联名向联想集团全体同仁发出了一封信，题为《联想荣誉保卫战》。这封信摆事实，讲道理，动感情，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愤融贯其中。信一发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在我看来，“柳传志之呼”的核心，是企业和社会、文化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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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的背景，是2016年，国际通讯领域的一个标准化机构3GPP就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进行讨论和投票。

　　第一轮投票时，联想集团基于自身前期的技术和专利储备，选择了LDPC技术方案。该方案由高通、三星、阿尔卡特-朗讯-上海贝尔提出，LDPC使用时间更长、技术更成熟，这个领域专利权最多的是三星；第二轮投票时，联想集团综合考虑了国家整体产业的合作创新与发展，选择了自己之前没有太多技术积累的Polar码方案。该方案由华为提出，该领域拥有最多专利的是诺基亚和高通。华为在LDPC和Polar两方面都有一定专利，Palar可能更多一些，但并不绝对领先。

　　最近，这件事突然被翻出来，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联想甚至被扣上“卖国”的帽子，理由是“不支持华为，支持了高通”。

　　事实究竟如何？柳传志信中说：“我专门和华为的任正非先生通了电话，任总对我表示，联想在5G标准的投票过程中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并对联想对华为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们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应团结，不能被外人所挑拨。”

　　华为公司具体参与当时会议的负责人也作出了澄清。华为官方声明说：“移动通信是个开放的产业，需要业界各方携手合作。华为公司一直致力于与产业伙伴合作，共同打造全球统一标准，建设开放、创新的健康生态环境。”

　　会议资料都已公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企业选择什么样的标准，应基于市场化和专业化判断，以及自身的适配性，尽量减少非市场化因素对决策的干扰。3GPP和所有国际性技术组织一样，非常忌讳某个国家的参与者抱团拉票（类似“围标”）。

　　第二，技术标准讨论，应该避免标签化的、上纲上线的政治话语。LDPC最早是1962年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提出的，Polar最早是2007年由土耳其比尔肯大学教授提出的。华为公司与会的代表说，各方如何“站队”更多是商业考量，“不论是LDPC码还是Polar码，都不是华为首提的技术。因此最终选择哪个技术方案都和国家或者民族自豪感无关，这仍然是纯粹的利益问题。不能说华为的方案别的中国公司就该支持。”

　　第三，市场是充满竞争与合作的开放过程，不应用“敌人”、“阴谋”等极端化思维去理解。中国加入编码方案的国际讨论是一个进步，今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参与甚至主导的技术标准得到国际认可。这种讨论完全公开，不是靠搞“阴谋”能得逞的。每一轮讨论，因为条件的变化，各个企业的选择也可能变化。华为没有赢得有些信道的主导权，不等于全输，因为仍会参与其中；华为赢了Polar码在控制信道的主导权，也不等于全赢或者碾压了谁，因为这个领域也要合作。全球化，开放的世界，全球价值链，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对“通吃”、绝对“独食”是不可能的，而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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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事实本身并不复杂，要澄清似乎并不需要用一场激烈的“保卫战”的方式。那么，柳传志为什么要振臂一呼？在我印象中，联想以这种方式表达一种集体的决心，是非常罕见的。

　　类似情形大概只有上世纪90年代中发生过。当时政府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信息化程度，降低了进口门槛，将进口电脑关税从200%减到20%，外资品牌大举进入，国内电脑企业溃不成军。这时柳传志率领联想高管到电子工业部，表示要高举民族工业大旗，把国产电脑做好。自此，联想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电脑产业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奋力拼搏，以弱抗强，最终成为市场第一，让国产电脑走进千家万户和各行各业。联想是中国的联想，是在电脑产业代表中国的联想，家国情怀是联想的天然基因。

　　如果了解联想这段历史，就会明白柳传志为什么愤然而起。当他最深切的、刻骨铭心的情怀，以及联想最本质的精神基因，不仅不被认可，还被泼脏水、被妖魔化，能不拍案吗？柳传志待人平和，但在关系到大是大非时，他的态度从来是不含糊的，有棱角的。这时如果不旗帜鲜明表态，那反而不是柳传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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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柳传志的态度，但多少还是有些悲哀。

　　悲哀之一，是74岁的柳传志现在也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初心辩白。因为不辩白，糊里糊涂，可能就会蔓延，甚至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因此必须表态。这有点像《孟子》里说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爱人敬人，但还是有人“待我以横逆”（对我很粗鲁），尽管我自我反省，并没有不仁不忠，但有人还是继续“横逆”。如果像联想集团这样的国产PC品牌领头羊，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个人电脑市场上做成世界第一的探路者，还要回过头来自陈“我的中国心”，正常的商业决策也要先戴上一个正确的帽子，难道不令人唏嘘吗？

　　悲哀之二，是联想集团在收购IBM PC业务后，已经不只是中国品牌，也是全球品牌，其技术和服务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在此背景下，联想集团当然是我们国民的企业，就像丰田和索尼是日本的国民企业，但同时它也是世界的企业，它要在全球发展，就要适应全球各个区域的文化、法律、市场和消费者要求，在各个国家都尽到企业公民的责任，而不能再简单沿用“我是中国人的企业，代表中国开疆拓土”的思维。同理，如果将华为主导的Polar码贴上民族标签，似乎选择Polar就是支持中国，支持中华民族，还有哪个国外运营商敢支持我们，它们如何向本国国民交代？

　　悲哀之三是，联想集团作为一个有430亿美元年收入、5.35亿美元净利润（2016年数据）的企业，作为Interbrand全球品牌100强之一（源自中国的还有华为），代表的明明是中国的正能量，正资产，却莫名奇妙被当成负资产贬损。徒叹奈何！联想集团不是互联网时代最鲜活领先的企业，从战略和产品角度看也有不少值得反思和自我超越的地方，但它一直在脚踏实地前行，创新求索不停步，始终坚守诚信和品质。联想集团有教训，但这种教训和那种对客户和合作伙伴不诚信、不正当、违背商业文明的问题有本质的区别。联想集团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不是多了，是太少了。假如没有联想集团，就像20多年前国外PC产品在中国卖得比在母国贵一倍一样，中国消费者得到的福祉只会更少。作为联想集团CEO的杨元庆，自2004年后就开始领导一个在全球运营的企业，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的不易也难以言表。这样的企业和领导人，被数落成“卖国”，谁痛谁快？！

　　大企业往往被人们视作强势、巨头的代名词，但大企业其实也很脆弱。除了新技术的颠覆（如柯达的教训），消费者的离弃（如三株口服液和三鹿奶粉），在社交化传播年代，不测的声誉危机也会让大企业感到焦虑和恐慌。对大企业来说，如何建立和公众更好的沟通方式，让社会更好地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问题），这是新时代的挑战。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要力避“三人成虎”的非理性扩散，否则再大的企业也抵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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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中国企业能够走多远，中国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两个轨道，一轨是制度环境，一轨是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的关键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关键是理性、客观、文明、负责的社会文化氛围。

　　中国企业不需要浮泛的赞美，但也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的社会要有更多开放之心、同理之心、建设性批评之心。

　　最近看微软CEO纳德拉的《刷新》一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同理心。“对于合作和建立关系来说，感知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同理心在机器中难以复制，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中，它将是无价之宝。”

　　纳德拉分享了自己的面试经历。面试官问：“设想你看到一个婴儿躺在街上哭，你会怎么做？”他回答：“拨打911。”面试官说：“小伙子，你需要一些同理心。如果一个婴儿躺在街上哭，你应该把这个婴儿抱起来。”

　　中国企业正在走向世界，也许还不成熟，那就给他们更多包容。让他们的心态也更加开放而不是狭窄。

　　中国企业会有各种挑战。他们不会哭出声，但他们心里也有泪水。那就给他们更多善良的目光，如果你不打算搀扶一下的话。

　　中国企业也有不少毛病。那就基于事实勇敢批评，治病救人。但批评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建设。

　　如果“柳传志之呼”能让更多人思考这些问题，那就会带给我们的商界和社会更多外溢的价值。同时，我也相信联想集团会充分地信赖绝大多数民众的判断力。联想集团的发展离不开30多年来中国消费者和社会的支持，心中常怀感恩，能够激发更强的迈向未来的动力。一次声誉的危机，只是历史长河中被某块突如其来的石头所溅起的浪花，它改变不了江河的航道，也影响不了智者的视线。联想集团的发展关键，还是要进一步加快在智能化、网络化时代的转型和创新。未来，掌握在联想人自己手里。

　　联想集团要保卫多年积累、视为生命的名誉。我们的商业社会要保卫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经济的宝贵资产——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理性。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共建开放的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有同理心的市场经济。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