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策略：若美股超级牛市终结 A股受何影响？

美股熔断道指狂泻，A股逻辑变了吗？来新浪理财大学，听开年重磅专栏“交易日财经早报”。

　　核心结论：

　　1、经济失速下行是美股超级牛市终结的最重要原因，而重要催化剂的出现会加速经济下行风险的暴露。

　　2、中美经济周期是否同步决定了A股对美股牛市终结的反应，若中美经济走势短暂背离，A股有可能逆势上涨，如2000年；若中美经济周期同步，A股大概率同步跟跌，如2007年。

　　3、A股估值分位水平相对美股位置越高，下跌的斜率和幅度就越大。

　　4、若美股牛市终结，A股大概率将会同步下跌但跌幅会远小于美股。

　　摘要

　　1、经济失速下行是导致美股超级牛市终结的根本原因，重要催化剂的出现是风险加速暴露的开始。经济大幅下行是美股牛市终结的根本原因，如第一次牛市终结，经济增速下行了5.15个百分点，第二次牛市终结，经济增速下行了6.14个百分点。通常经济崩溃态势出现前，PMI、ECRI、国债收益率等领先指标都会出现见顶回落的迹象。此外，重要催化剂的出现会成为经济失速下行以及超级牛市终结的直接导火索，由此开始风险加速暴露，如2000年微软垄断案宣判以及针对思科、微软、戴尔的数十亿美元集中抛售由此导致科技股泡沫破灭。2007年8月巴黎银行冻结在美国次贷市场亏损的基金，随后次贷危机爆发，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超级大牛市也就此终结。

　　2、中美经济周期是否同步决定了美股牛市终结后的A股反应及节奏。美股两次牛市终结后A股的反应及节奏不尽相同：第一次美股牛市终结，A股先跌、后涨创新高、再转跌，在美股大跌期间A股曾逆势上涨并创出新高，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期间中美之间的经济走势出现了短暂背离，即2001Q1季度，出口的意外性回升和投资拉动导致中国当季度经济上行2个百分点，而当期美国则是继续下跌0.66个百分点。但这种周期背离却不持久，随着出口的重新回落，中美经济走势走向一致，A股在滞后9个月后便跟随下跌；第二次美股牛市终结，在整个期间内，中美经济走势都惊人的一致，基于此A股也同步跟随了美股下跌。

　　3、美股牛市终结对A股影响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预期传导机制和估值分位区别影响机制。经济预期传导机制可以总结为：美股牛市终结（伴随美国经济大幅衰退）→中国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是否大幅滑落→外需恶化是否导致未来经济预期悲观→经济预期悲观情绪反馈到A股→A股市场进行演绎。

　　4、估值分位区别影响机制：A股估值分位水平相对美股位置越高，下跌的斜率和幅度就越大。第一次牛市终结，美股在88%估值分位，A股在76%估值分位，两者水平较为接近，同处较高位置，最终标普500指数下跌了48.92%，市盈率下跌38.2%，而上证综指下跌了41.14%，市盈率下跌34.2%，估值分位水平相当的情况下美股A股下跌斜率和幅度也较为相当；第二次牛市终结，美股估值在19%分位水平，A股估值在75%分位水平，最终标普500下跌了56.78%，市盈率下跌36%，而上证综指下跌了71.98%，市盈率下跌了77.1%，A股远高于美股的估值分位水平导致斜率和跌幅都远大于美股。

　　5、若美股牛市终结，A股大概率将同步下跌但跌幅会远小于美股。经济预期传导机制来看，若美股牛市终结，美国经济增长衰退，在中美贸易冲突基础上有极大概率会出现中国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大幅滑落的情形，并且想通过内需提振来抵消出口恶化对经济的下拉影响，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最终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甚至回升的概率极低，更大的可能性还是中美经济周期走向趋同，因此A股大概率将会同步下跌；从估值分位区别影响机制来看，目前上证综指位于16%估值分位，标普500处于85%的估值分位，A股估值分位水平已经很低，尤其相较美股而言有非常大的优势，因此尽管A股在大概率同步跟跌的情况下，跌幅也会远远的小于美股。

　　正文

　　1

　　美股牛市终结对A股有何影响？

　　1.1 1980年以来美股的三轮超级大牛市

　　1980年以来，美股开启了三轮超级大牛市。第一轮为1982年3月至2000年8月，持续时间222个月，标普500指数从113点上涨至1510点，涨幅达1336.2%。随后互联网泡沫破裂，超级牛市终结，美股进入调整期，熊市持续了26个月，下跌幅度42.8%；第二轮为2002年10月至2007年10月，标普500从803点上涨至1546点，涨幅92.3%，持续时间60个月。随后次贷危机爆发，超级牛市再次终结，指数回调56.7%，熊市持续17个月；第三轮为2009年3月至今，标普500从681点上涨至2972点，涨幅达335%，持续时间132个月。

　　1.1.1 走出滞胀，估值与业绩双升（1982-2000年）

　　经济繁荣周期下，业绩回升，估值从修复走向泡沫。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使美国深陷滞胀泥潭，美国经济也陷入二战以来的最严重衰退，持续高位的无风险利率对美股估值形成了强烈的压制。标普500指数PE从二战以后13.87倍的平均水平跌至1982年的7.73倍。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上台后，积极治理通胀，通过持续加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随着高通胀得到治理，美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并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美股近20年的超级大牛市也就此拉开序幕。1982年至2000年之间，标普500指数从113点涨至1510点，年复合增速15.7%，指数EPS从33美元涨至74美元，年复合增速4.6%，PE从8倍涨到29倍，年复合增速7.4%，前期受压制的估值中枢不仅在80年代得到了修复还在90年代后期逐渐泡沫化，最终互联网泡沫破裂，本轮超级牛市终结。

　　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是本轮长牛的核心驱动力。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政，将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向日本为首的亚洲国家转移，同时通过降低税率和放松航空、铁路、天然气、汽车、交通运输、有线电视等重点制造和轻工领域的管制推行产业结构升级，释放产业发展活力。这一期间，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4.6%，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了5.0%。第三产业中的科学和技术服务业，卫生保健以及金融和保险业上升明显，产值比重分别上升了1.8%、1.2%、1%。90年代以来，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通信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美国凭借广泛的技术竞争优势，一方面对传统化学、钢铁、电气设备、汽车等制造业进行持续改造，使得劳动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延伸出信息技术、卫星导航、网络教育、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科技成果在新兴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了这二十年间经济与股市持续向后的核心驱动力。

　　1.1.2 经济全球化以及房地产高杠杆的推动（2003-2007年）

　　经济重回增长轨道，估值回归均值，业绩贡献主导。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开启了一轮为期两年半的降息周期，期间共计降息13次，合计降息550个BP，快速大幅度的降息对美国经济的提振作用明显，充足的利率空间以及危机爆发前温和的通胀水平都对经济恢复形成了便利，最终美国经济从2001年底开始逐步恢复增长，股市也从2002年10月起重拾升势。2002年至2007年间，标普500上涨92.3%，年复合增速13.9%，指数EPS从39美元上涨至81美元，年复合增速15.74%，估值从46倍下降至17倍，年复合增速-18.1%。本轮美股大牛市中，业绩成为了行情的绝对主导，而估值也从泡沫破裂后的高点向二战以来的均值回归。

　　经济全球化加速以及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推动。在应对互联网泡沫危机中，美国低利率环境形成，客观上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对于经济复苏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随着房价一路走高，居民部门开始撬动高杠杆进入房市并进一步形成财富效应。在这一时期，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02年的74.8%攀升至2007年的98.6%，上升幅度达23.7%，而同期政府部门杠杆率仅上升9.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低价制成品使得全球贸易活跃度大幅提升，商品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在这一时期快速提升，2008年达到51.44%的历史最高水平。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在这一时期内充分受益，大量进口低价消费品使得通胀水平保持了了长期温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又帮助美国企业获得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以及利润，助力这一时期美股盈利水平的大幅提升。

　　1.1.3 流动性持续宽裕推动估值扩张（2009年至今）

　　低利率环境推高估值，大量股票回购提升EPS。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开启了长达8年的降息周期，降幅达500BP并在0利率水平停留七年，期间还开展了三轮QE。在流动性长期宽裕的加持下，美股在2009年3月开始反弹，标普500从681点上涨至当前的2972点，涨幅达335%，持续时间长达132个月。在此期间，标普500EPS由2009年的61美元上涨至2019年的134美元，年复合增长率8.1%，低利率环境推升估值至22.36倍。除流动性宽裕推动的估值扩张外，本轮美股周期中企业通过回购股票提升EPS是美股长牛的另一大重要推动因素。

　　2009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85%，而标普500EPS的年均增长率却高达29.7%。除美股公司本身经营能力的提升外，股票回购功不可没，2009年一季度到2018年一季度，标普500指数成份上市公司回购总金额达4.23万亿美元，2018年公布的股票回购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对企业盈利增厚贡献近半数。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美国非金融企业累计购买3.37万亿美元股票，大幅超过ETF和共同基金累计购买的1.64万亿美元。与之相伴随的是，2008年后居民杠杆率的下降，2012年后政府杠杆率的持平，以及企业杠杆率的对应走高，2012年以来，美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7.8%，居民部门杠杆率下降8%，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3.3%。

　　1.2

　　美股前两轮超级大牛市的终结

　　1.2.1 1982—2000年大牛市的终结

　　经济快速大幅下行是导致本次美股牛市终结的根本原因。2000年10月标普500自高点开始下行，幅度超40%，美股牛市就此终结，经济的大幅下行是美股牛市终结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崩溃前，PMI、ECRI等领先指标已大幅滑落。美国在2000年Q2季度达到了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顶点，但从Q3季度开始经济便出现了快速大幅下跌的趋势，2000年Q3季度美国经济增速4.08%，仅一个季度里经济增速就大幅下滑了1.22个百分点，并且在后续的数个季度里经济都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继续滑落，到2001年底的时候经济增速已经滑落至了0.15%，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增速新低。

　　领先指标在经济出现崩溃态势之前已开始大幅滑落。①制造业PMI。1999年11月美国制造业PMI指数57就见顶，出现了拐点，随后开始转而滑落，到2000年Q3季度经济大幅跌落时就已经持续了近10个月的下滑，至49.7，落入收缩区间下运行；② 美国ECRI领先指标。2000年1月中旬，美国ECRI领先指标见顶，随后也开启了长期的滑落，几乎领先经济拐点一个季度，领先经济确认下行两个季度；③ 国债收益率双重倒挂。其一，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从2000年2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2000年12月底结束，倒挂时间持续了近10个月，倒挂时间领先经济确认下行时间8个月。其二，10年期和3个月国债收益率倒挂从2000年7月初开始，到2001年1月中旬结束，持续了6个多月，倒挂时间基本领先了经济确认下行3个月。

　　出口和私人投资急速恶化导致了本次美国经济快速下行。对美国经济的“四驾马车”进行具体分析，在2000年Q2季度到2001年底期间，个人消费支出增速只是略微下滑，从不到8%下跌至4%左右；政府消费和投资增速整个区间内维持大体稳定，在6.5%增速上下小幅波动；私人投资支出和出口急剧下滑是经济下行的主因，其中私人投资支出增速从2000年Q2季度的12.31%一路大幅滑行至2001年Q4季度的最低-10.5%，出口增速从2000年Q2季度的12.07%高点滑落至2001年年底的-14.33%。

　　互联网泡沫破灭是美股牛市终结的直接催化剂。90年代初互联网普及和美国对电信行业的管制放松带来了互联网向好发展的环境，互联网创造的新商业模式更是为投资者带来了大量的机会，竞争性投资同样使得上市公司股价快速上升并且很快积聚出高泡沫风险，此外叠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给美国资金回流和极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估值出现泡沫化倾向，互联网泡沫一触即破。以当时互联网行业的五大龙头为例，在2000年初的时候思科、甲骨文两家公司的PE就已经分别高达127和103倍，即便是估值较低的微软和英特尔PE估值也分别达到了57和43倍的水平，甚至以稳定著称道琼斯工业指数估值也在同期达到了25倍的历史高位。2000年Q1季度，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财报出现亏损，微软垄断案宣判等不利科技股的事件发生，加之3月中旬针对思科、微软、戴尔的数十亿美元集中抛售正式吹响了美股科技股泡沫破灭的号角，并由此引发了羊群效应，在之后的一个月内纳斯达克指数就下跌了36%，从而开启了长达两年的美股震荡下跌的过程。

　　“911”等非经济因素也对美国经济和美股风险偏好形成了打击。以代表性的事件如“9.11”为例，仅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就下跌了7%；又如2001年10月的安然事件爆发，安然破产和安达信随之解体等也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风险偏好。

　　1.2.2

　　2002—2007年大牛市的终结

　　经济再现失速大幅下行仍是美股牛市终结的最本质原因。2007年10月美股再创新高后，指数开始自由落体式下跌，调整幅度超过5成，长牛再次终结。从本次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下行并不一定会导致美股牛市的终结，而是需要取决于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若经济表现为可控的缓慢下行，美股走牛会持续，如从2003年Q4季度经济增速达到4.33%见顶后就一直持续回落，但回落的速度极慢，到经济快速下行前的2007年Q3季度时美国经济增速仍然维持着2.22%的增速，相当于经过了长达近4年的时间美国经济增速仅回落了2.11个百分点，回落的速度极为缓慢；若经济表现为失速下滑，意味着经济出现了快速衰退危机，此时美股牛市就将终结，这在2000-2002年中得到过验证，此外在本次终结也可以得到验证，经济从2007年Q3季度开始出现失速滑落，到2009年Q2季度经济低点-3.92%，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增速就转负并下滑了6.14个百分点。所以，当美国经济出现了雪崩式失速下滑的情况时，美股才会牛市终结。

　　PMI、ECRI等领先指标在经济失速滑落前皆事先快速下行。① 美国非制造业PMI。2007年6月非制造业PMI达到60.7后转而快速下行，在2008年Q1季度确认经济出现失速风险的时候，非制造业PMI已经下滑至49.4，期间甚至一度滑落到了45的水平；② 美国ECRI领先指标。2007年6月初ECRI开始转向下行，到2008年Q1季度时已经从142.92的高点下行到了129.68%；③ 再度出现美债利率双重倒挂。美债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6年6月开始出现倒挂，到2007年5月底结束，倒挂时间持续了近1年。美债10年期和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从2006年7月中旬开始倒挂，直到2007年8月中旬结束，也持续了1年多时间。

　　美国经济“四驾马车”全面恶化共同导致了此次经济危机。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从2007年9月份的4.51%，滑落到了2009年6月份的-2.91%；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同比增速从2007年9月份的6.78%，滑落到了2009年9月份的2.03%；私人投资支出同比增速从2007年9月份的-0.86%，大幅滑落至2009年6月份的-26.64%；出口同比增速从2007年9月份的13.93%，大幅滑落至2009年6月份的-20.5%。四驾马车的全面恶化共同助演了本次的经济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9月份的2.22%，大幅失速下行至2009年6月份的-3.92%。

　　引爆房地产次贷危机是这次美股牛市终结的直接原因和催化剂。2002年四季度后，美联储延续了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恢复，基准利率达到了1%的历史低位，这催生出了房地产繁荣现象，在2004年到2006年6月的两年半时间里，美国住房投资月均同比增速高达11.35%。由于消费者通过次级贷款购买房产且部分选择在房价下跌后停止还款，流入法拍房数量增加进一步加速了房价下跌。次级贷的坏账率升高达13%使得银行选择谨慎放贷，降低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加之次级贷款多数再打包成为金融衍生品进入市场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以2007年8月巴黎银行冻结在美国次贷市场亏损的基金为标志，次贷危机正式爆发并传导到整个金融市场。尽管美联储注资240亿美元进行了短暂救市，但也只换来了市场平静的两个月，之后继续演变成美股全面下跌。

　　1.3

　　美股牛市终结对A股影响的传导机制和启示

　　近期发生在美国的几件事情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其一，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历史新低，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截止3月6日下降到了0.72%，而上一次的新低是2016年7月初的1.37%，美债收益率创新低显示出市场对美国经济可能发生衰退的强烈担忧；其二，支撑本轮美国经济走强的驱动因素—投资和消费，他们的增速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就在不断下行中，尤其是私人投资增速已经转负；其三，新冠疫情近段时间内在全球多个国家都开始爆发，美国也不例外，结合中国疫情防治与蔓延的经验来看，这种“传染性强、致死率低”特征的疾病不排除出现更大规模爆发的可能，届时对美国的投资和消费都有可能形成进一步的打击；其四，PMI、ECRI等经济先行指标也在不断滑坡中。种种迹象都显示出美国经济未来可能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由此引发对市场大幅回调甚至牛市终结的担忧，毕竟2000年以来美国超级牛市两次终结的背后都同时发生了经济的崩盘。

　　当然预判美国经济崩盘或者超级牛市终结，都是极具困难、极富挑战性的事情，预判本身就具有很大风险性。从2019年3季度开始，担忧美国经济衰退、股市崩盘的各种言论便甚嚣尘上，但回过头去看，这种情形并未成真，美国经济增长虽有下跌，但下跌的节奏和程度都还不到崩盘的情形，甚至2019年4季度还重新有所回升，同时股指也不断地创出新高。因此上述4点现象并不一定能推导出美国经济衰退、股市崩盘，但其背后所可能导致的风险仍需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注意。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这样一种情景假设，即如果美股超级牛市真的发生了终结，那么对A股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1.3.1

　　两次美股牛市终结，A股的反应节奏不同

　　两次美股牛市终结，A股的跟随节奏不同，第一次滞后、第二次同步。自1990年A股开市至今，美股牛市总共经历了两次终结，第一次发生在科技股泡沫破灭的2000年8月—2002年10月，第二次发生在次贷危机衍生金融风暴的2007年10月—2009年3月。这两次美股牛市终结后，A股同样经历了大跌，但就A股跟随美股大跌的节奏来看却是不同的。具体地：

　　第一次美股牛市终结，A股先跌后涨再转跌。2000年8月底，在标普500指数即将接近前期高点的时候，牛市格局戛然而止，美股市场开始转头震荡下跌。而此时的A股，在8月底美股开始下跌的时候，A股也曾同步跟随下跌过一段时间，持续了近1个月，但随后止跌重新上涨，经历两度上涨后最终在2001年6月中旬的时候上证综指创下了新高，而后才转向开始了漫漫下跌之路。总结来看，第一次美股牛市终结后，A股市场的反应是先跌→后涨→再转跌，如果从A股熊市开启的时间2001年6月中旬算起，A股牛市终结时间比美股第一次牛市终结时间滞后了有9个月。

　　第二次美股牛市终结，A股同步跟随下跌。2007年10月中上旬，标普500刚突破第一次牛市终结时的指数高点，次贷危机爆发，并很快衍生出全球金融风暴，美股牛市再度被终结。而此时的A股，也基本在同一时间创下了历史高位6124点，随后与美股一起同步开启了熊市周期。第二次美股牛市终结时，与第一次有所不同，此次A股的节奏与美股是一致的，即同步下跌。

　　1.3.2

　　A股不同反应节奏，核心原因在于中美经济周期出现短暂背离

　　两次美股超级牛市终结的背后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经济发生了大衰退，对股市而言，经济是影响股市中期走势的最重要因素。当美国经济增长出现缓慢下滑时，风险可控，股市并不会因此而转向；但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失控式的快速下跌，风险传导扩散，股市就有可能引发大转向，2000年和2007年的两次牛市终结原因都在于此，其中：第一次牛市终结期间，美国经济增长从5.3%下行了5.15个百分点至0.15%，第二次牛市终结期间，美国经济增长从2.22%下行了6.14个百分点至-3.92%。

　　第一次牛市终结后的下跌前期，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走势之间发生了短暂背离，故而A股能不跌反涨创新高。在第一次牛市终结开启后，美国经济增长不断快速滑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经济增速快速滑落的初期，中国经济增长并未跟随下行，反而大幅抬升，这短暂的经济周期背离是A股前期反涨创新高最重要的支撑。

　　2001年Q1季度，中美经济背离的原因在于出口意外回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2001年Q1季度，出口增速出现了意外性回升（对美和非美出口皆回升），从1月份的0.1%增速，快速提升至了2月份的28.4%，三月份继续维持着14.3%的增长，整个一季度的出口状况明显得到了边际改善；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也为一季度经济的短暂上行提供了助力，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从2000年的8.5%，在2001年Q1季度大幅改善，累计增速提升至15.1%。正是在出口意外性回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改善的支撑下，2001年Q1季度的经济增速从上个季度的7.5%提升至9.5%，上行了2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经济增速却下滑了0.66个百分点，中美经济走势间出现了短暂但明显的背离。

　　第二次牛市终结期间的中美经济周期惊人一致，同步持续下行未见背离，A股跟随同步下跌。尽管在第二次牛市终结、经济下行期间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维持在稳定的较高增速。且前期消费也有小幅度的增速提升，但这些有助于拉升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仍然不足以抵消出口恶化给经济下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综合来看，投资稳定和消费提升的正面效果无法抵消出口恶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本轮经济的方向始终被出口所主导，中美经济周期在整个美股牛市终结期间走向都十分一致，未有背离，这对A股如第一次牛市终结期间的逆势上涨缺乏核心支撑。

　　1.3.3

　　美股牛市终结对A股的影响机制—经济预期传导和估值

　　经济预期传导。通过对过去两次美股牛市终结后的A股表现，可以总结出其中的经济预期传导机制，即：美股牛市终结（伴随美国经济大幅衰退）→中国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是否大幅滑落→外需恶化是否导致未来经济预期悲观→经济预期悲观情绪反馈到A股→A股市场进行演绎。这个经济预期传导机制的每个环节的选择以及能否顺利推导出下一环节都对A股市场的最终表现至关重要，过去两次美股牛市终结后的A股市场反应节奏不同，便是因为这个传导机制的某个环节选择不同。

　　第一次美股牛市终结前期，A股演绎遵循了路径①，在2001年Q1季度的时候，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同时大幅回升，并且加之投资上行的拉动，这导致了Q1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大幅回升，有力支撑了中国当季度经济走势与美国经济走势的背离，彼时市场对经济的前景并不悲观。

　　第一次美股牛市终结中后期，A股演绎遵循了路径②，在2、3月出口意外回升后并未能持续，很快出口便重新滑落至低位水平，哪怕当时在投资有一定支撑和消费稳定的情况下，经济的上拉效应都无法抵消出口的下拉影响，最终经济预期变得悲观。

　　第二次美股牛市终结完整周期内，A股都演绎出路径②，当时美国经济崩盘，中国的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都同时快速滑落，尽管当时投资较为稳定且消费有一定幅度上行，但仍抵不过出口恶化带来的影响，因此市场对经济预期是悲观的态度。

　　估值：A股估值分位水平的相对位置影响其下跌的速度和程度，即A股估值的分位水平相对位置越高，下跌的速度斜率就相对越大，下跌的程度和幅度也就相对越大。

　　第一次牛市终结时，美股和A股的估值相对分位水平相当，最终A股下跌的斜率和幅度亦与美股相当。2000年8月下旬，美股动态市盈率接近28倍，位于自1991年7月15日以来估值水平的88%分位上。而A股动态市盈率66倍，位于76%分位水平，二者相对估值的分位水平较为接近，都同处较高位置。美股牛市终结期间，标普500的动态市盈率从接近28倍，位于88%分位水平跌到了市盈率17.3倍，8%的估值分位水平，其间标普500指数下跌了48.92%，市盈率下跌了38.2%；而上证综指从高点的动态市盈率66倍，76%的分位水平跌到了市盈率43.4倍，39%的估值分位水平，其间上证综指下跌了41.14%，市盈率下跌了34.2%。

　　第二次牛市终结，美股和A股的估值相对分位水平大为迥异，A股指数和估值水平的跌幅均远大于美股。2007年10月，标普500指数动态市盈率17.5倍，位于19%的估值分位水平，经历牛市终结后，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跌到了11.2倍的位置，创下了估值新低水平，其间指数下跌了56.78%，估值下跌了36%；而上证综指在开跌之前的动态市盈率为56.2倍，处于75%的估值分位水平，到熊市结束时市盈率跌到了12.8倍，亦创估值新低，其间指数下跌了71.98%，估值下跌了77.1%。

　　1.4

　　若美股牛市终结 ，A股大概率将同步下跌但跌幅会远小于美股

　　从上文中的美股下跌影响A股的经济预期传导机制和估值机制来分析，若美股真的发生了牛市终结情形，A股大概率将会跟随同步下跌，但跌幅会远小于美股。

　　经济预期传导机制上来看：美股牛市终结（伴随美国经济大幅衰退）→中国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是否大幅滑落→外需恶化是否导致未来经济预期悲观→经济预期悲观情绪反馈到A股→A股市场进行演绎。这个逻辑链条是否能顺利传导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① 如果发生美股牛市终结，美国经济大幅衰退，中国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是否会大幅滑落？我们认为这将是极大概率事件。首先，美国经济衰退不可置疑的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大幅减缓，尤其是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本就存在萎缩的基础；其次，我国能否加大对非美地区的出口，以此来弥补对美出口的下降，最终使得我国出口增速维持平稳或小幅滑落？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原因在于本轮全球经济下行，新兴经济和除美国外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下行压力比美国更严重更大，因此指望维持对非美地区的出口本就非常困难，更遑论还需要有一定的增加幅度来弥补对美出口的缺口。

　　② 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出现滑落的情况下，能否通过内需发力来抵消出口恶化的影响，最终达到经济增速平稳甚至回升的效果？这一点也极为艰难，在过去的两次牛市终结时，消费和投资的发力都从未达到过让经济平稳甚至回升的效果，在第一次牛市终结期间仅有的一次短暂经济回升的主要驱动贡献仍是出口的意外回升，因此意图通过提振内需发力来抵消出口恶化影响的政策力度需极大，甚至难以想象，因此也极难产生乐观预期。

　　在上述两个核心问题的大概率假设条件下，如果美股牛市终结，美股经济衰退，中国很难再现第一次牛市终结期间的经济走势短暂背离，更大的概率将是经济周期走向趋同，因此A股大概率仍会同步追随下跌。

　　估值机制来看：A股的估值相对分位水平越高，指数下跌的斜率和跌幅就有可能越大。在本次美股大跌之前，标普500指数的动态市盈率为接近25倍，位于85%的估值分位水平；而上证综指的动态市盈率为接近13倍，位于16%的估值分位水平上。上证综指的估值相对分位水平已经很低，尤其是相较美股而言更是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尽管在A股大概率同步跟随美股下跌的情况下，跌幅也将远远的小于美股。

　　2

　　三因素关键变化跟踪及首选行业

　　经济、流动性、政策三因素跟踪：经济增长层面，经济数据即将公布，关注复工进程以及逆周期对冲政策；全球流动性加速宽松，后续关注央行货币政策组合拳；市场风险偏好水平维持高位，逆周期对冲政策持续发力。

　　2.1

　　经济、流动性、风险偏好三因素跟踪的关键变化

　　经济数据即将公布，关注复工进程以及逆周期对冲政策。后两周将公布月度通胀、投资、工业数据，疫情的冲击将逐步反映到经济数据上，一季度经济受损程度逐渐水落石出，从经济活动的高频指标来看，3月发电耗煤量延续抬升，环比上行10%左右，但同比仍有20%左右的下滑幅度。进入3月份之后地产销售也有明显的回升，但同比下滑幅度仍超过50%。高炉开工率从底部有所回升，目前为63.5%。汽车销售明显下滑，2月汽车销量下降幅度高达80%，进入3月份经销商的复工率依旧不理想，后续鼓励汽车消费政策有望发力。从最新公布的1-2月出口数据来看，前两月出口同比下滑17.2%，逼近2016年年初最差的情形，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外需压力将凸显。

　　全球流动性加速宽松，后续关注央行货币政策组合拳。美联储紧急降息50bp之后，全球央行纷纷跟进，全球降息潮再起，美联储继续降息50bp以上的概率依然较大，后续关注中国央行的跟进举措，月中是经济数据密集发布期，也是MLF续做以及LPR报价时间窗口，央行货币政策有望加力。从各项利率来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大幅下行至2.6%附近，DR007下行至1.9%左右，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更多，至0.74%附近，中美利差反而不断抬升，人民币不断升值，进一步提升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空间。

　　市场风险偏好水平维持高位，逆周期对冲政策持续发力。风险偏好受到两方面因素牵制，一方面是外围市场的持续调整，美股经历了各主要指数跌幅10%以上的黑色一周后，本周虽有所反弹，但恐慌情绪依然较高，波动率处于高位，美股对A股整体风险偏好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内逆周期政策加力的预期进一步升温，美联储紧急降息之后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打开。风险偏好的变化需关注各国疫情能否有效应对以及宽松政策的发力情况，3、4月份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等都值得期待，总量政策相对积极，有助于改善经济预期和修复市场风险偏好。

　　2.2

　　3月行业配置：首选券商、传媒（互联网、教育）、工程机械

　　行业配置的主要思路：经济增长层面，全球疫情蔓延是新的风险点，经济增长预期受外需走弱的影响，目前企业复工状态仍然参差不齐；流动性保持充裕状态，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各项利率处于低位，关注后续社融的变化；风险偏好受到两方面因素牵制，一方面是外围市场的大幅调整，美股经历黑色一周，主要股指周跌幅在10%以上，A股整体风险偏好有所降温；另一方面，中国PMI数据公布之后，逆周期政策加力的预期进一步升温，3月美联储降息概率大幅上升，股票市场演绎的逻辑短期在于经济预期变化以及市场风险偏好，核心在于各国疫情能否有效应对以及宽松政策的发力情况。配置上可关注两个方向，一是逆周期政策加码相关的基建和地产链条，关注建材、房地产、工程机械、建筑等，货币宽松加码可阶段性关注券商；二是成长，从创业板和沪深300估值比价来看，成长的相对估值从2019年9月份之后持续抬升，相对估值变化印证了成长风格已经形成大趋势，而产业变化是成长风格的核心，逢低可关注TMT、先进制造、医疗服务等。综合来看3月可关注券商、传媒（互联网、教育）、工程机械等行业。

　　券商

　　标的：海通证券、华泰证券、中信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证券、中信建投等。

　　支撑因素之一：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根据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9年证券行业整体经营业绩增幅明显，全部证券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5.37%，净利润增长84.77%，业绩实现反转。今年以来市场成交量逐步走高，2月份券商佣金收入有望创新高，环比1月份大幅增长，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券商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

　　支撑因素之二：整体估值合理，安全边际较高。目前券商整体PB仅为1.6倍，分别位于近5年、近10年估值的31.7%、16.7%的分位水平，整体安全边际较高。

　　支撑因素之三：证券行业进入监管红利释放期。2019年9月的深化资本市场改革12项意见的推出、年末证券法的修订，为证券行业市场红利的加速释放铺垫。重组新规落地后，根据非银组的测算，新规将为证券行业带来0.5%-1.5%收入增长，龙头券商0.7%-2.3%收入增长，除了直接收入增长之外，背后带来的衍生机构业务活跃、市场需求提升，加大了改革的最终效用。

　　传媒

　　标的：三七互娱、完美世界、吉比特、芒果超媒、新媒股份、中公教育、立思辰等

　　支撑因素之一：业绩增速反转，龙头公司业绩趋势良好，一季度业绩爆发可期。从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来看，传媒2019年业绩增速将达到65.2%，2019年商誉减值对业绩的拖累将明显收窄，带动业绩反转。龙头公司的业绩较为突出，如三七互娱、中公教育2019年业绩靓丽。今年一季度业绩有望再上台阶，第三方游戏数据分析公司伽马数据近日发布的《2020年一月移动游戏报告》显示，2020年1月中国移动游戏市场总体营收较去年同期增长49.5%，环比增长37.5%。

　　支撑因素之二：估值处于TMT行业中的相对低位。目前传媒行业的PE估值为43.4倍，处于2010年以来估值的约46.1%分位水平上，与电子、计算机以及热门细分领域相比，整体行业估值在TMT领域中处于相对低位，较为合理。

　　支撑因素之三：疫情改变消费习惯，宅经济背景下休闲游戏备受青睐；考研扩招，疫情放大相关考试培训需求。春节期间受疫情影响，休闲游戏类应用排名上升最快，各主要产品的流水在春节期间均有提高，与此同时，5G手机的爆发，将催生、催热云游戏等新娱乐方式。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鼓励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措施，要扩大今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增加基层医疗、社会服务等岗位招募规模。教育部透露今年将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比去年增加18.9万人。同时，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的规模，同比增加32.2万人。考研扩招，基层医疗社会服务岗位增加，疫情将放大相关考试培训需求。

　　工程机械

　　标的：三一重工、徐工机械、中联重科、恒立液压、浙江鼎力、艾迪精密等。

　　支撑因素之一：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挖掘机销量先抑后扬。工程机械行业集中度从2012年开始触底回升，行业CR4由36.6%增长至66.8%，向头部企业集聚的现象明显，强者恒强效应突出。短期疫情影响叠加2019年Q1高基数，今年1月份挖机销量出现两位数下滑，然而，2019年Q2基数低，加上旺季延后，2020年Q2增速弹性凸显。

　　支撑因素之二：整体估值较低。工程机械整体PE水平为14倍，处于近两年来的25%估值分位，估值水平较低，具备较强安全边际。

　　支撑因素之三：逆周期对冲政策将加力，工程机械有望受益。近期，财政部追加下达专项债2900亿元，加上此前提前下达的专项债1万亿元，目前已下达1.29万亿元。同时，财政部要求各地尽快落实具体项目，确保2020年初即可见效，专项债只是财政政策手段之一，未来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叠加货币政策组合拳，基建托底经济的力度或加强，地产调控也有望保持韧性，挖机行业的下游新增需求有保障。

　　风险提示：对比研究的局限性、市场学习效应导致过往的经验和结论有偏差、经济出现超预期下滑、新冠疫情反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