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为中国战场造了4000门火炮|抗战_新浪财经

中国军队装备的37毫米高射炮

工人正在赶制武器

□杨耀健

在中国近现代兵器工业史上，重庆有一家军工厂地位较为特殊，它为抗战的胜利，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位于重庆江北郭家沱的望江机器厂。

这家最初从广东迁来重庆的军工厂，抗战期间为中国战场提供了4000门火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生于羊城长于山城

重庆望江机器厂的前身为广东第二兵工厂，简称粤二厂，是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为了搞武装割据，1933年与德国公司签约，委托莱茵炮厂筹办的一个制炮厂，位于广州附近的清远县潖江口。这也是当时全国兵工厂中最现代化的工厂。

1936年，该厂尚未全面投产，陈济棠就被蒋介石打垮。当年11月，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接收了该厂。由于它是全国唯一的火炮制造厂，当局非常重视，拟定扩充计划，仍交德国公司承办。因抗战突然爆发，机件大部分未能及时交货。

抗战初期战局不利，东南沦陷，沿海告急。1938年春，粤二厂奉命迁往重庆，迁建队将机器设备紧急装车，工具一件不留。粤二厂刚搬迁不久，原厂址即被日军飞机炸毁，着实惊险。

这次搬迁计划周密，分设联络处、通信处，先将物资从广州通过粤汉铁路运到湖南株洲，再通过船只改走水路，经洞庭湖水系进入长江，于年底前到达重庆，历时数月。原粤二厂的技师和熟练技工600余人，也响应抗战号召迁往重庆。

重庆这边，工务处在长江下游铜锣峡外郭家沱山沟，劈山平地建厂。战时物力艰难，基建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主要厂房为砖木结构。员工宿舍大多以砖柱为支撑，以竹片、木片外涂三合土为墙面。短短两三个月，荒山野岭里就建成了成排建筑。机器陆续运到江边，没有起重设备，全靠滑轮、杠杆等原始工具，用人工搬上半山腰。

搬迁到重庆的粤二厂按兵工厂序列，改名为“第50兵工厂”。厂内生产单位按产品种类划分，分别成立了制炮所制造火炮，弹甲所制造炮弹，引信所制造引信，火工所负责装填火药。还有工具所、铸工所、锻工所、木工所等几个辅助单位。为加强“50厂”的科技实力，兵工署下令将从南京白水桥迁渝的兵工研究所主要部门划归“50厂”。

白水桥研究所下设计量研究所、样板厂、材料设计实验室。计量研究所终年保持恒温，有利于校正量器。样板厂制造所需的标准样板，为制造武器、零件打好基础。材料实验室分析兵工材料的物理性能。该所迁到重庆后，计量研究所和样板厂设备，全部归第“50厂”安装使用。材料实验室则改称材料试验所，作为兵工署附属研究机构，在磁器口附近另建所址。

“50厂”的第一任厂长是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兵工专家，此前任兵工署技术司设计处处长。考虑到人才匮乏，他指名索要丁天雄、李式白、王国章、何家俊、萧宏动、唐宏庆、陈慧新等人到“50厂”供职，这些人不是德国留学生，就是同济大学毕业生，均受过正规教育，有知识、有特长。为培养新生力量，“50厂”还在成都开办技工学校，录取学员。

2仓促上马支援前线

当时，日军还在继续推进，并于1938年10月攻占武汉，窥视宜昌。前方战区急需火炮，告急电接连不断。当务之急，当时唯一的火炮厂“50厂”必须尽快生产火炮。

“第50兵工厂”的制造能力，限于德国供货商按合同提交的器材，大的锻件，包括炮管等主要部件，由德国供应毛坯。至于精密件瞄准器，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当时的中国重工业落后，国内钢材不符合造炮标准，进口材料已经用完，“50厂”无法及时投产。通过军政部发文，才在全国各地军械库搜集到一批早已废弃的150毫米迫击炮炮管，可作代用材料，紧急调运重庆。“50厂”据此设计了一种153毫米迫击炮，炮架带有缓冲装置，比较新式。前后生产了100多门，并设计了新的迫击炮弹。这也是“50厂”生产的第一种产品。

根据前方将士反馈，日军坦克、装甲车来势凶猛，急需战车防御炮。在建造新厂的同时，1938年5月，“50厂”派工务处长李式白、技师王运丰去德国订购生产100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所需材料及补充机具。经过一年多时间，材料和毛坯才运到重庆。1941年春，第一门样炮告成，试验合格，准备批量生产。从8月起，每月可生产2门，后经技术攻关，产量逐月增加，可达月产5门，共制造了100门“三七炮”。

1941年3月，丁天雄出任“50厂”第二任厂长，他也是留学德国兵工专家。当年夏天，“50厂”奉命试制60毫米迫击炮，丁天雄亲自担纲，带领由专家组成的设计组，参照法国布朗特式迫击炮全套设计图样，自制样板工具，同年秋试制成功。60毫米迫击炮每分钟发射18发炮弹，最大射程约1500米，重量仅18公斤，单兵可携带，成为中国军队克敌利器。1942年7月批量生产，可月产100门。

炮弹方面，“50厂”先后设计制造75毫米野炮弹、三八式野炮弹，以及150毫米迫击炮弹等。又将成都技工学校改为分厂，专造60毫米迫击炮弹。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切断了中国对外通道滇缅公路，外国器材断绝。“50厂”依靠回收损坏炮具和国产钢材，继续制造60毫米迫击炮。

在1940年到1942年的宜枣战役、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一次缅甸战役中，“50厂”生产的153毫米重迫击炮、37毫米战车防御炮、60毫米小型迫击炮，给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日军根据情报判定，中国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进口的德国、苏联、英国火炮已基本被摧毁，不可能得到补充。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在重庆还有一个“50厂”在向战场源源不断提供火炮。而且，迁到重庆的“第21厂”“第10厂”也能够制造火炮。

3偏僻山乡生机勃勃

“50厂”搬迁到郭家沱，也给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山乡，带来了百年不遇的机遇。

郭家沱的山民全部有了职业。力气大的，当上了搬运工；力气小的，则坐在树荫下捆扎钢筋。妇女和小孩每天往工地上送三顿饭，回来的时候，兜里总是装着父亲或丈夫挣的工钱。厂区建起简易公路，一直通到江边码头，上面日夜行驶着既不吃草、又不晓得休息的铁壳怪物，人们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叫汽车。从广东带来的4台柴油发电机，每台可发电250千瓦，照亮了郭家沱沉睡千年的夜空。从来没见过电灯的山民，以为那是“小太阳”。

“50厂”员工常年保持在4000人左右，员工加上家属，总数有2万多人，其中既有江浙人、广东人、东北人，也有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本地人。于是，一些江浙味、广东味和本地江湖小饭馆应运而生，茶馆一直开到江边，银行、邮电局、商店、子弟学校遍布在厂区外，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集镇，比当年的江北县城还热闹。江对岸的大兴场原为三日场，很快变成天天赶场，农副产品购销两旺。

1939年，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轰炸，“50厂”从当年到1941年，在铜锣峡北岸峭壁下，一字形开挖22个长方形山洞，将瞄准器等精密仪器车间、材料库房迁入洞中。

据当年的《中国工人》杂志报道：“我们试游江畔，便觉得人烟骤增，机声聒耳。看见数百家内迁工厂，正在平地建造。有的正在开工制造，其奋发努力，犹如前方战士在战场。”文内所讲的数百家内迁工厂，自然包括“50厂”。为保密，“50厂”未公开。

4人才荟萃共铸辉煌

“50厂”第一任厂长江杓的父亲早年闯关东，在京奉铁路沟帮子车站任站长，结识了奉军28师师长冯德麟。冯夫人收江杓为义子，冯家赞助江杓留学德国，可谓恩重如山。冯德麟的儿子名叫冯庸，1925年江杓回国，为回报冯家，一直协助冯庸管理大冶工厂、大冶工业专科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江杓到南京军政部兵工署，因工作能力强，逐渐成为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左右手。

江杓出任“50厂”厂长后不忘旧情，凡是冯庸介绍来的人员，他都接纳。东三省沦陷，冯庸将东北籍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等介绍给江杓。江杓是来者不拒，根据来人专长安排岗位，保存了一批将来收复东北失地的精英。

1940年初，冯庸又向江杓推荐了一位东北老乡阎宝航。江杓安排他任“50厂”福利处处长。阎不坐班，每周从重庆到“50厂”两三次，每次冯庸也来郭家沱，与江杓相聚。其实江杓和冯庸都不知道，阎宝航是红色特工，借助“50厂”处长身份，为长期潜伏和搜集情报奠定基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根据兵工署制作的《各兵工厂现状调查表》显示，50兵工厂此时拥有职员3890人、机床740台。月产37战防炮2门、60迫击炮200门。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抗战迁渝的工矿企业陆续迁回原地。第50工厂奉命留在重庆，未迁回广东。

值得一提的是，“50厂”以服务抗战为第一要义，为中国战场提供了4000门火炮，为抗战胜利出了大力。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这家兵工厂也迎来了新的变革，它更名为望江机器厂。在抗美援朝那段艰难岁月中，望江机器厂为朝鲜前线源源不断提供武器支持，为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贡献了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