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

　　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

　　朱悦

　　“时间开始成为金钱，雇主的金钱”

　　——E·J·汤普森（《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

　　“整天工作工作，连一点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老板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大城市那些“雄姿英发”的青年，几杯酒下肚后，总要吐出几句类似的抱怨。当然，其间还要伴随着对老一辈的“不通情面”的不解，似乎每一代人都觉得下一代不懂把握时间、懒得无可救药。每一代人也都竭力向前辈解释，你们真的不懂我们，我们遇到的困难，你们也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一通解释之后，双方仍免不了相互嫌弃。

　　生活中类似的难题俯仰皆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新的时间观念开始与旧观念激烈冲突。有人追思过去的田园牧歌，有人竭力呼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看殖民地的人，总觉得“可悲、懒散而没有希望”，苛刻的资本家老板充满警惕地盯着员工用餐、睡觉和上厕所，力图从中揪出每一丝偷懒的迹象。与以上情况类似冲突，在200年也别无二致地发生过。

　　本文旨在简介当代经济史学者对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对象以西欧为主。在第一部分，我们将重述汤普森的分析，这是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经典；第二部分中，以Voth收集的数据为基础，我们将在个体层面探讨时间观念的变化。从证人报时的精确程度，再到购置手表的比例，都折射出时人这方面观念的变动。此外，他们何时起床、何时放工，都是很有意思的细节；第三部分，基于Boerner的研究，我们将分析时钟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最后是结语和展望。

　　从“任务驱动”向“时间驱动”转型

　　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一文的开端，汤普森描写了盛行于原始部落中的、“任务驱动”的计时方式，如果你向当地人问时间，你不能指望他们告诉你精确的十分秒。相比于“五点半”“十一点半”此类表达，当地人更常用的说法是“太阳出来的时间”或者“把牛赶去吃草的时间”，等等。对这一点，斯科特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东南亚的部落问路，外地人是问不出答案的——你不是当地人的话，怎么会知道“走上煮一锅饭的时间”是多远呢？

　　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计时方式简直不可理喻，对当地人来说，这样的计时方式反而非常自然。草是一定要除的，牛奶是一定要挤的，作物成熟了是必须收割的。既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些都是必须完成的事项，以这些节点作为时间的标记，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妥。不仅是具体的时间点，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比如说日期、月份、季节等，类似的习俗也广泛存在。汤普森还注意到，在此类社会中，常常不存在“工作”与“生活”间的二分。

　　当需要协作的工场出现以后，“任务驱动”的计时方式开始显露弊端。分工合作，意味着个体之间要协调工作的进度。一方的延迟，可能造成整体进度的延迟。缺乏精确的时计，意味着雇主难以向劳工下达精确的指示，当时的劳工也不在意工作的起始时间究竟几何。17世纪时的一首歌谣，讽刺地刻画了“毫无时间观念”的劳工的生活，“周一不过是另一个周日，哥们你懂的。周二和周一一样；周三你得去教堂祈祷，周四又是半天假日；周五开始工作已经太晚，周六不又是半天假日”。如此，嬉游终日，何过之有？

　　另一个“老大难”是计酬。一般来说，劳工都按记下的工时长短领工钱，但在缺乏精确计时手段时，所谓的“工时”注定只能是个模糊的数量，其中还要根据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做折算。同样是17世纪时的一段材料，记载了“工作日”这个概念的复杂程度，对收割谷物的工人来说，如果待收割的植株相当繁茂，而又只需要切下其中一部分，则收割一亩半就算一个“工作日”；如果植株繁茂而又需要整根切断（需要的谨慎程度较轻），收费两亩半才能算一个“工作日”；如果植株比较稀疏，收割起来相对简单，那就要三亩半才能抵上一个“工作日”了。

　　这一点显然不能让雇主们满意。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产业主，开始尝试以时间为准绳制定规条，将工人的收入与是否准时捆绑起来。早在18世纪初，磨坊主就购置响铃，每天早上6点敲响，以督促雇员上工，上工以后，铃声每半小时响起一次，提醒雇员工作的进度。18世纪下半叶，部分工厂里已经出现了细致的规条：工人每天要在厂里待15个小时，中间有指定的1个半小时用来进餐。厂主认为，如此的安排能够让“懒惰和奸邪无所遁形，勤奋和公正受报酬劳”。

　　17至18世纪间，物质和思想上的二重进展，也为时间观念的转变做好了铺垫。一是制表业的崛起，二是各类鼓吹“抓紧时间”的论调的盛行。以后者为例，当时思想家普遍认为不守时——或许只是前面提到的、自然的计时方式——是贫穷的祸根。一位叫Temple的思想家甚至认为：可以将4岁及以上的贫穷家庭的孩子送进工厂，每日劳动十二个小时，并接受两小时的教育。如此，他们可以逐渐习惯工厂中的生活方式，并最终以此为乐。许多学校都将“准时”与“作息规律”写入了办学宗旨当中。

　　至19世纪，至少在英国，以上的想法已经相当普及。哪怕是普通英国人，许多也不再习惯之前提到的、“自然”的时间观念。看到其他国家的居民施行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英国人反而要大加嘲讽。以下这段材料，点出了当时英国人的心态，“按照欧洲的标准，中东和拉美地区的人在守时方面相当散漫。新的产业工人还在一点点地习惯规律的工时安排、固定的出勤以及一定的工作节奏。（在这些地方）交通日程的安排和物料的运输都不一定准时……”

　　总之，无论是外在层面还是内在层面，身处工业革命国家的居民，其观念都经历了由“任务驱动”向“时间驱动”的转变。以事件标记的生活节奏逐渐被以数字标记的生活方式取代，普通人也逐渐觉得这样的安排“理所当然”。抱怨同样存在，19世纪的工人发现，雇主们戴的表总是以可疑的方式出现偏误。当工人们要上班时，这个表就会走得快一些，临近下班之时，这只表又会神秘地变慢。在汤普森引用的材料中，有一段特别有趣，有一名工人自己买了一只表。结果，雇主没收了这只表，原因在于“雇主已经告诉过他时间是几点了”。时间，亦关乎权力。

　　时间观念的游移：个体层面的证据

　　列举材料足以勾勒出事物的亮点。然而，如果想要精确了解全貌，对全面样本的量化分析必不可少，一两个人更加守时、一两个工厂主更加苛刻，未必代表社会真的在心态层面出现了转变。然而量化心态本身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生活在两、三百年以前的人是否守时呢？即使可以找到针对个体的记述，这些留下来的资料可能本身也没有代表性，更何况即使是这类记述，数量也绝不是太多。

　　这一问题难不倒量化历史学者。在专著《英格兰的时间与工作：1750-1830》中，Voth为我们展示了高超的运用材料的技巧。具体来说，他找到了当时英国监狱里的案件卷宗，整理了其中所有的证人证言。这类记述的特点之一，就是包含时间。警方会反复询问证人，看到相关事实的时间究竟是几点？在证人回答以后，警察还要交叉询问，以纠正其中含混或自相矛盾之处。因此，根据这部分材料中证人回忆时间的方式及特点，就可以推断历史上时间观念的转变。

　　证人回答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回忆的精确程度的变动。在汤普森所述的“原始社会”中，如果询问当地人时间，得到的答案通常非常模糊，常常只能落到“好像是早上”“大概是傍晚前后”这个范围，如果是今天的我们询问时间，回复通常相当细致，至少也要精确到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以内，甚至会精准到分钟。19世纪初前后，英国确实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伦敦，1760年时，证言中的时间精确程度在半小时以内的有68.8%，到183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7.7%。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英格兰北部增幅更加明显，1760至1830年间，回忆落在半小时内的比例从64.7%增加到了80.2%。

　　以工业为主的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之间，也存在清晰可辨的差异。以伦敦与英格兰北部为例，1760年时，前面提到，报时在半小时以内的比例已经接近70%。有60%多的证人会精确到15分钟，还有1%的人精确到了分钟！同一时期，北部地区没有人会报时到15分钟，不过超过60%的证人能精确到半小时，还有超过30%的个体以小时为单位汇报时间。随着北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两地间的差异也在缩小，至1830年时两地都有约80%左右的个体报时精确到半小时内。

　　除了证人的报时方式，另外一项指标也可疑反映时间观念的变化：持有手表的数量。一个人越重视时间，驱动他去购置手表的动力自然就越大。不过，这一指标中蕴含的干扰因素很多：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导致手表价格的持续下降。根据Kelly和O’Grada的估计，整个18世纪期间，由于技艺的进步，手表的价格每年大致下降1.3%；另一方面，除时间外，手表可能还折射出了其他方面的思潮。比方说，表可能成为身份的象征，重要的并非走时准确。

　　即便存在这么多“干扰项”，这个时间段内英国的手表数量，增速也快到了让人惊呼的地步。根据Voth的估计，1750年英国的手表年产量大致是12.7万只，5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达到26.4万只，增幅最迅猛的阶段出现在19世纪初期。年产量30年间翻了近3倍，从26.4万增加到了66.5万。这和英国工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时间段恰好相互重合，可以作为之前的观察的佐证，考虑到手表属于耐用品，十年内百万级别的产量，其中当有不少流向了实用的消费需求。

　　同样是利用监狱中的卷宗，Kelly和O’Grada也研究了同期手表消费的流变。略有差异之处在于他们关注的是报案者。当时，由于手表体积小，价值高，窃贼十分“钟爱”这一作案对象。报案的失主需要告知丢失的手表的样式、材质、价格等信息。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管窥当时手表的保有情况。二位作者的分析显示：18世纪初，失窃手表价格的中位数大概是4镑，当时工人每周的真实工资大致是0.9镑；18世纪末，失窃手表的中位数变成了2镑，真实工资大概是0.95镑。这一点间接说明，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也开始普遍购置手表了。同一时期，遗嘱中提到“手表”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不足10%上升到超过40%。

　　与计时设备普及相关联的，是人们日常生活节奏的变化。根据前面提到的证言，Voth整理了数十年间人们起床、吃饭、收工、睡觉的时间，结果发现：1760-1830年间，人们起床的时间更加集中。原来，睡醒的时间分散于3点至9点，后来，90%的人选择5点到7点间起床。相比之下，入睡的时间分布变化并不大。至于工作时间，主要的变化之一，是周一假日的消失。近80年间，周一工作的个体的比例上升了50%。所谓的“神圣星期一”假日，随着观念革命而演变成了工作日。同时，除了上流阶层，大家用于闲暇的时间是普遍减少了。

　　这一趋势，也与我在《时间的去向》（发表于2017年6月5日《经济观察报》第36版）一文中提到的趋势相符。根据Voth的估计，1760-1830年间，无论是伦敦还是北部地区，平均的工作时间都在加长。以伦敦为例，1760年时，每年用来工作的时间大致是2300小时；到183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300小时。同一时间段，北部居民每年工作的时间也从2800增加到3300。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都实现了产业家和思想家对他们的“殷殷期望”，“从偷懒、安逸、愉悦和世俗之事的手中，夺回每一分流逝的光阴”。

　　钟楼与增长

　　如果时间观念的变化和计时设备的普及会因此延长个体的工作时间，我们理应在社会层面观察到类似的效应，如果每个人都更加努力工作，社会的经济增速应当会变得更快。这一问题初看之下也很难解答，上一节中我们提到的诸多现象，背后都有英国监狱系统的详细资料支撑。然而，研究社会层面的变化，意味着我们要到不同社会寻找能反映时间观念的材料。并不是每个国家，都留存有如此详细、且范围覆盖到近代化之前的档案。

　　这一点同样难不倒量化历史学者。Boerner和Severgnini观察到，西欧各国开始修筑计时设备，并不是16、17世纪才发生的事。早在13世纪擒纵装置出现以后，各地已经开始广泛修造钟楼。有了钟楼，城镇里的领主就可以通过计时的方法来监督麾下的劳力。同时，这些地方的时间观念的转变，也会比没有钟楼的地区更早。至于经济状况，尽管当时还没有可靠的GDP统计，但在近代之前，城镇中的人口数量是和当地的经济水平紧密相关的。

　　在直接统计二者的关系之前，还有一项可能的偏差要解决，即或许存在第三个因素，同时影响钟楼的出现与经济的增长。两位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首先，到最早发明擒纵装置的城市的距离，会影响技术的传播，进而影响当地出现钟楼的概率；其次，当地在过去是否频繁经历日食，也会影响到对时间的兴趣和修造钟楼的可能。由于日食在政治和宗教上都有特别意义，多次遭遇日食的城镇，当地会更有兴趣修筑钟楼。这两项因素都会影响计时设备是否在当地出现，和后续的经济增长间却又不存在必要的关联。

　　通过这两项因素，作者得以在统计上解决了前面提到的偏误问题。结果显示，15世纪中叶前修造钟楼的城市，16至18世纪间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因此提高32%。在国家层面，钟楼扩散的程度每提高10%，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提高30%。因此，和劳工的“牢骚满腹”及雇主的“义正辞严”相伴而至的，是社会层面经济的增长。至于具体的原因，第一节中论及的二点都颇具解释力：一方面，时钟改善了监督劳力的效果；另一方面，时钟也便利了分工、协调与交易。

　　结语

　　许久之前，经济史学者已关注到了时钟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史学家LeGoff称：“时钟的应用，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Mokyr的说法，则是“时钟是上一个一千年最伟大的发明之一”；Landes更是直接将时钟与计算机的应用相比拟。谤誉相随，焦孟不离，也有不少学者狐疑时钟的作用。如Glennie和Thrift（这个名字写这个题目，颇有种幽默感，Thrift意为节约）就强调，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宗教等方面的动因已经参与塑造了个体的时间观。时间这一概念的含义，也远比这些学者的诠释要多面。近年来，量化史学的进步，部分验证了前一种观点：时间观念确实在改变；计时设备，确实有影响；时间，确实与后续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这一问题无疑需要进一步探索。最明显的缺点之一，就是研究多集中于西欧。在世界的其他地域，真的存在类似的观念转型吗？然而，除批评外，另一值得思考的角度，是以上发现对当代的启发意义。伴随技术的发展，时间的“计量”愈发精确，“交易”也愈发顺畅。在个体层面，开头的抱怨，之后恐怕会越发常见。如果雇主能够精确知晓雇员的时间安排，新的激励手段会相应浮现。有的或许会更加人性化，也有一些可能相当不讨人喜欢。比方说，Tippett等三位学者发现，借助通行的打卡软件，雇主得以“吞噬”雇员的劳动时间、减少发给他们的工资。现在，无需再没收员工的手表，只需在软件中点击几下，“勤奋和公正”自然就可以少受酬劳。

　　企业和社会层面，针对注意力的竞争更是如火如荼。如何在一个人的24小时中分到最大一杯羹，尽量将用户 “粘”在自己的产品或平台上，是许多聪明的脑袋绞尽汁水也要解决的问题。对“成瘾”的担忧、对“回声室效应”的警惕和对低价值信息的广泛传播的谴责，也是舆论中长久不息的侧面。曾经，“你的时间，非常值钱”只是一句引为笑谈的游戏广告，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再否认。我们对时间持有的观念，其中的经济维度越来越突出。此时，回顾数百年前革命中的言论、观念乃至规训方式，都具有了别样的意义。此时场景，恰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它会重复自己的规律（HistoryDoesNotOnRepeatItself The Oneself,But It DoesRepeatItselfTheRule）。

　　（作者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