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9中国经济：统筹六稳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迎难而上 化危为机 展望2019中国经济

　　时代周报记者 吴慧 发自广州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两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引入长期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均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颁奖词中写道。

　　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显得尤其意味深长。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存在缺陷，才更需要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把蛋糕做大、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正是由于各国相互竞争加剧，科技进步与创新才会加速向前……对中国来说，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每一个看似“危”的新变革，从新视角看却往往是新机遇，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迎难而上，化解危机，才能与时代同行。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如果仅从短期看，很容易被各种指标波动牵着鼻子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鉴往知来、洞察国际国内大势，深刻把握本质和全局后做出的重要判断。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虽有逆流，但不会逆转，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开放，各国都希望在中国寻找更多发展机遇，正是这些因素有力支撑了决策层有关“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新机遇，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勇立潮头，构建起面向未来的经济结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带来新机遇，要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能和优势；深化改革开放带来新机遇，要把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以改革开放新突破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跃升；加快绿色发展带来新机遇，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新机遇，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利用5个新机遇，这就叫“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全球化时代，只有努力调整自己遵照世界通行的市场规则，才能享受市场资源高效配置带来的好处，没有例外。

　　统筹“六稳”

　　从2012年起，“稳中求进”就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于不断赶超，那么2019年，稳健的意义尤其凸显。如何更好地把握稳与进之间的平衡和火候，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谋求各项改革的推进，尤需改革的艺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将“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如何“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必须统筹、平衡这“六稳”。

　　综观“六稳”，核心在于稳预期，而稳预期的核心又在于稳信心。

　　信心比金子还珍贵。2019年，中国经济注定要爬坡过坎，困难是藏不住的。走得艰难时，难免想要回头，惦记楼市的人不在少数。按照以往逻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决策层承受不了就会出台刺激政策，房地产就能迎来新一波利好，但从实际情况看，楼市刺激早已不是政策选择的优先项，甚至都不是最后的选项。

　　2018年12月24日，住建部召开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2019年房地产市场将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表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坚决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中央定原则、城市定细则”将成为2019年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态势。

　　2019年，是消费要挑大梁的时候了。2018年，“双11”期间的18.82亿件快递，就是中国消费市场实实在在的底气。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还需把加快结构调整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此中关键，就是要让居民敢消费，让企业敢投资，减税于是成为2019年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必选项。继2018年个税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之后，2019年将如何“精修细补”，备受瞩目。

　　从“去杠杆”到“稳杠杆”

　　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是2018年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之一。这一转向将在2019年产生何种后续效应，值得关注。

　　40年前，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曾抱怨美联储就像是“爸爸做主的家庭”，而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就是那位“严厉的父亲”。当年，沃尔克采取收缩货币供应、提高利率的方式控制通货膨胀，和过去数年间中国施行的去杠杆政策有相似之处。

　　始于2016年的去杠杆，终于在2018年下半年转向稳杠杆。这可能不是什么相机决策，而是出于某种纠偏。可见端倪的是，就去杠杆问题，央行行长易纲曾坦言，前期的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和严厉的沃尔克相比，易纲确有“央妈”温柔的一面。

　　真正迫使宏观政策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调整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伴随严监管的深入推进，监管部门推出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表外利率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

　　2019年稳杠杆，实际上仍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从大方向看，去是去掉坏杠杆，稳是稳住好杠杆。更加准确的表述则可能是：稳住金融杠杆，去掉国企杠杆。此外，考虑到财政政策方向，政府部门接下来的去杠杆空间似乎也有一定局限。从这个角度来看，2019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如何表现？民企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都取决于稳杠杆的艺术。

　　走过极不平凡的2018年，拥抱新起点上的2019年。

　　40年来，改革之手删繁就简，极大降低了制度成本；开放之手送往迎来，极大增加了中国资源要素的全球化收益。着眼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然需要沿着这一历史前进的逻辑不断向前迈进。等待短期压力的涨落之时，恰是深耕长期结构性机遇的希望之时。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