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基金达利欧的投资哲学：追求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

　　达利欧三题： 预测、原则与自然

　　菲戈

　　[我们根据常识或意识形态而判定的善恶好坏，价值都不大。如瑞·达利欧所言：“当我开始从理解现实规律的视角看待现实，而不是认为现实不对时，我发现几乎所有起初看起来‘不好’的东西，如雨天、缺点甚至死亡，都是由于我对于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持有先入之见。”]

　　金融与预测

　　马克思说，“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据领导”（《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以你只要看哪里拼命叫秩序，哪里就多半是金融贵族的天下。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康芒斯指出的：“预期行为的现时价值就是资本或资产。”（《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索罗斯更直接：“金融市场试图把未来‘贴现’，而未来又反过来依赖于现在它如何被贴现。”（《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

　　所以金融贵族当然要尽可能维持（或者不如说透支）秩序，否则他们怎么能“预测”（确切地说是虚构）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从而最大化地贴现套利呢？如果他们现在不能套利，他们又怎么会有未来呢？这是生死攸关的啊。

　　不过对掌管数百上千亿美元对冲基金的金融大鳄来说，事情似乎有所不同。对冲基金更喜欢复杂多变、前途未卜、充满风险的环境，这才是它们能够赚大钱的机会。比如桥水基金的达利欧和量子基金的索罗斯，看上去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却有个共同点：他们都不相信预测，而更相信即时的甚至是直觉性的判断。

　　作为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门生，索罗斯有自己广为人知的哲学理念——“反射性”，也有译为“反身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真相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偏离，而这种偏离本身就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这就是事物如此复杂的原因。它总将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事物的真相是一个移动的目标，而且一定是永远超过我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参与和理解，这两者相互影响，使我们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美的，并且使我们的行动具有意料之外的后果。我把这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双向联系称作‘反射性’，反射性就是我的概念框架的基石。”（《美国的霸权泡沫》）

　　基于“反射性”，索罗斯发展出了一系列概念，从“彻底的可错性”“人类未知准则”“开放社会”，一直到大名鼎鼎的“金融炼金术”——“主流经济学所建立的基础是这样的假设：人们知道什么是最佳选择。但正如我所解释的，行动者无法把他们的决定建立在真实的知识的基础上。因为他们行动所依据的理解基础是不完善的，他们的行动必然产生意料以外的后果。而意料以外的后果又向事物发展的经过引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使得经济理论难以产生确定性的预测……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永恒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没有规律的历史进程，它遵循的路线确实是不确定的。”

　　比索罗斯小20岁的达利欧，没有那么完整的哲学体系——虽然他也很爱谈哲学——但同样清楚地认识金融市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早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赚钱还是做预测”的文章里，他就写道：“说实话，预测的价值并不是很高，而且大多数做预测的人并没有在市场上赚钱……原因是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而且当一个人把所有影响未来的不同事物的可能性叠加起来，以便做出预测时，他会得出各种各样发生概率各不相同的可能性，而不会得出一个可能性很高的结果……我们并不是预测经济环境中发生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些预测调整投资组合，而是在变化发生时捕捉它们，不断调整我们的投资对象，以使投资始终集中在当时表现最好的市场上。”

　　所以，说起来有些吊诡，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金融市场“投资”的人们，包括高高在上的“金融贵族”们——撇开权钱交易的黑幕不说——实际上都是在预测的圈圈里打滚，试图凭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预测本事，赢得对预期未来价值的最大贴现，所谓“跑赢市场”；而恰恰是被认为“投机”的那些人，对金融市场以至人类社会的真相有更深刻——你也可以说更“黑暗”——的认识，因而并不针对贴现下注，而是针对人们思维与行动的缺陷下注。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也就没有所谓“内在价值”可言，因此与其关注未来，不如关注现实，与现实中的人们对赌价差。

　　原则与道

　　读资本主义金融大鳄达利欧这本半自传半布道的《原则》，很奇怪地不断让我想到老子。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先秦道家自老子之后，是分两大派的，即无为派和有为派。无为派，就是庄子那一路，通常会和老子统称“老庄”，也就是狭义的道家，但细究起来，庄子与老子的差别是极大的，有时候甚至大过老子和他的有为派后继者们。有为派，除了搞黄老之术的“黄老派”和被儒家痛骂的“杨朱派”，说起来你可能不大相信，还有就是惠施、公孙龙、申不害、韩非子这些人，也就是名家和法家的人。40多年前曾因所谓“儒法之争”而被大捧特捧的法家，整个儿都属于广义上的道家、老学。奇怪吧？整天跟人辩论“白马非马”的，和通常被认为因主张严刑峻法而对秦帝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莫大贡献的，其实都是老子的传人——而且“白马非马”与严刑峻法之间还有非常近的亲缘关系，一直延续至后汉两晋时期大为兴盛的“刑名之学”。这且不去说它。你可能马上就会问，庄子和比如韩非子，近乎南辕北辙的两个人，究竟是怎么都源出老子、班列道家苗裔的呢？

　　大致来说是这样的：老子的中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终的那个东西，还不是“道”，而是“自然”。这个自然虽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自然”，但也并不排斥它。“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原来是怎样的就怎样，换句话说，自然就是极度真实，撇开一切意识形态的框框，一切人所总结、赋予、维护的东西，一切善恶美丑的伦理道德和强弱高下的价值标准，而直击那个根本上自成一体、旁若无人的“自然”之实相。所以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

　　但是世人的思维鲜少有不被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所框限的，以至“名不符实”成为普遍现象。所以名家认为，要能真正回归“道”，必须辩清所有为我们所重之名的虚妄，并破除之。而法家则认为，循名责实，不能仅靠逻辑辩论，还必须以刑罚、法令相辅助，即韩非子所谓“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归根到底，无论道家、名家还是法家，都认为遵循自然之实相来行事，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无为派认为啥都不用做，“任逍遥”最好；有为派中的名家认为还是需要辨明真假的，法家则认为光辨别还不够，还要建立一系列制度，让惰性太重的人能保持对真实的渴望……

　　回到达利欧和他的《原则》。

　　全书第一段话里，达利欧就说：“在我开始告诉你们我的思考之前，我想先说明，我是个‘愚人’，相对于我需要知道的东西而言，我真正知道的并没有多少。不管我一生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其主要原因都不是我知道多少事情，而是我知道在无知的情况下自己应该怎么做。”

　　你是否再次听到了老子的箴言——“为道日损”“绝圣弃智”——的英文变体？

　　所以当他接下来说“我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它帮助我发现真相是什么，并据此行动”时，“原则”一词不就显而易见地可以“翻译”成“道=实相”？达利欧不是正以他极其“务实”的赚钱实践，帮助我们这个发明了“道”这一字眼的国度，驱散千百年来覆加其上的虚无缥缈的迷雾（迷误），而重归先秦时代包括名家和法家在内，对它更准确更切中要害的领悟？

　　自然哲学

　　维特根斯坦说：“在有充分理由根据的信念的基础那里存在着没有理由根据的信念。”这实际上就是老子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也就是说，一种完全彻底的真实并非是可以推理或证明的，它是一种直接的穿刺和领悟，你到了那一步就知道只有那才是真实的。但那一步，不是随便说说的“现实主义”、日常意义上的辨别真假对错就可以达到的，不仅因为所有的现实都笼罩于意识形态的迷雾下，而且因为人最大的本事，其实是自欺。所以彻底的真实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要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安迪·格鲁夫的金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也要从这个高度去重新理解。

　　达利欧在陈述之始，就以无可辩驳的两个“极度”——“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为所有其他“原则”画下了重音记号。是的，只有这么极端，这么偏执狂，真实才会显现。事实上，即便是在成功企业家中，这种真实——对事对物对人对己——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所以真正顶级的、不只赚了大钱而且对人类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企业家，也终究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些企业家触摸到了“极度真实”，所以他们也的确与哲学家合流了。达利欧和索罗斯这种“酷爱哲学的金融大鳄”，无非就是这样自我催生的。

　　很多人可能会一头雾水：做金融，或者做企业，一句话，做生意，不去刻意骗人已经很不错了，干吗要这么突出地、近乎变态地强调“真实”？所谓“商战”，不就是要真真假假、孙子兵法？事实上，中文版出版一年来，作为畅销书，在豆瓣读书上标记“读过”的人已达11470人，其中3000多人写了短评，300多人写了长评，然而无论对它褒还是贬，我都几乎没看到有人就达利欧自己设定为原则中的原则的“极度求真”与“极度透明”发表什么有意义的看法。可想而知，对于今日的国人来说，“真实”是个多么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以至没有兴趣去碰，甚至视而不见的东西。达利欧的回答则掷地有声：“真相（或者更精确地说，对现实的准确理解）是任何良好结果的根本依据……当真相与愿望不符时，大多数人抗拒真相。这很糟糕，因为好东西会自己照顾自己，而理解和应对不好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了解真相是成功的关键，而对任何事（包括错误和弱点）都保持完全透明则有助于加强理解、不断改进。”“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是实现真正的创意择优的基础。越多人能看到实情（好事也罢，坏事也罢，丑事也罢），他们在决定采用适当处理方式时就越有效率。”

　　怎么在实践中达到“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达利欧的思路再度与老子若合符节——“法自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所有的现实规律。这些规律不是人创造的，但通过理解规律，我们能利用规律促进自身的进化，实现我们的目标。”“如果你只通过观察一个物种（如鸭子）尝试理解普适规律的话，你会失败。同样地，如果你只通过观察人类理解普适规律，你也会失败。人类只是约1000万个物种里的一个。复杂的力量让原子不断组合、分离，形成无数的事物，人类只是沧海一粟。但大多数人就像蚂蚁一样，只专注于自身及其所在的蚁丘。他们以为宇宙围绕着人转，不关注对所有物种都适用的普适规律。”“为了弄清楚现实的普适规律和对待它们的原则，我发现有益的做法是，努力从自然的角度观察事物。尽管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非常聪明，但与整个自然相比，我们的智慧就像生长在山岩上的苔藓。我们没有能力设计和制造一只蚊子，更不用说宇宙中所有的物种和大多数其他东西了。所以我的出发点是，自然比我更聪明，我努力让自然教我认识现实规律。”

　　而正如老子会绝不温情脉脉地断然道出自然的真相——“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达利欧也指出“自然的一项根本法则，是为了赢得力量，人必须努力突破极限，而这是痛苦的”“自然会走向整体的最优化，而不是个体的最优化，但多数人只是根据事物对自身的影响判断好坏”。所以，我们根据常识或意识形态而判定的善恶好坏，价值都不大，甚至——如尼采所言——反而是一种负面的力量。“当我开始从理解现实规律的视角看待现实，而不是认为现实不对时，我发现几乎所有起初看起来‘不好’的东西，如雨天、缺点甚至死亡，都是由于我对于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持有先入之见。”

　　这么看来，达利欧如此热爱中国，20多年前就把11岁的儿子送来北京胡同里上小学，也因此有了一个符合其“自然哲学”的亲缘性解释。在金融这样一个纯粹现代西方的经济领域，达利欧这样的顶级大鳄，相当程度上却是凭借他的准东方式思维达致其成就与地位，这不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某种意义上，巴菲特好像道家无为派，更喜欢在长时段的自然与历史变迁之上，顺应波浪的起伏而如鱼得水；而达利欧和索罗斯就相当于道家的有为派，他们操作的对冲基金因为需要面对巨大的风险，而令其对自然风云的诡谲和人类欲望的险恶有更深的感受，这又转化为对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充分认识，并试图运用这种认识，在一定范围内应对和规范各种难测的变化。前者认为，你一旦深入认识了自然之道，基本上就只要选一条对的河，跳进去随波逐流就好了；后者认为，既然对自然之道可以有所把握，不如冲一下浪，更刺激好玩，即便被巨浪卷走了，死无葬身之地，不也正是自然真实面相之一种么？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