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教授高培勇](http://n.sinaimg.cn/finance/transform/163/w550h413/20181125/Ip7E-hmivixn9452387.jpg)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教授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民营企业家建议对于民营企业的政策待遇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提供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
对此,高培勇认为,不管是政策安排,还是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上升到法律,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的认知和遵从。“因为只有上升到规律层面,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才是不可逆的。”
高培勇建议,利用改革开放40年历史起点,把40年当中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规律提炼出来,作为引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以下为演讲实录: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受邀参加今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会,我想利用这个平台,提出一个想法。我是这样想的,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对40年的改革开放作出总结,我们至少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轨迹或者叫基本历程,来回顾过去40年当中我们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
第二,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40年基本历程的基础之上,我们提炼出那些需要长期坚守并且引为经验的东西,这是第二个层次。但是我们想,40年对于中国人的语言传统而言,我们把它当做不惑之年的,不惑意味着什么?并且我们是站在面向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因而我们不能止步于、停留于、满足于对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的总结,而必须由此上升一步,那就是基本规律。基本规律才是我们最需要、最值得总结的东西。因为,只有基本规律才是最根本、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为什么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我昨天正好参加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在会上大家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待遇,一定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提供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我由此设想,不管是政策安排,还是制度的设计,哪怕就是上升到法律,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的认知和遵从。因为只有上升到规律层面,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才是不可逆的。制度安排也好,政策的设计也罢,终归是由人来做的事情,制度的调整和政策的变动,也是由人来做的,只有人能够深刻的认知并且严格的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才能保证我们由人来设计的政策,由人来制定的制度,以至于发许方面的安排是可持续的,是具有稳定性的,不可逆性的。
所以,这使我想的,我们能不能利用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历史起点,这样一个平台,把40年当中的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的规律提炼出来,作为我们引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我想到这样一件事,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和民企直接相关。我们财税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它的基本格局是这样的,我们用三句话概括,叫做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取自家之财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财政收入的86.3%,我讲的是1978年来自于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如果要加上大集体,这个比重就会提升到98%,以至于99%。就是说,清一色的公有制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我们称它为取自家之财。
既然百分之百的收入来源都取决于公有制,它的投向自然也就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最多投向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单位。清一色的把钱花在国有制经济单位当中去,所以我们称他为办自家之事。即便那时候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财政支出安排,不仅仅数量少,而且在名称上都加上一个特殊的名称,到今天这个名字还没有完全去掉,叫“支援农业支出”,从来没有出现过“支援国有企业支出”这样的概念,因为在深层次的概念中,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视为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的另外一种所有制。在政策安排上,自然就会出现对国有经济是一套财政政策,对集体经济以至于其他所有经济是另外一种政策,我们从上本科的时候谈到政策的时候都是用“区别对待”这四个字,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因为当时的倾向是发展壮大国有制经济,削弱以至于铲除所有制经济,这是改革之前基本的现状。
到了改革的今天我们发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状况,还是用三句话概括今天的财政收支格局,叫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在众人之间实行国民待遇。我们现在看到财政收入的来源,取众人之财,是用什么样的收入结构呢?总书记讲的第一个结构,50%,讲的是税收的50%是来源于民营经济。这是用了一个很突出的概念,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已经不同于40年前,那么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财政收入的来源是多元化的了,不仅仅是国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个经济、那个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在内,大家共同构建了财政收入,由此带来了一个结果,财政支出头向就只能是办众人之事。
今天的财政支出结构,尽管认为有许多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公共财政的旗帜之下,我们已经把财政支出越来越多的用到了民生领域,越来越多的用到了非国有制经济领域。一个典型的概念,2006年,在财政政策上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后面叫“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大地”,这就是最具有标识的一个改革性的信号。所以,财政收入的来源是众人的,财政支出的投向也是众人的,包括各种所有制的,那么财政政策上现在提出的口号就是国民待遇或叫做一视同仁。
我想民营企业家所要求的并非是特殊的待遇、特殊的关照,而是和各种所有制一样的那样一种政策待遇,无差别的待遇,一视同仁的待遇,我们所说的国民待遇,这不是一个规律吗?这个规律在财政改革的总结上,我们把它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的公共化,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公共财政。因为经济的基础变了,财政收入的运行基础和环境也自然要跟着变了,因此改革的方向自然就要朝着公共化的道路去迈进。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民营企业家不应当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担忧之处。因为,人的主观意志必须服从于客观规律的这种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件事,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的改革总体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财税改革的地方就是实现财税的现代化,有一条必须确认,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终归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是要站在经济体制改革即有成果的肩膀之上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也是要站在公共财政建设上的基础之上的,或者叫站在公共财政建设的肩膀之上的改革。因而,新时代的改革必然要沿着前40年的改革的轨迹继续前行,遵从前40年改革的基本规律而不偏离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在今天当我们总结说过去4年我们做对了什么的时候,刚才吴老在视频当中谈到周其仁教授写的一本书《中国做对了什么》,在我们说中国在过去40年做对了什么的时候,我想,那一定是我们遵从了规律的东西,你做对了东西,一定是遵从了规律的东西,当说我们40年取得了什么伟大成就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遵从了这种客观规定的成果。因而,在改革开放40年到来之际,我想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加以深刻的总结,并提炼到理论层面加以认识,这可能是我们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选择。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谢长杉
热门推荐
收起![新浪财经公众号 新浪财经公众号](http://n.sinaimg.cn/finance/72219a70/20180103/_thumb_23666.png)
24小时滚动播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视频,更多粉丝福利扫描二维码关注(sina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