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的2008 欲建立世外桃源大午城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孙大午(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房煜/文

　　2005年，51岁的孙大午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他的梦想却并没有因此而少一点。

　　就在2005年，孙大午通过企业内部改制，削了自己的权，让出了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他现在的身份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身份的变化使他得以从日常工作中抽身出来，开 始思考如何在3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顺利实现建造一座“大午城”的梦想。

　　有没有世外桃源？

　　孙大午曾多次表示，他有两个梦想：其一就是建一座大午城，人们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其二是“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当然，第一个梦想比第二个更容易实现。

　　按照他的构想，2008年的大午城应当是一座“就业人口3000到5000，居住人口达到1万，年产值可以达到3至5个亿”的小城镇。现在，大午集团所在的“大午村”有居住人口大约6000，其中三分之二是大午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集团的年产值约为1.5个亿。

　　“大午城是一座世外桃源，不是乌托邦。”孙大午说。他不否认这个梦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强调这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可以实现的。

　　就在两年前，孙大午和他的大午集团一起经历了一次磨难。孙大午被当地司法机关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因同一罪名被判处罚金30万元。该案轰动一时。

　　公众通过这一案件，认识了案件之外的孙大午。他们了解到了中国还有这样一位企业家，他的公司资产过亿，他自己每个月却只从公司拿2000元的工资。这个曾经在政府机关工作过，自称明白世间种种潜规则的人，却不能容忍生意往来中有回扣存在。

　　问题是，他构想的世外桃源能否经历尘世的风雨吹打？

　　现在的“大午村”，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大午村甚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行政村，只是大午农牧集团所在地的居民的聚居地，类似于一个“社区”的概念。未来的大午城，孙大午则希望它可以成为保定市徐水县下辖的一个镇，为此，孙大午也曾与当地政府多次沟通。

　　大午村里的大午学校教育从小学一直办到高中，体系完备。学校的教学楼也是这里公认的最漂亮、最好的建筑。

　　颇为有趣的是，孙大午开始大力兴办教育是在1998年，当时，许多国有企业正忙着甩掉“企业办社会”所留下的历史包袱。而民营的大午农牧集团此时主动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不仅办教育，还办

医院，还要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其中，教育是投资最多的，1998年起始时的投资就有3000万，后又不断地追加投资，直到今年，学校才刚刚开始收支平衡。

　　孙大午希望，可以让大午村里的人都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他们的孩子上得起学。

　　孙大午给出的现实解决方案就是“造城”。他本人是农民出身。实际上，这种农民造城的举动在当今中国并不罕见。孙大午曾经表示，中国近十年推行的小城镇改造并非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不是正解。同理，所谓的“让农民进城，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也不一定行得通。很多农民进了城只能打工，城市能容纳多少进城的农民？一旦农村问题变成城市问题，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那么，他为什么要坚持建大午城？

　　孙大午也曾经表示，他同意对农村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农民的出路在于非农业。从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最小，一般只有5%，第三产业最大，可达80%。“也就是说国家的100块钱只有5块钱来自农业，如果农民只是围绕着这5块钱打转，再怎么减负减税也没有用。”孙大午说。

　　从这个角度说，确实只有城市或城镇的存在，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进入第三产业，从而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农民自己造城的一个好处或许在于，可以避免农民进入陌生城市后因为背井离乡而被边缘化。

　　但是，正如孙大午自己所说，中国的小城镇成功者寥寥无几，他的大午城又如何能另辟蹊径？

　　市场化的农村

　　孙大午认为，建设小城镇，关键是看投资主体是谁——是以市场为导向，还是以政府为导向？

　　现实中，许多地方的小城镇是以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画圈，建设也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主体，自发的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历史上，小城镇的成功者，大多在集市贸易集中地，或者是著名的港口。”孙大午说。

　　但是，现实中的中国农村可以让市场成为城镇建设的主导吗？可以让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吗？孙大午也承认有难度。“因为农村有市场，但是没有市场经济。”

　　创业空间的缺乏，来自于各种政策的限制和管理部门的条块分割。孙大午认为，农村的土地不能自由流转、合理利用，也是制约经济活力的一个大问题。将来建设大午城，必然要涉及土地问题。但是，《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不许在承包地上从事二、三产业，这同样限制了农民自主自由的劳动。在看不到农村经济活力的同时，孙大午也看到了一些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他认为，原因就在于开发区本身就意味着空间，本身就是一个保护区。

　　“现在，我的作用就是开发这个空间。”孙大午说。为此，他在12月16日一个下午赶了三个应酬，和县里的领导谈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大午集团所要做的符合中央关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不常喝酒的他还喝下了六杯白酒。

　　当孙大午一再称自己的大午城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时候，他实际也是把大午城看作了一个有着足够创业空间的“独立实体”。于是他希望自己是为这个独立实体减少阻力、降低其与外部交易成本的人。

　　但是，孙大午同时也是一个立场鲜明、坚持自己做事准则的人，近日，他因一位企业家邀他登门时要求他戴鞋套而与主人发生争执，网上一时热炒为“鞋套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放下不说，孙大午的鲜明个性至少由此可见一二。这样的个性对于想为大午城开发更多空间的孙大午来说，或许意味着更多的挑战。

　　更有人认为，孙大午的做法，即使成功，也只是个案。

　　良心的底线

　　说到自己的性格，孙大午认为，他确实比较在意“良心的底线”，从内心深处就不愿去突破它。多年的研读儒家思想，也对孙大午的行为处事影响深远。所谓的儒商在他看来就是四个字：“道德经商”。市场经济要求诚信，首先是个道德问题，而且是利己的道德。只有一个人思想境界达到崇高的时候，才是利他的。

　　在大午集团内，还有一座“惠儒亭”。因为孙大午的夫人叫刘惠茹，孙大午认为她为了自己的事业含辛茹苦，就建了一座小亭，但是把含辛茹苦的茹改成了儒家的儒。

　　2005年，身份的改变使孙大午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悟道参禅”，在大午集团，记录孙大午一些思想、言论的《孙大午行思录》(一)、(二)被印刷装订成册，供职工内部传阅。

　　在其中《1和0的思考》一文中，孙大午提出了人生的三种境界。首先是做人做事的起点，可称之为1；第二境界就是找到1后可以不断地在后面添加0，比如财富上的；第三境界则是，从1出发，在1的后面添了若干个0后，还能再回到原点1。

　　近一年，孙大午在大午集团实行的“私企君主立宪制”，实际也和这一思想相吻合。

　　“为什么叫君主立宪？因为实际上分掉的是我自己的权力。”孙大午采用的方法是，自己作为所有者担当监事长，不再参与具体经营决策。决策权由董事长负责行使，经理层仍旧掌握执行权。孙大午这样做，是和他希望家族企业可以持续发展的愿望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与他对人生的感悟有关。

　　孙大午对文化道德力量的注重，也直接影响到了大午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在大午学校，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每天的早读都是读经时间。教师带领学生诵读背诵《三字经》。李淑英老师介绍，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家长会上有家长说，“孩子小的时候，做人做好了，甚至比学知识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