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上世纪50年代， 蒋氏父子对反“台独”起了重要作用

　　杨天石：上世纪50年代， 蒋氏父子对反“台独”起了重要作用

　　彭晓玲

　　[最新出版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系列4之“蒋介石在台湾”，主要聚焦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直至1975年去世的晚年政治生活。其中，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回归，以及蒋经国晚年派遣“密使”与大陆秘密谈判等情况，都是首次详细公布。]

　　研究了40多年历史，83岁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始终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寻”。

　　他总是想起小时候去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照哈哈镜的情景：镜中的自己忽胖忽瘦，忽高忽矮，高兴得又笑又跳。不惑之年后，杨天石转为从事历史研究，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历史真相也被“哈哈镜”照过，就完全没有古人说的“镜鉴”功能了。

　　因此，不管是多次远赴美国胡佛研究所，还是长年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各大档案馆辗转往返，杨天石都是为了亲眼一见发黄的档案和珍贵的手稿，再把这些材料手抄或复印下来，带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室。时间久了，一摞摞的材料和几千册书垒在一起，埋头著述的他就像被书海淹没了一般。

　　这些重新“找寻”到的历史，写成了五本分量很重的书，分别是2002年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08年、2010年、2014年出版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系列1、2、3，以及最新出版的收官之作、系列4“蒋介石在台湾”。随着历史真相一点点被披露，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的面目也清晰起来。

　　80岁生日过后，杨天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上帝还给我留下多少时间，因为人过了80岁就朝夕不保了。”为此，他的工作节奏和年轻人无异，早晨8点去办公室，下午6点半回家，晚饭后还要工作两小时。

　　现在，杨天石最大的愿望就是趁着身体健康，在今年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系列重新修订出版。“蒋介石日记是分批开放的，我的写作也因此受到限制，现在我已看完全部日记，有条件将4本书打散重编。”他强调，自己之所以对书的修订出版如此投入和在意，是因为正确评价蒋介石的功过是非，对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建立和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国家统一都有重要帮助。

　　一份罕见档案

　　中国近代史上，被神化又被丑化得最厉害的历史人物，恐怕就是蒋介石了。一部分人眼中，他“高勋盛德”“光华流泽”；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他是“人民公敌”“民族败类”。正是生前身后评价如此两极化，才引起无数史学家的研究兴趣。

　　杨天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本是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受邀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开始以孙中山为研究主角，然后逐渐转移到蒋介石。

　　不过，杨天石真正关注起蒋介石日记却很偶然。当时，他正在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记述1926~1928年间的北伐战争，会经常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一天，工作人员送来一堆档案，翻阅后发现，其中一册是仅写着“军务”两字的未刊稿本，杨天石翻阅后非常激动，如获至宝。

　　原来，上世纪30年代末，蒋介石将他的日记、文稿、来往函电等交给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毛思诚将日记分成《党政》、《军务》等九类分别加以摘抄，统名《蒋介石日记类抄》。《类抄》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

　　此后，这部《类抄》和其他蒋介石的早年资料都保存在毛思诚的宁波家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资料被毛家后人砌进墙里，“文革”中被红卫兵发现后上交。“文革”结束后，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管，统名《蒋介石个人全宗》，但长期不为外人所知。这次被杨天石偶然读到的就是其中一册。于是，他又找到余下部分看完。

　　从踏入史学界开始，杨天石就有意在海内外寻访各种档案，以及未刊日记、信札等稀见资料用于研究。根据现有资料，从1915年28岁开始，蒋介石就有写日记的习惯。直到1972年7月，也就是去世前三年，因手部肌肉萎缩不能执笔，才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写作。除了1915、1916、1917、1924年的日记因故遗失外，还存有53年、共63册。在中外政治家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蒋介石日记未公开前，《蒋介石日记类抄》一直是中国大陆学者的重要研究资料。他非常重视这次意外发现的蒋介石档案，2002年据此写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是杨天石首部研究蒋介石的专著，其中披露的史实很多都是第一次公布，比如蒋介石早年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挣扎、加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过、1923年作为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谋略等。

　　该书出版后轰动学术界，历史学家雷颐称其是对蒋介石“去漫画化”，内容“令人耳目一新”。

　　首次披露蒋介石反“台独”始末

　　从此，杨天石将目光转移到搜寻更多蒋介石日记上。2006年，当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第一次开放时，凭借《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杨天石自然而然成为国内最早受邀前往阅读日记的学者。此后，胡佛研究院陆续分三年、三批次公布蒋介石日记，杨天石又去了三次美国，成为《蒋介石日记》看得最早、时间最长也最全的中国学者。

　　远涉重洋时，杨天石已年过七旬。而胡佛研究院又有严格规定，日记不许拍照、复印，只能手抄。于是那段时间，他像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地一篇篇手抄着日记原文，累计费时10个半月，才读完全部日记，抄回来的资料有一尺多高。

　　2008年，杨天石根据日记研究写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分别推出简体版和繁体版，再次好评如潮，获奖无数。简体版的销量超过20万册，在严肃历史著作中算得上“销售奇迹”了，杨天石也因此被称为“蒋介石日记研究第一人”。

　　最新出版的系列之4，主要聚焦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直至1975年去世的晚年政治生活。其中，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回归，以及蒋经国晚年派遣“密使”与大陆秘密谈判等情况，都是首次详细公布。

　　杨天石告诉第一财经，通过台湾学者引荐，他曾在北京见过当年蒋经国的“密使”之一沈诚，沈诚谈了当时到大陆谈判的情况，还送了本回忆录给他。上世纪80年代初，沈诚曾多次应邀到大陆访问，与高层领导人关系良好。1987年3月，大陆方面托他带给蒋经国一封密信，提议通过两党平等谈判实现国家统一。

　　蒋经国见信后约沈诚谈话。当年6月，沈诚再到北京时向大陆提出“台胞旅游探亲问题”，随后台湾作为回应也开放“老兵返乡”。1987年9月，糖尿病已经比较严重的蒋经国还告诉沈诚，正在考虑大陆密信中提到的谈判人选。可惜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离世，李登辉上台，沈诚被指控为“来台为匪统战，意图颠覆政府”，直到1989年底，才被台湾方面判决无罪。

　　“沈诚到大陆的谈判是成功的，他带去了小平同志关于两岸统一的方案，方案蒋经国也同意。”杨天石告诉记者，写这部分内容时，他一度非常纠结，终于一番考虑后还是决定写下历史真相。

　　公正评价蒋介石

　　以日记为重要研究资料，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甄别记录的真伪。

　　杨天石为此专门写过文章解释。他说，私人日记分两种，一种主要写给别人看，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比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没有多大历史价值。另一种主要是写给自己看而不在于示人，就会有较高的真实性。蒋介石的日记属于后者，因为身前从未公布过日记内容。

　　杨天石判断蒋介石日记有较大真实性和历史价值的依据在于，日记中有很多个人隐私和内心活动记录。众所周知，蒋介石脾气火爆，尤其喜欢骂人，这个毛病在日记中同样暴露明显，除了宋美龄被骂得比较隐晦，对宋子文、孔祥熙、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好友、亲属、同僚和下属，他可是一点不客气，全都骂过，而且有时还骂得很狠很难听。

　　另外，与宋美龄结婚前，蒋介石在上海的私生活很放纵。日记中也有详细忏悔和记录，“这些内容，同样都不适宜于公开发表。”杨天石说。

　　但是，蒋介石的日记也有严重缺陷，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讳莫如深，或选择性记录。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是他和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的，日记中却只字不提。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蒋介石同样主观判断太强，评价被扭曲得完全走形。

　　“蒋介石的日记虽然有相当的真实性，但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这就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进行比较和勘核，才能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本来面目。”杨天石总结。

　　他还坦陈，尽管毕生精力大部分都花在蒋介石研究上，但并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他毛病太多了，比如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不过，历史学家不能因此就不对历史人物做全面、客观评价。在杨天石看来，蒋介石固然有过错，但也有很多历史贡献。他反清，辛亥革命时是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反袁，曾是山东讨袁军的参谋长；反陈炯明，在孙中山危急时刻赶到广州，支持孙中山。此外，蒋介石还建立黄埔军校，北伐、抗日，“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尽管国共之间打了十多年仗，海峡两岸对峙60多年，但统一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必需。尤其是在‘台独’势力‘去中国化’‘去孙中山化’‘去蒋介石化”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也有责任对近代史上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