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城市

　　郭娟/文

　　有人为北京的2008忧心忡忡，不仅仅是奥运场馆、交通系统和环保指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城市面貌——她是不是足够大气优雅？她能否看起来比悉尼更现代，比雅典更有文化底蕴？

　　一个城市的气质体现在它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生活上，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审美趣味。现在的北京，一切建设和改造都在钢筋水泥里飞速进行，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了一些更为柔软缓慢的工作——梳理散落的记忆，来讲述这个城市的故事。

　　保存记忆的博物馆

　　1925年，由清宫代表、军政代表和文化界代表组成的故宫善后委员会在一片混乱中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之后的日子里，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故宫的命运更是随之颠簸起伏，无数人觊觎着紫禁城内收藏的大批珍奇古玩，这个曾经象征了最高权力的巨大皇宫瞬间变得不堪一击。

　　但故宫熬过了风雨飘摇的民国、复辟、运动、战争，其间文物曾疏散各地，直到和平时期的到来才又陆续回到北京。从50年代开始，在原有藏品的基础上，故宫又接受了大量国家机构及私人的捐赠，再加上从国内其他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调来的文物以及在海外拍卖会上买回的文物，现在故宫对外宣称的藏品大概在117万左右，其中仅青铜器就有15000多件，藏品中不乏《清明上河图》一类的珍品。

　　几朝几代的宝贝又终于在故宫里安顿下来，故宫重新成为了一个藏品丰富的博物馆。近几年，故宫也逐渐开始有能力出借展品，同国外博物馆进行互换展出。正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盛世华章”展览的展品包括了400多件“康乾盛世”时期的宫廷珍品，这超过了国内任何一次大型展览的规模，但同时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国内展馆尚不具备举办这种大型展览的条件。

　　紫禁城原是皇室居住的地方，本来就不具备做展览馆的条件，而文物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又存在着很高的要求。故宫博物院也曾经把一些宫殿内部改造成展厅，但这又无可避免地带来另一个问题——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一道道深红宫墙内的正殿、角楼、影壁、回廊本身就都是珍贵古迹，它们的意义也决不输于任何文物。做出调整后，现在在故宫博物院，部分宫殿作原状陈列，部分则非破坏性地“顺势”变成展馆。从2004年6月起，故宫又开始了几百年以来对建筑物最庞大的一次维修工作，工程的开展以“完整保护，整体维修”为原则，总投资20亿，预计用19年完成，其中中轴线建筑的修复工作会在2008年奥运会前全部完成。无论是作为博物馆的故宫还是作为古代宫殿建筑群落的故宫，都在平稳地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外界对它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央视花两年时间拍摄了关于故宫的大型纪录片，重新回顾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展示了故宫藏品的精妙绝伦。

　　其实故宫之于北京，远非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故宫里同时收藏着的不仅是皇家记忆，还有整个北京城的前尘旧事。

　　一个城市的艺术生活

　　中国美术馆是当初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大庆而修建的北京第一批十大建筑之一。1963年毛泽东手书“中国美术馆”的匾额，自此确立了它的国家美术馆地位。

　　1976年，中国美术馆在唐山大

　　硬件改造的同时，中国美术馆还在进行着另一种“维新”——如何从一个美术展览馆变身为美术博物馆。美术馆的定义不仅仅是有收藏作品的画廊，它需要沉淀和性格，这个概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长时间以来，由于经费和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美术馆的藏品一直称不上丰富，馆藏按时序划分，大部分是中国传统艺术；策展不足，承办的各类展览质量也参差不齐。

　　而随着中国人视野的开阔，“策展人”这个词开始在中国变得越来越为人熟知，这意味着展览的概念从“组织”走向了“策划”。同样是政府平台的上海多伦美术馆成立于2003年，策展人顾振清说，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策展人制度，原创性展览大概占了总展览数量的三分之二。但是对于在旧体制下生存多年的中国美术馆来说，“国家美术馆”的名头既是身份也是限制，牵一发动全身，改革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同时，当代艺术的流行也给中国美术馆带来了一些考验，不同于传统的架上艺术，当代艺术中新媒介的应用，装置、影像的表达方式都成为美术馆的新挑战，如何适应，也需要调整。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美术馆，相对于国外美术馆较为成熟完善的机制和政府政策，中国的美术馆的外部环境还远谈不上理想，美术馆都面临着资金压力——美术馆毕竟不同于画廊，作为公益性机构，它不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只有“买进”没有“卖出”，馆藏绝大部分来自私人捐赠，日常的开支依赖国家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中国的美术馆都收门票很正常，美国给赞助博物馆、美术馆的企业免税，英国的美术馆自己都能卖彩票，当然不一样。”顾振清说，国外有各种名目的艺术基金会，时尚产业跟美术馆也越走越近。中国显然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他同时谈起多伦美术馆与商业画廊的合作：“画廊策划优秀展览，美术馆提供场地和进行学术把关，展出资金由画廊方面来出，美术馆和严肃的商业画廊合作，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关系。不过上海环境相对宽松，北京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坐电车缓慢地经过中国美术馆是很多北京人的生活经验，可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生活”却并没有围绕着它展开。美术馆的公共性是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它在社会生活中所应该承担的诸如知识传播和教育的功能如何才能实现？怎样才能让公众走入美术馆？

　　来自博物馆密集程度最高的英国伯明翰Ikon美术馆馆长乔纳森·沃特金斯说，美术馆自身也需要参与教育和推广的工作。在中国，美术馆的形式是在近代才从西方引入，对于没有美术馆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艺术不是宗教，美术馆也不是教堂，去美术馆应该是件平常的事儿。”乔纳森说。正在忙着给自己的美术馆搬家的意大利莫兰迪美术馆馆长伽弗兰科·马拉涅罗描述起他们的新美术馆，有阅览室，咖啡厅，甚至还有一个小花园，“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人们会觉得去美术馆是种享受。”他认为美术馆姿态的开放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而近几年商业画廊的活跃也给中国城市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像上海外滩三号的沪申画廊，北京的798艺术区；同时，中国当代艺术不断上升的潜力也使得一些国外画廊开始进入中国，比如来自英国的中国当代画廊，意大利的常青画廊都在798落户；甚至

　　也许我们不应该过于宽泛地讨论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等对于一个城市的意义，对城中人来说，它们的存在潜移默化，记录历史并丰富生活。但一个深入人心的城市形象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世界和品牌策划大师沃利·奥林斯说，一个城市若想拥有自己理想的形象，不是坐等，而是改造，决策者要有眼光和意识推进这一进程的发生，了解自己的长短，看清前进方向。无论如何，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才能让外来者充满好奇心地进入，也才能让城中的人融入自己的城市文化并为之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