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著金融史鉴往知来 银行业需平衡发展与风险

　　专访姜建清：著金融史鉴往知来，中国银行业需平衡发展与风险

　　杨燕青 后歆桐

　　[500多年来，世界金融经历了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金融危机。但因为失误的政策、失效的监管、失衡的社会和贪婪的人性，人们依旧不断重复错误。金融危机只是通过极度破坏性的方式来惩罚和纠正这种失衡。人类的金融史几乎就是一部危机史，人们痛恨危机却喜爱“繁荣”，为追求短暂“繁荣”，结果往往导致繁荣的终结，自以为“理性”和“善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因而历史回顾、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不要遗忘，起到警醒的作用。]

　　[距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10年，但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的不平衡依然没有改变，发展的模式依然没有调整，消费、储蓄、投资和贸易失衡依然广泛存在，债务杠杆和债务水平依然居高不下——2018年首季，全球债务占全球GDP比重上升到了318%，远超出150%警戒线水平。]

　　“忘记了银行业的历史，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整理世界珍贵的金融文化遗产，发掘前人创造的金融文明成果，回顾金融的兴衰成败及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更好地推进现代银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接受第一财经的专访中，姜建清如此表示。

　　卸任“宇宙大行”董事长之后，姜建清走上了著史明智、鉴往知来的道路，试图以新的方式为中国银行业发展、转型提供养料。

　　姜建清向第一财经记者细数了那些饱经历史沧桑的金融币章背后的金融史、银行史，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机构的兴衰交替，那些曾经做出重要理论或实践贡献的金融家以及那些转型经济体国家银行业改革得失的故事。

　　“中国金融结构先天失衡，资本市场短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又因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储蓄率偏高，资金流向银行领域，造成银行业资产增长过快。中国银行业信贷过度增长、资本短缺压力、风险内控及流动性管理难度大。若控制不当，则可能产生局部或系统性风险。”他还警示中国银行业，只有做到发展与风险平衡，耐力与速度兼备，稳健与创新并存，才能基业长青。

　　金融危机十年后问题犹存，著史明智鉴往知来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你从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接连出版了多本银行史和金融史的著作。你在今年7月出版《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1》，社会反响非常好，还荣获了“第一财经？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2》近日也已经出版，你为什么会对金融历史如此感兴趣？

　　姜建清：这两年多来，我有几本历史书籍出版，譬如我与蒋立场合著的《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我与樊兵、高文越合著的《非洲金融明珠-标准银行集团史》。

　　我从多年前开始撰写的《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第一、二册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也完成了大半，估计2019年年中出版。此外透露一下，我牵头编写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也将会在2019年1月末出版上册。下册是股改的组织者、实践者的口述历史，不久也会面世。此书是我们在中央银行和五大商业银行领导的支持下，费时两年完成的，记载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历史，生动地展示了在本世纪初，被称为“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银行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这本书是向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

　　那我为何会对银行史和金融史感兴趣呢？回想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办公室主任，每年春节前会例行慰问新中国成立前银行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些八九十岁的风度翩翩的老银行家，常会聊起旧银行的往事。我当时才30多岁，对那段银行的历史并不了解，他们促使我去读银行史相关书籍，从而对银行史的兴趣倍增。

　　1995年，我担任上海城市合作银行行长时，提议并支持原信用社的老同志撰写上海信用合作社史。随后，受参观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启发，我担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时，又提议并实施了上海银行博物馆的建设。

　　2000年后，我担任了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与许多跨国银行的董事长们会面时常听他们聊起其银行的历史，深感每家银行受其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很大。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怀旧，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而银行史学则是一门使银行家警醒的学问。智者爱史，善于总结，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学相比，与相对不繁荣的经济史对照，银行史、金融史尤为“冷门”。目前中国出版的这类史著述很少，尤其是外国银行史，即使有相关书籍，写的也是少数几家大家熟悉的银行。对国外银行史、金融史的研究既缺乏深度也缺乏广度。由兴趣驱使，我寻找、阅读了许多国外银行史，对银行经营和金融风险有了更深的领悟。历史上许多银行的风险案例，其实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我撰写的《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一、二册，是多年来自己阅读和思考世界银行和金融历史的随笔或札记。

　　第一财经：你的书以轻松的语调讲述那些饱经历史沧桑的金融币章背后的银行史，为什么选择从币章这个角度写金融史的呢？

　　姜建清：记得《英雄失去了小红伞》是我写国外银行历史的第一篇文章，是一则从花旗银行的历史大铜章引发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的故事。当时恰逢次贷危机肆虐，读者对这样的银行历史札记比较喜欢。由银行的纪念章作引子，导出该银行的历史，文笔较轻松，颇有可读可观性。

　　没想到也由此给自己徒增了烦恼，编辑此后要求坚持这一风格，这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写作难度。在撰文过程中，有章无史、有史无章、史多章少、章多史少，都成了写作的瓶颈。虽然全世界不少银行都曾在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期、为重大事件发行过纪念章，最早的银行纪念章发行至今已逾200年。然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古旧纪念章早已湮灭在悠悠岁月中。许多发行银行也不复存在，被人们忘却，而坚硬的金属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好在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我费力地通过eBay、淘宝等搜寻、购买这些历史币章，尽量满足写作需要。我恍然发现，这是一个人们未曾涉足的金融世界。正像竹木简牍遗史留典，这是一本独特的、由金属币章编撰的世界银行史。虽然只有数百年，但丝毫不影响其在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散发出耀眼光芒，铭刻在金属上的历史使它显得格外厚重。

　　第一财经：你认为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对今天的金融有什么借鉴作用吗？

　　姜建清：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上学到教训。距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然而，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的不平衡依然没有改变，发展的模式依然没有调整，消费、储蓄、投资和贸易失衡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债务杠杆依然居高不下，被惩罚的借款人和债权人并未因担心害怕而降低债务水平——2018年首季，全球债务已攀升至247万亿美元新高，占全球GDP比重上升到了318%，远超出150%的警戒线水平。全球过度信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加剧了经济结构和资产价格的失衡，也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定时炸弹。

　　此外，银行业“大而不能倒”亦逆势而行，除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比齐刷刷地提高到50%甚至90%以上。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方兴未艾，风险依存。

　　回顾全球金融危机十年来的变化，感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惊涛骇浪的时刻。我在此书中关于证券交易所的两文中写到，500多年来，世界金融经历了郁金香狂热、法国密西西比和英国南海公司事件、华尔街股票崩盘、亚洲和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等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危机，带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贫富分化、道德沦陷，亦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抨击，无数次的监管整治。

　　但为何人们依旧不断重复错误？是因为失误的政策、失效的监管、失衡的社会和贪婪的人性。金融危机只是通过极度破坏性的方式来惩罚和纠正这种失衡。人类的金融史几乎就是一部危机史，人们痛恨危机却喜爱“繁荣”，为追求短暂“繁荣”，结果往往导致繁荣的终结，自以为“理性”和“善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因而历史回顾、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不要遗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起到警醒的作用。

　　中国银行业需平衡发展与风险

　　第一财经：全世界周而复始、循环出现的金融危机，是否其中有共同的逻辑联系？

　　姜建清：世界金融沧桑变迁，背后有其逻辑关系。我在《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2》的文章中写道，百年前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响，德意志银行作为新兴列强的代表超越法国的里昂信贷，成为了全球最大银行。彼时，世界前20大银行集聚欧美。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和工业国的美国，在银行排行榜中仅列2家，排名较后；而已呈疲态的英国仍以8家大银行傲视群雄。

　　一次大战后，美国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二次大战期间，除美国本土之外，世界多数国家遭受了战火的蹂躏与摧残。战后其他国家忙于重建和复苏之际，美国借机替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霸主。而因战争的肆虐，危机的摧毁，昔日的德国贴现银行、达纳特银行、奥地利贴现银行都在1930年前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倒闭、合并或重伤。加之银行体系固有的脆弱性，百年前20大银行中只有美国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德意志银行、英国劳埃德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五家银行犹存。

　　从近代世界强国的演变进程看，工业强国、经济强国和金融强国地位的取得及失去均遵循这一顺序。全球金融业产生、发展、强盛和衰落的一般规律还告诉我们，当把视野放宽、视距拉长来看世界金融历史时，更易看清金融演变发展的逻辑规律。百年轮回，岁月流转，大国金融地位的变迁，与各自母国政治经济金融实力以及在全球格局中地位与影响的消长变化密不可分。

　　作为负责而深刻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迁的缩影，今日世界银行排行榜上，金融之风开始东渐，中国工商银行等四家中国的银行跻身世界金融前列。

　　一位印度的著名银行家在次贷危机前的一场“达沃斯论坛”上预言，亚洲国家可能在经济总量或制造业方面超过美国，但不可能在金融方面超过美国。不过才三年，这位银行家同样在“达沃斯论坛”上承认自己错了，“因为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了”。金融格局发生历史性变迁，固然是基于中国经济力量崛起的历史必然，又是人类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周期轮回。然而金融业是马拉松行业，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兴衰沉浮、“剩”者为王。谁又能预测百年后的全球银行榜单中的剩者呢？

　　第一财经：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

　　姜建清：我在书中讲述了两幢中国工商银行海外机构的大楼和相关银行币章的传奇故事。被称为“祖母的明珠”的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大楼美轮美奂。这幢拥有160年历史的大楼，始建者是西班牙伊莎贝拉二世银行创始人、著名的萨拉曼卡侯爵。这家银行与圣？费尔南多银行合并，成就了今天的西班牙中央银行。大楼和币章记载着百年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的沧桑变迁，又成为中国和西班牙、中国工商银行和西班牙央行的历史交汇。而另一家小小的沙俄时代建立的伦敦分行——莫斯科人民银行，维系着冷战铁幕下仅剩的金融血管，服务于苏联与西方微弱的贸易结算。

　　海外银行成为了没有硝烟的前线阵地，承受着一家金融机构无法承受之重。在其厚重的帷幕之下隐藏着多少秘密，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2010年8月，恰逢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俄罗斯外贸银行将原莫斯科人民银行办公大楼转手于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子行。而曾经大楼的主人，1806年创立的伦敦人寿，早已被英国大都会保险集团收购，之后的莫斯科人民银行经百年挣扎也终被兼并。美苏金融暗战虽分输赢，但赢者亦难逃金融危机终结劫杀。

　　成功银行的故事大致相同，未成功的银行各有各的故事。金融风险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在奥地利国家银行200年的生涯中，滥发票成为一种痼疾，饮鸩止渴的陋习难改，困扰于货币滥发导致的通货膨胀中。财政赤字货币化，以致单一银行危机演变成全国性货币危机，近现代最大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有两次都由奥地利点燃引信。

　　二战前的德国中央银行成为纳粹筹措战争款的工具，率意发行货币，扩大国债发行和推行通货膨胀，摧毁了有序金融预算和货币汇率，导致恶性通胀，货币和银行陷于崩溃，财政濒临崩溃边缘，苏联和盟军对其最后一击只是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

　　金融的风险并不仅与战争、危机相关。1864年成立的法国兴业银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从希腊脱身，然而，一个小小交易员的违规交易，让该行损失48.2亿欧元巨款。这个交易员盖维耶尔只是落入了同诱捕其他交易赌徒一样的经典陷阱——他追逐着自己的损失，将赌注越增越大以求填补亏空，直到损失大到失去控制。事后银行高层痛心回视，任何一次预警或异常，只要能及时、深入地了解和分析，都会尽早揭露问题，但愚蠢的轻信和不可原谅的内控漏洞，使法国兴业银行最终陷入了危机深渊。

　　第一财经：世界金融的沧桑变迁，对于转型经济体国家或者对银行业有何启示吗？

　　姜建清：我在书中讲了几个案例。老一代的中国人熟悉苏联的宇宙飞船和加加林，熟悉米丘林和集体农庄，熟悉“红梅花儿开”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然而对苏联和俄罗斯时代的银行甚感陌生。

　　1917年苏维埃革命后，在短暂的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实行了高度统一且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1959年后，只剩下国家银行、国家劳动储金局（储蓄银行）、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和投资银行四大银行。银行沦为财政出纳，金融效用失灵，贷款边际收益率逐年下滑。价格管制、凭票证供应掩盖着短缺经济和通货膨胀的现实。在理论上，则由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到极为勉强地局部承认，继而承认错误并被迫认同。在实践上，长期漠视金融的作用与地位，银行被认为没有创造价值，被排斥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之外，甚至不计算其创造的GDP。

　　苏联因排斥金融市场，国内外资金的动员能力衰弱，不善于利用全球金融资源来发展经济并支持经济国际化，与西方国家金融发展的距离越来越远。由于实行计划金融体系，银行缺乏竞争，远离市场，无法优化资源配置；金融教育和创新落后，缺乏通晓市场化和国际化金融运作的专业人才。低水平的金融一度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短板。

　　其后，经过多年的犹豫、徘徊和尝试后，苏联于1987年开始进行第三次银行改革调整。这场银行改革引起争议甚多，后遗症不少。当然，银行改革并非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未成功的原因，但不择时机的银行改革可能对坏的形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在书中以一枚小小的、俄罗斯梅纳捷普银行成立10周年（1988~1998）银章为引，讲述了这家昙花一现银行的兴衰历史。创始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利用“私有化”转型期的漏洞，建立起包括庞大的银行、工业、石油的金融工业集团，成为俄罗斯7个金融寡头之一，触角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能量之大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苏联和俄罗斯早期的金融改革过程，从漠视金融规律到漠视金融风险，看来是对立的两极，其实质都是缺乏对金融的本质的深刻理解。今日的俄罗斯已加强了政府对银行改革的介入和引导，银行体系逐渐走上了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但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得到了沉痛教训，这将永远成为转型国家金融改革的生动案例。

　　此外，在罗马尼亚银行“三巨头”变迁的故事中，我从另一视角观察计划经济国家的金融转变。经历了150年金融沧桑的罗马尼亚国有储蓄银行今天依然存在，在罗马尼亚曾经的百年巨变中，不论政权更迭、战争肆虐、生灵涂炭，积少成多的储蓄存款及安宁的家庭生活始终是罗马尼亚人最后的期盼，储蓄银行是他们记忆的一部分。

　　这家曾经的罗马尼亚主流银行，在1990年还占有罗马尼亚银行业市场份额的32.9%，但到了2006年，市场份额剧降至4.03%。这是中东欧银行私有化的结果。当初，欧盟将银行私有化作为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僵硬的国有银行，体制、观念、人才及技术都不适应转变中的市场经济，多数银行出现了巨亏，因而国有股权纷纷易主，卸掉包袱。而当缺失本国金融机构后，独立货币政策的传导也开始失效。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外资银行母行要求中东欧国家分行限贷，雪上加霜。

　　转型过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既希望提升国有银行效率效益，又希望国有银行发挥宏观调控，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效用。两者如何平衡，国家对银行体系的股权如何参与，确是一个迫切而又两难的命题。

　　此外，中东欧16国中11国已加入欧盟，中东欧国家对欧盟资金依赖度较高。2007~2013年，欧盟结构性资金及欧洲投资银行给中东欧的资金占中东欧国家年均GDP的11%~25%，2014年~2020年度中东欧国家得到上述资金约2000亿欧元，但仍不能满足中东欧国家的建设需求。中东欧国家在习惯于期限长、利率低的欧盟政策性长期贷款后，却不习惯、不擅长利用商业性资金了。随着未来欧盟的资金递减，会对中东欧的金融业带来挑战。

　　第一财经：你在中国工商银行担任过多年董事长，你认为商业银行的成败得失有规律性吗？中国银行业的情况怎么样？

　　姜建清：银行作为货币经营信用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银行不仅易于受到外部政治、政策环境干预和金融市场波动影响，银行经营管理层的经营决策和风险偏好、资产负债组合的错配风险、重大投资和涉外购并等因素，也都可能给银行带来巨大风险。

　　中国金融结构先天失衡，资本市场短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又因社会保障不足，居民储蓄率偏高，资金流向银行领域，造成银行业资产增长过快。中国银行业信贷过度增长、资本短缺压力、风险内控及流动性管理难度大。若控制不当，则可能产生局部或系统性风险。

　　百年金融的成功者，无不是跑“马拉松”的好手。发展与风险平衡，耐力与速度兼备，稳健与创新并存，才能基业长青。

　　“普惠金融”需思考如何做到真正“普惠”

　　第一财经：你在新书中讲述了储蓄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的历史，可以说是“普惠金融”的前身。对于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姜建清：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普惠金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议题。以微型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为代表的普惠金融成为政府、社会和金融机构关注的焦点，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结合，甚至成为资本追捧的风口。

　　然而，普惠金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新事物。原始金融的产生，就带有“普惠”的目的，帮助弱势群体或不富裕的人群。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矛盾凸显，阶级分化加剧。因此，空想社会主义、金融互助合作理论兴起。1810年被誉为英国储蓄银行之父的亨利？邓肯，在自己教区的鲁斯韦尔地区建立了储蓄银行。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德国赖夫艾森信用社诞生于1848年。

　　百余年来，德国与欧洲的赖夫艾森银行、大众银行、荷兰拉博银行、法国松鼠储蓄银行兴旺繁荣，曾被奉为业界典范，推动了金融普惠事业。然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储蓄银行及合作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遭受到广泛的批评，认为它们已经严重落伍，且半官半商的体制，无利润压力的机制，不符合市场经济制度，并被质疑在全球化社会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利用亲缘、地缘和业缘解决信息不对称没有现实意义。加之高新技术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使众多技术含量低的小微型储蓄银行难以生存，不少国家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步履维艰，财务陷入困境。

　　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少国家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遭受了严重的困难。面对市场化环境与半市场化体制机制的冲突，许多机构或解体消亡，或商业化转型。

　　回看中国，从新中国几十年的合作金融实践看，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

　　一方面，一些合作金融合并改制成城市商业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一些农村合作金融异化或破产，农村基金会消亡，不少农村资金互助社倒闭；许多信用合作社或合作银行已背离合作制的原则，成为了地区性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在中国，服务及扶植弱势农村群体的金融仍是严重缺乏的。

　　普惠金融能否接过储蓄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的接力棒，实现真正的“普惠”和可持续发展，历史上普惠金融的兴衰又能为今日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什么有益的参考？能否凭借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手段坚持本心？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第一财经：你书中讲述了众多金融家的故事。你如何看待和评价金融史上的这些金融家呢？

　　姜建清：金融的诞生、发展和消亡与金融家分不开。虽然金融和金融家的兴衰沉浮离不开时代的政治环境，但也与金融家的性格、努力密不可分，讲述金融家的故事，使稍嫌枯燥的金融史显得有血有肉，使惊心动魄的金融战中凸显背后人的因素，令人们更能了解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书中讲述了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的创始人的故事。亨利？邓肯不忍心看到贫困的苏格兰农村及农民受困于高利贷的盘剥，立志为改善穷人的财务状况而努力的精神令人感动。有一次去英国，我还专门去参观了这家世界上最小的乡村储蓄银行。从资料上看到，该储蓄银行四年的存款才1000英镑，不到造币厂长牛顿半年的工资。然而，这是穷人自立互助的开端。

　　今天我们去欧洲，还会看到许多国家的银行招牌上写着：赖夫艾森银行。尽管这些银行之间没有任何股权或其他联系，但150多年前的合作银行名称依然为大家所共用，历史记住了在金融历史上作出贡献的银行家。

　　再与你分享一位你所不熟悉的金融家牛顿的故事。牛顿从大学毕业到逝世的62年中，前31年从事科学研究，名闻天下；后31年从事金融工作，鲜为人知。若让科学家牛顿来做自我评价，他一定会很认可并很得意地成为了一名成功的皇家造币厂厂长及为金本位制度作出的贡献。

　　此前有报道称，复星集团收购了伦敦皇家交易所大楼的办公部分。这幢在英国金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筑，曾被称为是“世界金融中心的中心”。“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正是以其创办人格雷钦的个人姓名命名，450多年后还被人们记住，并在经济、金融和社会领域广泛引用。

　　美国中央银行创始人汉密尔顿和美国总统杰斐逊的故事更有现实意义。两人尖锐对立、针锋相对、严重分歧，成为“死对头”，根源在于两人不同的社会、政治理念和建国方略——汉密尔顿希望把美国建设成英国那样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强国，杰斐逊希望农业立国，建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汉密尔顿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有力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杰斐逊主张加大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有力制约行政部门。

　　杰斐逊在关闭美国第二银行后仇恨还未解，甚至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了“我杀死了银行”。然而，历经多年无中央银行的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并未如预期般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市场演化的基础和条件。于是乎，1913年美国第三家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诞生了，杰克逊“杀死”的银行百年后再次复活。

　　虽然关于中央银行制度之争降下了帷幕，但在学术界关于中央银行制度是否需要，货币发行要否垄断的理论之辩余音犹存。伴随比特币及电子货币私人发行的兴起，新的论战又有所抬头。

　　鉴往知来，现代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底蕴的支撑。忘记了银行业的历史，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整理世界珍贵的金融文化遗产，发掘前人创造的金融文明成果，回顾金融的兴衰成败及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更好地推进现代银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