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风义兼师友（下）

——钱锺书与安州才子吴庚舜

左二为吴庚舜。

晚年吴庚舜。

□庞惊涛文/图
　　“我敢肯定地说：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造诣上，吴庚舜先生是继安县清代才子李调元之后的集大成者，今后恐怕很难有人超过如此成就。”
　　张清儒自新世纪初和吴庚舜有很多交往，对吴庚舜的治学为人评价甚高。他认为，很多安州人之所以不知道吴先生，是因为对吴先生所专致的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较少涉及和关注，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成果在今天学术界的价值。在和张清儒等安州后辈交往的过程中，吴庚舜也并不以前辈大家自居，而是平辈论交，谦虚谦卑，他在写给张清儒的信函及著作序中，也亲切地直呼“清儒”。此种虽师实友的风义，上启自于吴庚舜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下承续于吴庚舜与张清儒的交往，三代学人，一种胸襟。

　　钱锺书对吴庚舜的指导体现在许多具体学术问题的研究，比如，吴庚舜在《钱锺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一文里提到的关于“唐代传奇”的一篇研究论文，就得到了钱锺书先生的悉心指导：
　　1963年我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写于《中国文学史》刚出版之后，一是为写中国文学通史唐代卷做准备，二是以此祝贺我所建所10周年。这是一篇探讨唐代小说发展规律的长篇论文，我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传奇小说。众所周知，宋以来一些学者曾提出‘温卷’说（即唐代考试制度对于小说繁荣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传奇为‘古文运动支流’说，其影响颇大，它们基本上成了小说史、文学史的定论。还有些论著又把传奇看作像后世的话本、拟话本一样的作品。他们主观上是想以此提高唐代民间文学的地位，实则缺乏根据。此外，如何看待宗教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存在分歧意见，需要重新认识。为此，我在研究了全部唐代小说（包括传奇、志怪、轶事三类）及有关文学现象后，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文交到所里，首先引起了其芳同志的重视，但因论文涉及诸家文学史特别是陈寅恪先生，为慎重起见，他又让秘书转给余先生审阅。余先生作了基本肯定后说：庚舜同志是由钱先生指导的，请钱先生提具体意见。我清楚钱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关系，十分担心由此难为钱先生。而事实与我料想的完全相反，钱先生看后写了两页纸的意见，充分肯定了我的论点和引用的材料，从而使论文得到通过，第二年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所庆专刊上，在国内外都有影响。

　　1965年，吴庚舜和钱锺书先生合写了一篇论文《也论长生殿》，后以“吴庚舜、孙辛禹”为署名发布在《文学评论》1965年第二期上，“孙辛禹”正是钱锺书先生所用笔名。
　　吴庚舜在《钱锺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一文里，对这段传之文学界的名人掌故，有如下详细的记录：
　　我们研究的是清代著名剧作《长生殿》的评价问题，是所里定下的课题。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唐代即已盛传，除《长恨歌》《长恨歌传》外，还有不少文学作品写到他们。洪的《长生殿》利用前人的素材，将李、杨故事写得更丰富曲折，因而脍炙人口。但史书记载的唐明皇李隆基和传说中的李隆基是不一致的，因而评价“李、杨爱情”就出现了分歧。钱先生让我先写出初稿，再送给他修改。我反复阅读原作和唐以来的有关作品，查阅了论《长生殿》的全部论文，针对问题提出了分析，其中论及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比较，着重指出民间传说对文学作品中爱情故事的影响。完稿后我去送稿，钱先生首先问：材料是否都看过了？论点是不是都是自己的？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事后他仔细看了论文，作了详细的修改，在论及李隆基这一人物情感时，引用了《金瓶梅》心上人心下人一段话等等，最后又将题目改为《也论长生殿》。在《文学评论》发表前，我将他的名字（笔名孙辛禹）列在前面，他都不肯；一定要我列名在前，并笑着说：“你是庚，我是辛；你是舜，我是禹，我在你后面。”考虑到先生奖掖后进的热心，我只好不再坚持我的意见了。
　　每一思及这些往事，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般文章爱写先生的狂狷，但在我和他的接触中，却总感到他的慈祥亲切。
　　关于钱先生的“孙辛禹”这个笔名，还有一个说法，即钱先生当时取的笔名实际是“郑辛禹”，因为“郑”姓在百家姓中排“吴”姓之后。不管“郑”也好，“孙”也罢，文字游戏之余，颇见钱锺书先生奖掖后进之心和谦逊待人之风。

　　吴庚舜在后来的治学中，还听取了钱锺书先生的箴言，比如熟悉研究对象。一次在和吴庚舜谈天时，钱锺书先生无意中谈及他自己曾通读《全唐诗》5遍，这给吴庚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部《全唐诗》多达900卷，作者2837人，作品近5万首，通读一遍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何况是5遍。这和那些仅凭选集写文章、浅尝辄止的研究者相比，高下自明。”受此触发，为了研究唐诗，吴庚舜当时借钱买了套《全唐诗》，反复看了六七遍，在他看来，以钱锺书的博闻强记和天赋尚需看五遍，那么，自己起码要看六七遍才能有所得，不仅如此，吴庚舜后来还通读了《全唐文》《太平广记》《敦煌变文集》等作品，在评论和赏析唐诗上成果不断、新论迭出，跟他下苦功夫读《全唐诗》不无关系，当然，和钱锺书先生的这种潜移默化也不无关系。
　　又比如，钱锺书先生很重视不同研究对象的不同特性，并一再提醒要记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对吴庚舜也有触动。钱锺书先生认为不是任何作品都需要以史证诗，更不能贯彻以史证诗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最忌在语言上落空，这样就会出现误解和偏差。吴庚舜在研究唐诗、赏析唐诗时，也特别注重诗歌中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背景对诗人以及作品的影响。
　　1992年新年前夕，吴庚舜退休后，准备去看望钱锺书先生，并顺便送去台湾华正书局自行印刷的繁体字本《唐诗选》付的微薄稿酬。12月28日，吴庚舜先写了封信去问候，31日上午便收到钱锺书先生在29日写的复信。信中，钱锺书如是说：“奉柬很感。我入冬宿疾复动，又以小便多白血球，服药三周未减，后日将至医院彻底检查，结果是否严重，不得而知。”这封信，大约是吴庚舜和钱锺书先生师生兼同事之间最后一次通信了。

　　吴庚舜在这篇回忆文章里，还谈到了他和钱杨夫妇交往的一些趣事：“我第一次去东四头条他的家里，刚坐定，杨先生就端来杏仁和巧克力招待我。那时，我的乡音比现在还浓。因为四川口语中常夹杂一些古典名著的词语，钱先生马上就招呼杨先生说：‘季康，你听，《西游记》里有这样的话。’”
　　随着交往的加深，吴庚舜也和钱锺书先生偶尔聊些闲话。有一次，吴庚舜问他到四川耍（游玩）过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钱先生没有回答，还是回答了而漏记，总之这个问题最后没有答案。后来吴庚舜提到了新都桂湖，钱先生就和他谈杨慎，称赞杨慎是明代最有学问的人。另外一次，他又谈到对康有为有影响的廖平。
　　1950年代末，吴庚舜从四川探亲回来，给钱先生送上了一筒红茶，后来，钱先生告诉吴庚舜说，他已将茶转送给一个他尊敬的人了。那时茶叶还是比较珍贵的。钱杨二先生喜欢喝红茶，这个好习惯在留学英法的时候就已养成，他们没有留下来自己享受，而是转赠给一个他尊敬的人，由此可见钱杨二先生为人之可亲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