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晏智杰批周新城私有制言论：根本不懂马克思

　　经济学理论家晏智杰批周新城私有制言论：苍白无力 根本不懂马克思

　　来源：经济学家圈 作者：晏智杰

　　晏智杰：“消灭私有制论”评议  

　　正当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错综复杂局面之时，年初见诸报刊的一篇“消灭私有制”的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发展前景的疑虑和担忧。该文剑锋直指私有制经济，其深意则在从根本上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批评。然而，碍于该文打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旗号，堂而皇之端出的又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论断，因而人们在指出该文对现实改革造成有害影响之时，对其所涉理论观点本身却讳莫如深，这就难免留下某种疑惑。我以为对此尤应予以澄清，否则，一旦气候适宜，此类观点说不定又会被有些人拿来作为抵制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和工具。

　　其实，当代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迁，已经对这个历史性和现实性极强的课题做出了毋庸置疑的回答。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非传统意义的公有制，也非传统意义的私有制，而是新时代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并存与合作。要淡化所有制，对不同所有制一视同仁；要突出生产力标准，将效率放在首位。“两个毫不动摇”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抉择。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推进和深化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使两者相互支持、合作共赢，都做大做强做优，方是国富民强的经济制度之保障。

　　一

　　应当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理解和把握这些历史环境和条件，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前提。如果对这些条件全然不顾，就像某些人所作的那样，将其曲解为一个无条件的普遍原理，甚至主张将其照搬到今日之中国，要我们遵照执行，否则就斥之为离经叛道，这在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以及后来创作《资本论》时所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40-60年代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可谓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此时的英国经历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以往以手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时代，逐渐步入机器工业时代，史称“蒸汽时代”。这场技术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成长为当时最先进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集中表现在企业生产要求的计划性与社会的竞争无政府状态之间，以至于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经济动荡和萧条；还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当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积累于资产阶级手中之时，也“积累了”日益众多的无产者，使之陷入相对和绝对贫困的境地，工人大量失业和日益贫困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在英国先后发生的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政治运动，以及不时爆发的争取经济权益的罢工运动，就是这些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

　　就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论，马克思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它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证了这种生产方式走向消亡的必然性；“消灭私有制”就是针对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分析对象，依据既定的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而提出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这个目标和任务本身，同提出这个口号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而且，同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其他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和运动（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等等）相比，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无产阶级反对派，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其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远在其他学说之上。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理所当然地能够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然而，不可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提出的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目标，连同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在当时并没有变成现实。

　　二

　　更有甚者。历史发展业已证明，在《共产党宣言》问世至今170年间，革命导师们的革命预期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没有实现。这不是没有缘由的。最重要的是，170年来，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从 “蒸汽技术革命”到“电力技术革命”，再到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直到进入21世纪以来所出现的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引领这些技术革命浪潮并率先收获其成果的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以美国在二次战后的作用和地位最为突出。

　　科技革命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深刻变革。就经济状况而言，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制的条件下，逐渐涌现出克服自身矛盾和冲突的手段。例如，股份制的形成和发展；劳动者合作社的出现；国家所有制的出现也未尝不能看作是对自身体制的一种改造和扬弃，因为它必竟同纯粹私有制有很大不同。根据国家经济和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不时采取的在国有化与私有化之间的变换与抉择，事实上也是解决某些经济困难的一种有效手段；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变革，特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理阶层的涌现，在有力地提升生产管理效能的同时，也明显地缓解了先前尖锐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和冲突；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加之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斗争的冲击，收入分配的格局也起了变化，以往所谓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成历史，而所谓相对贫困化也大为缓解。中产阶级的崛起成为社会结构变革的一大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和阶层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决定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不错，170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了多次政治的和经济的动荡和危机，其中尤以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延续的时间最长，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劳动群众的打击最为深重，然而，它们在痛苦煎熬中最终还是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从以往的自由竞争经济自由主义，转型为新时代条件下的国家干预主义。科技革命的逐步推进和深入，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自由竞争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转型，这是战后几十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总体得以保持稳定的根本制度保障。的确，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存在着，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制度的性质并没有变；然而，这种制度的实现形式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同马克思当时面对和研究的对象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扩张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料到的。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如革命导师所预言的那样在19世纪下半期寿终正寝的经济根源，也是他们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作“消灭私有制”论断必然变得不再适宜的缘由。

　　我认为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有些人不肯承认和理解这一点。在他们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永恒的绝对的真理，是丝毫不可更改的教条。这些人却忘记了革命导师反复强调的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也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学说，没有看到无论在基本原理上还是革命策略上，马克思恩格斯生前都曾做出过不止一次的修改和调整。既可实证又可证伪，本应是一切科学真理不可或缺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与时俱进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品格。如果不是这样地看问题，包括这样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只能表明他们所坚持的理论立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发展面前，这些人所秉持的所谓“消灭私有制”的要求是苍白无力的，其理念是违背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

　　三

　　“消灭私有制”迄今没有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实现，然而，它却是20世纪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并且成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现实，结果均以失败告终。这是我们强调指出的又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

　　前苏联的教训和损失最为痛彻。十月革命后，为了对付国内外敌人联合进攻，苏俄曾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全面推行工业国有化，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取消自由贸易；实行实物配给制。1920年底，粉碎了国外武装干涉及国内反动势力进攻，转入和平建设后，遇到新的经济困难和危机。列宁决定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开始实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引进外资，允许外资企业经营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恢复以商品货币关系调节生产等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俄经济得到了恢复。

　　然而，进入19世纪30年代后，苏联进入所谓斯大林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完全消灭私有制，在推进工业国有化的同时，加紧实施农业集体化；在此基础上，实施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在一定时期内使苏联经济取得巨大进展，这显示了计划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为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较量中挣得应有的历史地位，以及在二战中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基础。然而，消灭私有制及其高度集权的体制，也造成了效率低下的根本缺陷。这为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主力之一，竟在一夜之间完全坍塌，归于解体，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上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大的历史性大变故。造成这种可悲结局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以及思想文化等等领域的失误，都脱不了干系，不可简单化。然而，不可否认，其当政者本着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的基本原则，一味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造成其经济体系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最深刻的根源。消灭私有制，其结果，私有制固然不存在了，可是自己的国家也解体了，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间，秉承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一直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施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和政策目标。解放初期，实施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将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贫下中农，认同了土地私有，这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然而，没过多久，本着消灭私有制的宗旨，便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1958年实现公社化的“飞跃”，土地私有化为乌有。这是当年所实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三面红旗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事实证明，这种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和广大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恶化。至于民族工商业原先的私有制，则经过19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被逐步限制以至于完全消灭了。

　　我国基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强化的过程，包括根据国情作出的一些调整，但始终没有跳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藩篱；反而一直将消灭私有制、实施公有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视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消灭了私有制的高度集权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是建立和巩固同样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这种体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被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要将物质资料的私有制消灭殆尽，而且连人们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也要彻底清除掉。”消灭私有制“搞到这种地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怎样的灾难性后果，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不必赘述。

　　四

　　我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于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和深刻教训的消灭私有制传统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否定。重新认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引进外资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基础上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40年间我国经济能够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一个基本经验。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他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已达28家。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管理者、经营者和生产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为什么历史和现实生活证明，一味追求消灭私有制必然导致失败，而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私有制经济却能够取得成功，这个客观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严肃课题。

　　我以为这首先涉及到如何认识和看待人的本性即人性论问题。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既有利他的一面，也有利己的一面，实际上是合理利己与高尚利他的结合。消灭私有制论的根本弊端在于它违反人性，抹杀和侵犯个人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将个人言行置于国家强权控制之下，从而压制和摧毁了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失败当然不可避免。

　　其次，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和选择经济体制的问题。这就是说，经济制度的优劣根植于能否实现公私利益的结合。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优势就在于为实现这种结合提供了平台，而排斥这种结合，将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正是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故其失败同样不可避免。

　　历史和现实同样昭示世人，无论哪种所有制，它们都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不顾客观历史和现实条件，企图人为地催生或消灭某种所有制，到头来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马克思说得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让我们记住马克思的这段深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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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