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盟商会，我们可没打算离开中国。”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唐亚东（Adam Dunnett）近日在一场学术会议上表示，贸易“回流”的成本高，从某种意义上，“回流”可以视作跨国企业供应链脆弱性的一项指标。
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亚洲开发银行（ADB）、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共同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3）》（下称“报告”），并举办发布会。唐亚东在会上表示，从商会的角度看，友岸外包、回流和近岸外包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因此大部分欧洲公司并不打算离开中国。其次，数据化能够保障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所有公司都依赖数据，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极好。允许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价值链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包括一系列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并出售给消费者的环节，其中每个环节都产生了价值，而且至少有两个环节是在不同的国家产出。
根据报告，虽然贸易紧张局势似乎并未影响到全球贸易总量，但它们导致了全球价值链地理格局的重大变化——各经济体、地区和部门之间业已存在区域化（本土化）偏好。
以占全球出口量前三的经济体——中国、美国和欧盟为例，报告发现，中国将其出口重点转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和中亚地区，而美国则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了更紧密的贸易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重组了从欧洲和中亚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进口。
但由于重组全球价值链的成本高昂且极具挑战性，加之各国之间产生了较强的相互依存关系，报告发现，全球贸易并没有出现 “回流潮”。
报告回顾称，2018年，全球72个经济体中只有4个（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属于“回流”类别；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各经济体没有发生类似情况；到2020年，厄瓜多尔和土耳其也成为了“回流”经济体。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两个经济体都不再属于这一范畴。总体而言，在2019年-2021年期间，许多经济体在这期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回流活动。
“全球价值链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的确可能因为短期不确定性加剧而遭遇挑战，也可能因气候、环境治理的改善等高水平发展目标而出现调整，但并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忠秀校长说。
根据报告测算，2021年，在5384种被分析的商品中，共有1075种被确定为潜在瓶颈产品，这些产品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多年来一直在增加。
另据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院长邢予青介绍，瓶颈产品的出口主要是在中国，2000年中国占到了90%，2021年之前中国这些瓶颈产品的出口是36.3%。
所谓“瓶颈产品”，即其供应商数量有限，少有替代品，但在全球贸易中又占有相当大份额。掌握越多“潜在瓶颈产品”的国家，无疑拥有更大市场粘性和应对贸易“回流”的底气，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维持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关键。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贡献还在增加。”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主管（ADB）马辛丹·约瑟夫·马里亚辛汉（Mahinthan J. Mariasingham）称。
不过，近期以来，确有一些跨国企业将工厂迁出中国，这是否意味着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市场粘性发生改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院长殷晓鹏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公众一直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即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在消退，东南亚、南亚等国或可作为跨国企业的替代方案。但事实上，贸易成本不仅仅包含劳动力，还有相关成本，例如通关、运输等，综合来看，中国真实的贸易成本还是全球可比较国家中最具优势的。
“全球价值链讲究精细化分工，一些跨国企业即便迁厂，也无法带走全部的中间产品产业链，甚至可能在迁入国用中国进口的中间品进行组装，这样至少在中短期内会增加它们的贸易成本。”殷晓鹏说。
但潜在的风险亦存在，殷晓鹏认为，数字科技的发展导致跨国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大量减少，这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大型数字平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可能会对中小微企业和工人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因为数字技术让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优势不再显著，进而损害全球价值链的“粘性”。在数字化重塑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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