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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文
对于中国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社会的主流意见是实行股权多元化，将医院推向市场。卫生部拟出台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就规定，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不低于51%，这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本将被允许进入公立医院。但是，日前媒体对北京新兴医院“送子神话”的曝光和质疑说明，简单地将医院市场化或民营化是不能解决积存
已久的问题的。
从《?望东方周刊》的报道来看，新兴医院取得“送子神话”的商业成功主要是靠广告。据新兴医院的顾问透露，在做电视广告的第一年，新兴医院就花费了1亿元的费用。目前新兴医院至少在20个地方卫星电视台同时播发广告。广告既为新兴医院带来了大量的患者，但巨额的广告费，对一家民营医院来说，想必也是一笔不少的负担。我相信，新兴医院产生的问题，与它的财政压力是有关的。根据一些资深医师的分析，新兴医院的秘诀在于，让患者一直吃药，3个月不好就吃6个月，吃得越多，医院挣得就越多，直到患者吃不起为止。这时候，医院就可以“患者自己放弃治疗”为由推卸责任。因此，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科学常理看病。一些根本看不好的病，医院还是收治不误，照常成千上万元地开药。”
新兴医院之所以敢这么做，原因在于医疗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的理论，卫生服务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一是存在供需双方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患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对自己的病情并不了解，他们为了早日康复，将会对供方即医生和医院言听计从。作为供方的医生掌握专业知识，他可以为患者治病，当然也知道如何为患者提供服务从而获得更多的酬金，而同样作为供方的医院，由于有建设和给员工发奖金的压力，也希望患者越多越好，患者花的钱越多越好，因此存在诱导消费的倾向。二是购买医疗卫生服务或产品存在着不确定性。一个人多久会得病，得什么病，得病后怎样进行治疗，治疗效果如何，随之要付多少钱，患者往往很无知。
新兴医院的诱导消费、私抬药价以及违反科学常理看病等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其一家的问题，但从上述分析来看，实际上它直指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医疗体制的改革路径。如前所述，目前的主流观点是用股权多元化来缓解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足和因药价虚高而引起的医患紧张，但问题在于，现实中各地推行的股权多元化和市场化往往就是民营化，就像过去的将国企一卖了之一样，现在很多地方也是简单地将医院一卖了之，以为一股就灵，能够解决上述存在很久的积弊。
的确，医院民营化以后，产权可以明晰，政医可以分开，核算可以独立，或许管理也可以科学。但公立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宜搞成与营利性私人投资相结合的股份制。国家办公立医院的目的本是为社会提供近似福利化的医疗服务，保障对弱势人群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而私人投资医院是为了取得回报和利润，与公立医院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在一个股份制医院里，一边是国有资本，一边是民间资本，如何使这两种性质和目标不同的资本结合到一起？又如何将它定位和定性(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这是一个挑战。
另外，医院市场化和民营化以后，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依然不能改变，患者与医院之间依然是不平等的关系。而且，作为营利性医院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作为医生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内部的张力，怎么把它们统一起来？所以，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道德监督机制，没有足够强大的价格监督机制，没有足够强大的专业监督机制，简而言之，没有足够强大的保障公平的机制，单是推进医院的市场化改革，医院的效率是可以提高，但广大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和利益又如何来保障？
问题是我们现在恰恰缺乏上述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可以弥补由监督机制缺乏带来的缺憾。由于医疗服务市场存在技术上的垄断和不完全竞争，所以，我们才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司治理模式，而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其实，这也与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改革无非是要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政策相适应的医疗服务和经营管理新体制，增强公立医院的活力和竞争能力，并切实保障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提高医院的竞争能力：一是在医院内部，改革分配制度。目前一些医院开始试行的年薪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院长、医务处长等不能用短期绩效评价的管理层和重要医疗技术岗位，应该探索法人治理制度下的年薪制，在确定岗位工资时，拉大分配档次，向高端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以打破过去实行的大锅饭制度。二是细分医疗市场，在医院外部，形成一个竞争格局。在低端市场上，降低行医门槛，同时价格要浮动，使得价格能够体现服务的质量。高端市场上，则放开价格和准入，同时调整税收政策。
总之，是竞争，而不是民营化，才是医疗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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