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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中泰证券分析师 梁中华

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非常关键的因素。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的背景下，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说我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但具体严峻到什么程度，相关的细节测算和预测却很少。在本专题中，我们采用经典的Leslie-年龄性别预测模型，对未来3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预测。

Leslie模型主要做两大方面的预测，一是利用各年龄群体的死亡率来推算下一年的人口结构，二是利用女性生育率测算每年新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婴儿数量。在测算中，我们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差异，也考虑了死亡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测算使用的结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按照死亡率递减的乐观情形预测（宽口径），我国大陆总人口将在2035年达到14.51亿的历史高点后，出现趋势性的负增长。但是如果按照死亡率不变的窄口径预测，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时间将在2027年，人口或达到14.31亿。所以综合起来判断，大概未来十年后，我国总人口将出现趋势性的负增长。

随着我国总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印度将逐渐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印度有望在5年后的2024年超过中国。我国人口数量在全球的占比也将逐步下降，从接近20%左右，逐渐降至本世纪末的10%以下。当然这个预测还很遥远，几十年间还有很多政策会调整，真实结果可能和预测偏差很远，但我国人口占比下降的趋势已经开始。

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最高点后，已经连续5年出现负增长，平均每年减少近200万。根据我们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未来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平均每年减少300万以上，除了2024-2026年之间有所缓和外（1959-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人数骤减导致），之后会进一步恶化。尤其在2028年-2039年的十年间，我国每年将减少劳动年龄人口1000万以上。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负增长，将对我国经济增速构成很大拖累。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和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总共经历了两代“婴儿潮”，第一代出现在60-70年代，尤其是1962-1975年平均每年出生2700万以上；第二代“婴儿潮”出现在80-90年代，也就是第一代“婴儿潮”开始结婚生娃的时候，例如1982-1997年每年平均出生2200万以上。

但由于人口管理政策的实施、以及各种抚养成本的抬升等诸多原因，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从1990年代以后开始大幅下滑，再没有出现新的“婴儿潮”，即理应由第二代“婴儿潮”结婚生娃产生的新的婴儿出生高峰并没有如期到来。

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近几年我国每年补充的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而逐渐进入到65岁以上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

我们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减少，预计今年将降至1400万左右，五年内大概率会跌破1300万，很快回归到1100万的低位。

新生婴儿数量的减少和育龄妇女数量锐减有很大关系，根据我们的测算，2018年我国15-49岁的育龄妇女数量可能减少了700万以上（这一结果与统计局公布结果一致），预计2019-2021年也将每年减少600万左右，尤其是20-35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减少速度会更快。此外，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意愿的下降等其他因素也对新出生人口构成拖累。

而2015年10月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对生育的带动期或已过去。由于我们的模型中并未考虑突然的政策放松对生育率造成的影响，所以测算出的2016-2018年的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1617万、1576万和1529万，而这三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数量为1786万、1723万和1523万。

也就是说2016年和2017年实际值高出预测值的部分，可以被看做是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新出生人口的推动所致，但2018年二者已基本无差异，说明二胎政策放开的影响已经消失。要提高新出生人口数量，必须尽快出台更多鼓励生育政策才行。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老龄化的加剧，且未来3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会更加严峻，将很快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1%，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在我们宽、窄两个口径模型的测算下，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均在2021年超过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1年超过21%，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口的增加，不仅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经济总需求的下降，还意味着养老负担的加重。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将从去年的0.17继续上行，到2030年将突破0.3，2042年突破0.5，到2050年接近0.6。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从当前的0.41，上升到2030年的0.51，2040年的0.68和2050年接近0.8。

大家对这些数字可能并没有太大感觉，但这确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妨再解释下。我国的养老金体制还是以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为主导，也就是说，现在存活的老人养老的钱主要来自于现在存活的年轻人交的社保或者税。通俗来说，现在我们每个年轻人除了负担自己的开支外，平均还要负担0.41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但到2030年的时候，平均每个年轻人将负担0.5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到2050年时将负担0.8个，负担加重一倍。

从国际比较来看，最具代表的老龄化国家是日本，当前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7%，属于超老龄化社会。按照我国当前的速度，我们或在2037年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或将与日本当时的老龄化水平相接近。

我国人口面临的另一个长期挑战是性别比例失调。正常情况下，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2-1.07之间。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不断上升，且在1996年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维持在1.2附近的高位，直到“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新出生人口性别比才迅速回落至合理区间。

而80后、90后、00后陆续进入婚育年龄，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数量远远多于女性数量，势必将影响我国的结婚率。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15年全国1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多4000万人，其中农村地区更为严重，就占了3000多万，“农村多剩男”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婚姻市场匹配、独身主义等等因素，实际最终的单身数量可能远远不止4000万。

而事实上，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的一代——1996年到2013年出生的人口还没有大批量进入婚姻市场，如果这一代进入婚姻市场，未来我国的结婚率还会进一步下降，“光棍儿”数量也会继续增多。

根据相关的学术研究，过去十多年，性别比例失调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城市拥有住房可以提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但往前看，如果结婚率进一步下滑，新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人口因素反而会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一种拖累，尤其是中小城市房地产，面临的风险更大。

长期人口趋势的变化，会持续对我国经济增速构成压力，其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亟需我们做出政策准备。例如放开限制生育的各种政策，尽快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同时进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相关改革，增加供给。

但挑战背后，也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例如人口老龄化以后，尽管对传统耐用品行业的需求会减少，经济整体增速会放缓，但对养老、医疗等相关行业的需求会增加。1990年以后，日本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日本居民消费中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由1.7%快速提高至2.7%，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也从20%上升至33%。

同样的道理，例如“光棍潮”的出现，也会催生对“单身经济”需求，宠物、网红等行业可能是受益的领域，此外，部分行业也在针对单身群体设计开发产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测算模型没有考虑政策大幅变动对生育率的影响，如果政策出现调整，测算、预测结果可能存在不稳定的地方。但整体来说，人口的问题比较长期，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快速改变的。

（本文来自于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