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辽宁体育的岔路口

　　本报记者 王泓超/文

　　2005年10月的某天，康起走进位于浑河南岸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这里也是辽宁省体育局所在地。体育局领导请来几名辽宁体育的元老开会，康起收到邀请便如约而至。这次突如其来的会议是关于刚刚结束的十运会。

　　十运会辽宁名列奖牌榜第五。在此之前，辽宁已经有整整22年没有跌出过奖牌榜前三名，其间经历了五届全国运动会。那是辽宁体育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男子足球队连续十年称霸全国，为五连冠时期的国家女排输送人才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打法，在奥运会赛场上为国家贡献了19枚金牌，全国第一……辽宁体育也因此得到一个响亮的名头——“辽老大”。

　　说到这段历史，康起如数家珍。1960年他被派到辽宁体委(辽宁体育局前身)任副主任，历经辽宁体育由衰而盛。然而，他被眼下的会议生硬地拉回到现实中。辽宁体育怎么了？十年前或更早，便有人对体制提出了质疑，现在又冒出“经济制约竞技”的说法。2008年奥运会近在眼前，而“辽老大”却迷失了方向。

　　50年的兴衰起伏

　　在

十运会的总结会上，康起说，这次成绩不好，责任不全在这一届领导班子。

　　1960年到辽宁体委工作后，康起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到基层加强三级训练网络的建设。当时全国各省体委都在抓这项工作。

　　三级训练法源于苏联，包括以国家集训队和各省专业队为代表的高级训练形式，以体育运动学校和业余运动体校为代表的中级训练形式，以体育传统学校和中小学运动队为代表的初级训练形式。

　　基层体育系统是三级训练法的关键环节，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工作。从1960年起，至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辽宁首次进入三甲止，三级训练网络经历了23年才初见成效。

　　同样，辽宁体育的衰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十运会之前，辽宁已经显出下滑的趋势。在2003年和2004年的全国比赛成绩统计中，辽宁只排到第六。进京赴任前，原辽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曾与康起聊过一次，康起对崔大林说，这样下去，“十运会还能勉强支撑，十一运会肯定露馅儿”。崔大林承认，最近十来年三级训练抓得不够好，“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了”。

　　历史上，辽宁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那一次似乎无可抗拒。1967年，文革爆发，运动队纷纷解散，人人自危，三级训练法被搁置一旁，这一放就是10年。

　　“文革前辽宁基础抓得不错。” 康起咂了一下嘴巴，话没有说完。

　　196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三级训练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进行的。在建立基层体校的过程中，康起去过辽宁省的很多地方，他下到中小学蹲点，向体育老师了解情况，选出好的苗子送到体校。在康夫人的记忆中，落实工作就是“总出差，很少回家”。三级训练法悄悄地改变着辽宁体育，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上，辽宁排名升至第十。

　　文革对辽宁体育的影响没有反映到成绩上，由于其他省份的体育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辽宁在第四届全运会上的排名不降反升。然而此次十运会，辽宁终究没能“勉强支撑”下来。最难堪的是，辽宁在田径这个大项上只取得一块金牌，足球也令人失望。在辽宁体育的顶峰时期，足球和田径恰恰是其最具优势的项目。

　　1978年文革结束后，辽宁体委在恢复三级训练网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足球。同年4月，康起在棒棰岛主持召开了辽宁省足球工作会议，确定了辽宁足球发展的十年规划，主要是建立三支专业队和62-63、64-65两个年龄组的战略队。1983年五运会，辽宁足球完成了新老交替，倪继德带领的64-65战略队成为辽宁队的主力。第二年，这支球队夺得全国冠军，这是“十连冠”的开端。到了1987年，王洪礼率领的第二战略队升入甲级，加上省队和大连队，辽宁同时拥有三支甲级球队，辽宁足球进入鼎盛期。

　　马家军在1993年七运会上的表现也是辽宁体育最辉煌的一个片段。在那届全运会上，辽宁获得金牌、奖牌、总分三个第一。这一纪录保持至今。马家军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体校的人才输送，让康起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王军霞在大连体校时就已经是国家级运动健将，后来才被调到马家军。

　　七运会后，其他省纷纷向辽宁取经。康起还记得，那段时间迎来送往，“场面很壮观”。结果来学习的人发现，辽宁的秘诀毫无特殊之处——就是全国都在搞的三级训练法——只是抓的更狠、更细。

　　然而在总结十运会的时候，基础问题似乎被遗忘了，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把失败归咎于体育市场化导致人才外流。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些运动员是因为待遇问题出走，有一些则是因为人才“淤积”、得不到上场机会。“你用不上的人我用，这有什么问题？”康起认为人才流动是合理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八一也从辽宁调用运动员，辽宁并没有因此出现下滑。

　　1993年11月份在鞍山召开的辽宁省体育工作会议文件上写道：“目前，省优秀运动队与三级训练层次的比例为1：3：9：12，形成了输送渠道畅通、对口衔接、宝塔式的人才结构，为辽宁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相比之下，几年前，辽宁体育局各项目管理处纷纷挂上“××中心”的牌子，经营、训练一起抓，甚至拉赞助取代训练成为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结果是两手皆空。

　　暂时忘掉2008

　　在辽宁体育处于最低潮的时刻，2008年北京奥运会似乎是根“救命稻草”。可奥运会真的能从根本上拯救辽宁体育吗？或许能。就像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在树上抓到鱼一样。

　　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把奥运金牌当成体育的全部的国家并不多见，而从历史上看，这也不符合中国体育的初衷。

　　1949年10月，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当时的中央政府副主席朱德在讲话中说：“这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里共同纲领里面，明文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不但要学生搞体育，并且要把体育普及到工人、农民、军队、市民中去。”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在搞的体育只能被称为“国家体育”。在雅典奥运会后，即便中国军团创纪录地获得32枚金牌，仍有一些媒体指出，中国的体育模式似乎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由于奥运导向，中国的全民体育与竞技体育越走越远，甚至已经毫不相干。以足球为例，足坛名宿倪继德当年是从学校体育中走出来的，那一代球员中类似情况不在少数，而现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把一生压在足球上，要么一辈子把足球当娱乐。

　　1979年，中国代表团为恢复奥委会席位赴意大利考察。临行前，代表团认为中国的群众体育世界第一，然而到了意大利，他们发现那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意大利已经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天工作时间为四至八小时，那里的人有充裕的闲暇时间，而体育运动是业余生活的第一选择。

　　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中国体育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差，但在现时中国的城市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老年人在锻炼，年轻人则拼命地应付没完没了的学习和工作，或躲在被窝里睡懒觉，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会跑到健身房里活动一下：愿意把时间花在运动场上的人越来越少。

　　在国家强大的专业体育系统支撑下，这种变化在一段时期内并不容易被察觉。辽宁就是最好的例子。尽管辽宁的体育基础被不断削弱，但在过去几届奥运会上，他们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金牌来源。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到2008年。

　　正因为如此，辽宁体育局高层在担忧的同时也期待满满：女子举重、女子柔道、

乒乓球、女子竞走……辽宁在这些项目上仍然具备夺金希望。可即便真的做到这些，人们恐怕还是更想知道，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辽宁体育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