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城镇篇（上）：都市沧桑

原标题：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城镇篇（上）：都市沧桑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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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国城市文明发源较早的地区之一。

从距今约4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城址邓槽沟梁，到华北平原最古老的城市邢台；从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古城址邯郸赵王城，到被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典范”的邺城……千百年来，燕赵大地的城市文明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进入近现代以后，河北各城市又因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机遇，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发展特点。

让我们一道探究河北城市的源头和未来，一起寻找河北城市的打开方式。

·古代城市的先声

张家口大境门。 通讯员陈亮摄

>>河北最古老的城

2020年9月22日，秋分。塞外山城张家口，已有些许寒意。

上午10时，天朗气清，崇礼区高家营镇大水沟村西侧阶地的考古作业现场。

“看！那就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距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也就六七公里，开车最多10分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崔英杰站在一处高坡上，往西南方向指了指。

“自古以来，大境门就是扼守张家口的北大门，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可以说是‘最早的张家口’。二者距离这么近，你说是不是巧合呢？”崔英杰神秘地笑了笑。

大水沟村仅有的几十户人家，还是20世纪90年代从别处搬迁至此。为什么这里能被称为“最早的张家口”呢？

“长期以来，提到河北建城时间最早的城市，考古界比较公认的是拥有3500年建城史的邢台。但最新的考古挖掘越发清晰地表明，位于崇礼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的邓槽沟梁遗址，建城史可以上溯到约4200年前。”崔英杰介绍。

通俗地讲，邓槽沟梁遗址就是河北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

这是一个足以改变人们对河北城市发展史认识的新发现。

崔英杰和邓槽沟梁遗址的第一次相遇，是2014年年底。当时，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邓槽沟梁遗址被当地文物部门发现并上报。受学院委派，崔英杰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经过初步考察，他判断，这里是一片新石器时期遗址。

2015年，崔英杰带领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学生开始了对邓槽沟梁遗址的试掘。

石护坡、灰沟、夯土墙基、房址……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遗迹开始超出了普通新石器遗址应有的内容，在崔英杰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座新石器史前城的模样。

对于新石器考古已经许久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河北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2017年5至11月，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考古所、崇礼区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勘探与发掘，对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也同时展开。

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崔英杰的判断：考古队挖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器和蚌器，采集了大量动物骨骼及土壤样品。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发现了多段夯土墙基、多座房址和多个灰坑。这些夯土墙基，正是当年的城墙遗址。专家们根据墙基遗迹推测，当年的城墙沿山梁而建，呈不规则形状，城内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

“在古代，‘城’和‘市’是两个不同概念。‘城’是指城邑四周的墙垣，而‘市’指的是交易场所。”崔英杰解释，“早期人类出现时，只有聚落，没有城。在考古工作中，只要一个遗址有范围确定的城墙和城内的一些高规格建筑，基本就可以认定其为城。”

这里，真的曾经存在一座城。而且，是河北迄今发现的第一座史前城。

对部分出土器物的精确测年结果显示，邓槽沟梁遗址的年代跨度也令人惊讶——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200年前。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阶段。

即便在历史的长河中，4000年也绝不是一个短暂的概念。邓槽沟梁的文明延续为何如此长久？

研究发现，邓槽沟梁文明的延续并不是单一变迁的过程，而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目前的挖掘结果显示，位于邓槽沟梁遗址文化层最下层的文化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这些遗存包括一些方形石灶、肩石锄、圆形磨棒及筒形罐，还有在房址中埋人的现象——这些文化遗存和文化现象，和同一时期的北方兴隆洼文化高度相似。

在邓槽沟梁距今约6000年到5000年前的文化层中，考古工作者们则发现了大量彩陶——这些彩陶和同一时期的石家庄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十分近似。

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邓槽沟梁遗址发展晚期，面貌又与位于其正西方位约200公里外的内蒙古老虎山文化极为相似——正是在这个阶段，遗址中的城墙夯土基址、夯土台基、白灰面房子等大量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城出现了。

“早期受来自北方的文化影响，中期受来自南方的文化影响，晚期又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邓槽沟梁文化的延续发展过程，堪称一部史前文明交流史。”崔英杰认为，这也是其文化延续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

“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变迁说明，地处京、冀、晋、蒙四省交界处的张家口一带，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认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自然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就悄悄埋下了伏笔。公元1644年，在张家口市区北端，万里长城中的一座关隘拔地而起。它，就是大境门。

作为扼守张家口乃至北京的北大门，大境门自建成起，便成为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通要道。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瓷器、白糖在这里交易买卖，大境门成为我国北方国际贸易的内陆口岸。

虽然时间已过数千年，但从邓槽沟梁到大境门，文化交流中心的位置却仅挪动了几公里。

“这是巧合吗？”崔英杰笑着，又问了一遍。

邢台市区航拍。邢台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都城，有3500年建城史。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从山前到水边

“谈到河北的城市发展史和古城，首先绕不开的就是邢台。”

面对着一张河北地图，河北省建设厅原副巡视员、高级规划师刘运琦把手指向了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的邢台。

“3500年前，商朝第十四任君主祖乙迁都于邢，邢台因此成为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都城，也是中国北方最早形成城市的地区之一。此后，层层叠压的夯土、灰坑，直接记录了古城历经秦、汉、唐、明多个时期的信息。”刘运琦说，邢台也因此长期被史学界誉为黄河以北地区“第一城”。

为什么是邢台？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邢台，地处太行山东麓，古黄河下游，太行山东麓洪积平原最早出露，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因此成为人类早期聚居生息之地。

邢地土肥水丰，百泉竞流，故称“井方”。邢人凿井筑邑，后来合“井”“邑”二字为一字，这就是“邢”字的起源。

《竹书纪年》记载：“甲辰九圯，祖乙徙都于邢。”《史记》中，也有“商祖乙迁于邢”的记载。如今，随着邢台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人都对邢台古城最早的形成过程耳熟能详。

“但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祖乙迁邢之后的第二次小规模迁徙。”刘运琦说。

根据记载，祖乙迁邢次年，邢地遭山洪冲击。于是，祖乙率领商王室贵族再次作小范围近距离迁徙，并于5年之后，大兴土木建城。

根据专家考证，这次小规模迁徙的距离并不远，大概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这次迁徙的意义却很重大。

“当时，位于山前平原地带的邢台频发水患，祖乙经过考察，最终选择把城址迁到了富水区附近的一处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地之上。”刘运琦解释。

2020年10月21日，邢台市信都区。

达活泉公园内层林尽染，湖畔点缀着亭台，远山近水与城市融为一体。

这里，是河北面积最大的城市内公园。公园内的达活泉，更是邢台地下泉群中的重要泉眼，开凿历史可以追溯至汉光武帝时期。历史上，这里曾经“水涌百穴，甘露争溢”。

根据考证，达活泉以及其他地下泉群集中分布的邢台市区西部地区，就是祖乙第二次迁徙最有可能的落脚地。

在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中，发源于太行山的各水系由于地势高差，从太行山中挟带泥沙，向东奔涌而出，一个个冲积扇在山前堆积。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正适合先人们在此聚居生息。

从最早的人类聚落出现，到最早的古城、古都的孕育……沿着太行山东麓平原，一条人类文明走廊逐渐形成。

许多可以上溯到早期历史阶段的商周两代的县城，几乎无一例外地沿着太行山东麓这条早期文明走廊密集分布。

时光跨越千年，大量古都、古县历经朝代更迭留存至今。

“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曾共同评选过中国‘千年古县’。”刘运琦介绍，入选标准包括置县1000年以上，专名沿用千年以上或者历史上有短暂变更但又恢复使用至今。

评选中，河北省有20个县入选，“千年古县”数量仅次于山东，位列全国第二。

涿鹿、滦州、涿州、定州、灵寿、元氏、赵县、武安、魏县……细数河北“千年古县”可以发现，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位于太行山东麓或燕山南麓山前平原或山间盆地。

然而，在这20个“千年古县”里，有一个县既不位于太行山、燕山山麓地带，也不位于山间盆地之中。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它甚至有些远离文明最早发源的山前地带。

它，就是地处河北省东南平原腹地的衡水武强。

2020年5月20日，小满。

武强县街关镇周边的耕地上，金黄的麦粒已经饱满，麦收即将开始。

这片如今位于武强县城西南与深州、武邑交界的区域，在历史上数百年的时间里，曾经一直是武强老县城所在地。

沿街关镇洛湾村由南往北直至县界，有一条时断时续的古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溃水堤。如今的溃水堤大部已经被庄稼覆盖，偶有幸存残堤，长度仅有数米，远看犹如一段段小土丘。

清道光《武强县志》载：“古堤，县治四面皆有，相传为宋杨延昭决水灌河而筑。”

根据考证，溃水堤在武强县境内长达15公里，犹如千里平原上的一道水长城，故又有长城堤之别称。

水，正是武强区别于其他千年古县的关键词。

“如果说其他大部分古县形成都离不开‘山前’这个关键词，那么武强则离不开另一个关键词——‘水’。”武强县退休干部、文化学者刘金英告诉记者。

武强一带早期文明和水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东周时期。

2004年4月21日，武强县北代乡杜林村村南。

一个独木舟在村民取土时被偶然发现。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取样进行碳14检测后，确认其年代为距今2537年（±39年）的东周时期。

“发现东周时期独木舟，在整个河北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刘金英表示，这次独木舟的出土，证明早在25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武强一带就有了人类活动，且当时的武强一带水网密布。

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武强境内的水资源一直十分丰富。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代，滹沱河、漳水、滏阳河、龙治河、朱家河等多条河流曾长期同时流经武强境内。

“从3500年前太行山前最早的古都邢台，到因水而兴的千年古县武强，恰好反映出河北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最初的文明、聚落、古城在山间及山前发源、兴起，随着河流的延伸和平原的向东堆积，逐渐延伸、扩大。”刘运琦分析。

位于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遗址航拍图。河北日报记者 田明 赵海江摄

>>浓缩的古代城市规划史

2020年10月1日，石家庄。

河北省博物院南区二层“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区内，一件其貌不扬的文物静静躺在玻璃展柜内。

这是一块遭受过火烧和压砸的长方形铜版，2300年的光阴在它本已凹凸不平的身上漫漶开斑驳的青色铜锈。

这就是错金银铜版兆域图，如今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

“1977年秋，古中山王陵1号墓的发掘进入尾声。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版，连同这块铜版的一些碎片，拿到了我跟前。”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古中山国考古亲历者、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对兆域图出土记忆犹新。

经过修复和认真研究，专家们确定，这是一幅王陵的建筑设计图，它的价值体现在很多方面。

“兆域图上数字注有38处。这是世界发现最早用数字注记表示的地图。”刘来成说。

此外，通过将测量兆域图上标注的长度和兆域图图示的实际长度进行测算，专家得出，兆域图的比例尺为1∶500。这个发现，将我国用比例尺画图的历史提前了6个世纪。

“兆域图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河北以及周边地区，在建筑设计方面已经出现程式化、制度化的规划设计图。”刘来成表示。

兆域图的发现，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当时河北在陵墓建筑设计规划方面的领先地位。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代，河北南部建起的一座宫城，则显示了河北在古代宫殿设计领域的高超技艺。

古中山国遗址往南约240公里，邯郸市区西南，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遗址。

这就是战国赵王城遗址。遗址周围，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墙蜿蜒起伏。遗址内部，是布局严整、星罗棋布的建筑基台，四周有多处城门遗迹。

赵王城建于赵国迁都邯郸前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古城址，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战国邯郸城由赵王城（宫城）和大北城（居民城、郭城）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1887.6万平方米。其中，大北城的面积达到15平方公里——比1970年时的邯郸城区面积还要大。”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郝良真介绍，而经过合理规划、严谨设计的赵王城，则代表了当时宫城设计的最高水准。

赵王城由东城、西城和北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布局，属于统一规划、同一时期施工修建的工程。其中，西城之中高台建筑基址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其南北排列的布局形制也最为规整。

“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西城应为赵王城的主要建筑，是赵王城中真正的宫城，东城和北城则可称之为亚宫城。”郝良真介绍，赵王城的这种宫城与亚宫城组成的布局，体现了十分鲜明的宫殿设计思路。后来，这种设计理念又为西汉都城——长安城所沿袭。

而赵王城正南方向40多公里处，还有一座后来被考古学家们评价为“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城市。

2020年10月5日，临漳，邺城遗址博物馆。

邺城——曾经辉煌了四个世纪之久的古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

其中，邺城的城市设计更是被考古学家们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典范”。

“在中国建城史上，邺城是中国第一个依据城市规划有步骤建设的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说，“它强调中轴对称，分区明显。城内一条东西大街将城划分为南北两城，邺北城设置宫殿和衙署，邺南城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

徐光冀介绍，秦汉时期，都城都是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即都城内不止一座宫殿。而隋唐以后的都城，如长安、北京，格局都是按照一宫殿制设计的。

从多宫殿制到一宫殿制设计理念的转变，便肇始于邺北城。

“邺北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宫城制度的都城，其中轴对称城市格局、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光冀说。

·近代城市的发轫

唐山南湖景区全景。 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第一个近代工业城市

2020年11月7日，立冬，唐山。

上午6时，天刚蒙蒙亮，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里，“唐山矿”的机器已经开始轰鸣。

唐山，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而唐山的城市起点，正是140多年前开平煤矿（开滦煤矿前身）的建立。

唐山市历史学会会长闫永增告诉记者，始建于1878年的开平煤矿，是中国大陆第一座采用西方机器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的近代大型煤矿。

唐山，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质运动较为频繁活跃。距今约3亿年前的石炭纪，唐山开滦地区地壳下降，形成了今天唐山的煤炭层。此后的亿万年里，后续地质活动又抬升了该地区，并挤压形成燕山。这使得唐山的部分煤矿有了易于开采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一个地区成为城市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城郭的出现。古代唐山一直没有形成城郭，因此城市的概念也不存在。”闫永增说，直到开平煤矿建立前，唐山市区大部仍是一片荒野，仅有几个自然村零星分布。

改变始于1876年的秋末冬初的一天。

这天，小镇开平（今唐山市开平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者——他们着装体面、多数操南方口音，还有高鼻梁的外国人。其中为首的是广东人唐廷枢。

他们在开平附近方圆50多公里范围内勘测、记录，寻找在当时被称为“黑金”的一种重要能源——煤炭。

“开平一带自古就有许多小煤窑，据史料记载，当地百姓从明朝永乐年间便开始用土法取煤。洋务运动开始后，一心想创办大型煤矿的李鸿章听说后，便委派自己的得力干将唐廷枢赴唐山找煤。”开滦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杨磊说。

根据勘探和化验结果，勘探者们发现，距开平以西20里的乔家屯一带土法开采的煤比别处煤品更高。唐廷枢决定，把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井放在乔家屯西南。

乔家屯，这座当时尚属滦州府开平镇治下、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就这样成为一座百万人口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起点。

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正式挂牌成立。因矿址位于唐山南麓，唐廷枢为这座中国近代北方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取名“唐山矿”。

“唐山，原名大城山，是唐山市区东北几座小山峰的统称。”杨磊说，“唐山”这个地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亲率10多万唐军东征高丽，曾在大城山上屯驻，以后此山遂名“唐山”。

此后，在开平矿的带动下，工业和资本在唐山不断聚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唐山已经形成了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启新、华新纺织厂等大企业为骨干的近代工业体系。唐山，成为中国近代北方工业的摇篮。

闫永增认为，唐山以工业立市，这是近代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

鸟瞰秦皇岛港西港区。因港而兴的秦皇岛，是河北省第一个组团城市。 （资料片）

>>最早的组团城市

2020年11月15日，初冬的秦皇岛港。

港外锚地数十艘船舶正在等待进港，港池内巨轮停靠，装船机上下挥舞着巨大的手臂……

自近代开埠以来，秦皇岛港已有120多年历史。

秦皇岛，河北城市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河北近代唯一一个因港而兴的城市。

“秦皇岛背靠燕山，西南面向京津与工业基地唐山，东北通过辽西走廊通向辽宁，自古便是北方交通枢纽与军事重镇。”秦皇岛港史志工作者王庆普介绍，除便利的交通之外，秦皇岛还拥有渤海西岸最优良的天然港口条件。

平均海拔600米—1500米的燕山山脉阻挡了冷空气南下，加之周遭没有大河注入，海水含盐量高而冰点低，世界第二大暖流黑潮暖流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经菲律宾群岛、台湾海峡、琉球群岛北上，打在秦皇岛的海岸线上，给秦皇岛带来了暖冬，形成不冻港。同时，秦皇岛港港阔水深，航道深，规模大，万吨巨轮可以自由出入。

然而，在农耕文明时代，秦皇岛优良的港口条件难以得到施展。直至清朝中期，秦皇岛还只是一个近岸海岛，城市雏形远未形成。

直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后，秦皇岛才逐渐被重视起来。

唐山开平煤矿建立后，煤炭外运需求日益增加。1898年，清政府批准秦皇岛为自开口岸，开启了秦皇岛的港口历史。

秦皇岛开埠后，城市开始迅速形成、发展。

随着秦皇岛城市发展的加快，位于其南部不远的一片滨海湿地也逐渐发展起来。

秦皇岛市区以南十几公里，就是北戴河海滨。

在许多外地人眼里，北戴河的名气甚至比秦皇岛还大。北戴河“海滨避暑胜地”的美誉早已深入人心。

事实上，北戴河的开发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早在秦皇岛开埠之初，位于秦皇岛市区南部的北戴河就已经作为避暑胜地被开发利用。

北戴河周遭入海河流不短不长，携带的泥沙粗细适中，形成了柔软、洁净的金色沙滩。1898年，秦皇岛开埠的同一年，清政府就应驻京西方使节的要求，开辟了北戴河为“准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区，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富贾、学者名流纷纷在北戴河修建别墅，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世界建筑群。

北戴河从此成为中国近现代旅游业的发祥地。

改革开放以后，北戴河作为中国旅游业的标杆重新开张。不少地处内陆地区的北方人甚至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海和沙滩。

港口、铁路、旅游，特殊的城市形成条件，让秦皇岛的城市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于普通城市的道路。

“早在20世纪20年代，秦皇岛的城市发展就出现了功能分区的概念：港口附近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的工业区，以最早铺设的水泥马路开平昌道两侧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居住和商业区，以及北戴河一带的休闲旅游区。”省规划院原院长邢天河认为，这已经具有了组团城市的雏形。

组团城市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代城市发展理念。其要义在于，根据地缘特点将城市整体功能分解为相互联系的不同局部的组团功能，实现城市功能在大空间上的重新整合。

可以说，秦皇岛特殊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其在20世纪初就成为河北最早的组团发展城市。

一个世纪过去，秦皇岛组团发展的特点已愈加鲜明——如今，由山海关组团，海港组团，北戴河组团，滨海生态新城组团，昌黎、抚宁组团构成的“4+2组团”式城镇空间发展布局结构已经初步成型。

在今天的秦皇岛市域范围内，北戴河站、秦皇岛站、山海关站三座高铁站让秦皇岛的城市组团联系更加紧密——从北戴河站到秦皇岛站，最快只需11分钟，而从秦皇岛站到山海关站，最快只需14分钟。

廊坊火车站前，一位旅客正在进站。廊坊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100多年来，火车站的变迁见证了廊坊的变迁和发展。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火车拉来的城市

提到火车拉来的城市，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石家庄。

如今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说法是：1907年，石家庄被选定为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交汇点，并自此逐渐成为交通要塞，发展壮大。

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位于北京东南、石家庄东北约300公里处的廊坊，也是火车拉来的城市。

2020年10月23日傍晚，廊坊市跃华路北头、银河大桥西侧，华灯初上。

这里，是“十一”期间刚刚开街面世的“廊坊1898”文化商业街。街头，“廊坊原点城市记忆”的字样提醒人们，这里是廊坊最初的发源地。

“我们所在的这条商业街，恰好位于当年的廊坊老火车站西南方向。”站上一处地势较高的台阶，78岁的北京铁路局丰台工务段退休职工、廊坊市民韩宝善用手指了指东北方向，“看见那条铁路了吗？那就是京沪铁路，当年叫（北）京山（海关）铁路。以老火车站为圆心，附近这方圆几百米的区域，就是最早的廊坊城区。”

不过，要寻找廊坊真正的城市原点，其实还要向东北方向再走上几百米。

韩宝善带着记者从高架桥上穿过铁路，虽然和刚才的商业街仅相隔一条铁路，这边的繁华程度却差了不少。韩宝善告诉记者，这里，老廊坊人口中的“三角地”，才是廊坊的城市原点和名字来源——“郎房村”。

这一切，都要从100多年京山铁路的修建说起。

直到19世纪末，今天的廊坊还是东安县（今安次区）管辖下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偏僻小村——郎房村。说它偏僻，是因为当时的廊坊虽然地处京津中枢，但当时京津之间的交通线并不经过廊坊，而是沿着运河走北京—通州—武清—天津一线。

改变始于1896年。当年，筹建中的京山铁路在郎房村设了一座车站。

1897年6月30日，京山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也许是由于工作人员笔误，将‘郎房’二字写作了‘廊坊’，车站也被写成了廊坊站，于是廊坊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韩宝善介绍。

廊坊设站之后，以火车站位和郎房村为圆心，逐渐发展成集镇。这成为近代廊坊发展的开端。

1905年，当地商号鸿升号的经理王少升在廊坊老火车站以东盖起三间坐东朝西的房子。由于铁路沿西北—东南方向穿过，使这块地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人们便逐渐称其为“三角地”。

围绕老车站和三角地，廊坊的城市雏形开始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廊坊先后成为县级行政中心和县级市。

1989年4月，原廊坊地区行政公署改为廊坊市（地级），原廊坊市（县级）则改为市辖区——安次区。地级市的设立，为廊坊的城市发展揭开了新篇章。

设市后的30多年里，廊坊的铁路和火车站也经历着变迁。

1989年9月9日，廊坊成为地级市不久，运行近百年的廊坊老火车站正式停用，取而代之的是老火车站以东约800米处的新火车站。随着老火车站的停用，老“三角地”作为廊坊城市中心的历史使命也正式结束。

2010年，京沪高铁开始动工。已经退休的“老铁路”韩宝善那段时间天天泡在工地，拍照片做记录。

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铁廊坊站正式开通。从此，京沪高铁廊坊站取代了1989年建成的廊坊火车站，此前的廊坊火车站改名为廊坊北站。高铁通车后，廊坊站到北京南和天津西的时间分别被缩短至21分钟和18分钟。

“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拆除的老火车站，和如今的廊坊北站、廊坊高铁站一起见证了廊坊的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廊坊人，70多年来，我有幸亲眼目睹了三座车站的变迁和这座新兴城市的成长。”韩宝善说。

·现代城市的变迁

石家庄滹沱河两岸的城市群。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早在2000多年前，在今天石家庄滹沱河流域附近，就已经出现了区域中心城市。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回归”的中心城市

2020年1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

一份67年前的档案被工作人员取出，摆在了记者面前。

这是一份编号为“省委之855-2-558卷”的档案，纸张微微泛黄，大字标题却依然清晰——《关于省会迁石家庄市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

翻开档案，《请示》中这样写道：

“河北省自建省以来，省会就设于保定市，该市虽经几年来的恢复与发展，但由于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将来也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而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有计划建设时期，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向城市特别是转向工业城市。省会设于保定，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

“我省石家庄市，地处平汉、正太两铁路干线的交点，工业比较发达，也将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之一，且为军事要地，在国家建设发展中，该市势必成为全省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领导工业推动全省建设工作，特呈请将省会迁往石家庄市……”

这份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交的《请示》，落款时间是1954年1月8日。

根据目前的公开档案资料，这已经是1952年以来，河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向华北局、中央请示，建议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移到石家庄市。

3个多月后的1954年4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终于批复，同意河北省省会迁往石家庄市，但同时明确“经费由河北省自筹”。

“虽然后来为集中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次省会搬迁石家庄未果。但这个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石家庄已经成为中央和河北省委、省政府心中作为省会城市的理想选择。”河北省小城镇规划建设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刘秉良说。

“长期以来，提到石家庄，很多人甚至认为它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对于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偶然结果。”刘秉良说，但以上档案中的内容已经表明，石家庄成为省会并不是偶然。

在刘秉良看来，即便在古代，如今的石家庄市区及周边区域都曾长时间作为河北中南部的重要中心城市存在，石家庄近现代发展和崛起背后，有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支撑。

“至晚在商代，滹沱河流域已经出现城市萌芽。距今3500多年、创下7项世界之最的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就是当时这一区域文明的代表。”刘秉良说。

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的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一大批城垣陆续崛起，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城市群，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城垣密集、中心城市起源较早的区域。

2020年11月28日，石家庄市长安区。

沿体育大街一路向北，出北二环几百米，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里，一片有些杂乱的土堆上，有一座文物保护碑：东垣古城遗址。

很多人不知道，这片如今看起来不起眼的遗址，不但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石家庄在历史上成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源头。

刘秉良告诉记者，这片区域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300多年前。

公元前381年前后，为了更好地和周边大国抗衡，当时控制滹沱河流域的战国中山国，在这个北濒滹沱河、西扼井陉口的区域建立了一座城邑。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攻中山，取鄗、封龙、石邑之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因当时赵国在山西已有一座“垣邑”，而这座城位于“垣邑”以东，故名之为“东垣”。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之后，在东垣设立恒山郡，管辖着北岳恒山以南，方圆500里区域的石邑、井陉、下曲阳、南行唐等十几座城邑。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由此拉开。

“我们因此可以说，东垣是石家庄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源头。”刘秉良说。

此后2000多年里，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受滹沱河泛滥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不断伴滹沱河南北迁移，中心城市的名字、城址也经历了多次更迭，但其辐射范围却大致没有改变。

时间来到近代。

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设计者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

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石家庄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开启了近代化城市的发展历程。

“从东垣，到正定（真定），再到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变迁，都是环滹沱河而移动，城址之间的距离，甚至没有超过20公里。这说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的基础因素决定了该区域必然会产生中心城市。”刘秉良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

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石家庄被确定为“一五”期间重点建设城市。城市建设围绕工业化发展，有步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建、扩建或改建。

“当时，河北省委已有将省会迁往石家庄之意，并据此编制了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1955—1975）。”刘秉良说。

1955年，经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正式批准，规划正式实施。石家庄城市建设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开始按规划进行建设和发展。随着以华北制药厂为代表的一大批工业项目在桥东落地，石家庄工业中心开始由桥西移到桥东。

在当时，不但火车站新址的规划选在了桥东，而且火车站开口方向安排为向东，市中心位置也随之东移。

196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

在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到1975年，石家庄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分别达到50.2万人和48平方公里，市区道路基本形成了“棋盘加放射”的市区道路骨架体系。

如今，谈及石家庄的城市特点，很多外地人会提到一个词——横平竖直。

作为主城建成区面积近500平方公里、主城区常住人口超过320万的区域中心城市，石家庄绝大部分街道都是南北、东西正向分布，东西走向的称为路、南北走向的称为街，横平竖直、十分好记。

“如此简洁、笔直的棋盘式路网设计，放眼国内大中城市也不多见。”刘秉良说，这正是石家庄在60多年前制作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时打下的基础。

后来，石家庄又先后进行了数次城市总体规划，但在城市路网设计方案上，基本沿用了棋盘式方格网主次干道相连接的格局。

进入新时代，石家庄城市发展迎来新机遇。

2021年7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支持省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据此，石家庄将按照“依山拥河、组团布局”的空间规划策略，加快构建“一主、四辅、一带、多点”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主”指主城区，是城市高端综合服务和高端产业功能的集中建设地区；“四辅”指藁城、鹿泉、栾城、空港组团城区，承担主城人口疏解和产业疏解功能；“一带”指滹沱河生态经济带（中心城区段），是省会“拥河发展”的标志性地区；“多点”指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制造基地、循环化工园区、正定新区拓展区、铜冶、上庄、冶河等7个重要的功能节点。

“这样的城市规划布局，有利于摘掉制约石家庄加快发展的‘紧箍儿’，为城市建设拓展巨大发展空间。届时，滹沱河将成为一条‘城中河’，拥河发展、一河两岸的美好愿景将变为现实。”刘秉良分析。

今日唐山航拍。1976年大地震后，唐山仅用10年便基本完成重建。 （资料片）

>>重生的城市

2020年11月12日，唐山河北里社区。

这个位于开平区大庆东道以南、河北路西侧的大规模社区有数十栋5层老式住宅楼。

虽然大部分住宅外墙已有些斑驳，但简洁大气的楼体风格和并不十分落伍的户型设计，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有41年历史的“高龄”社区。

从1979年首批完工至今，在许多老唐山人口中，这个社区还有一个更响亮的曾用名——河北1号小区。

“从名称编号就可以看出，河北1号小区是唐山震后重建的第一个居民小区。”86岁的原唐山市规划局副局长赵振中曾全程参与唐山震后的规划、建设，他感慨地说，河北1号小区是唐山震后住宅楼重建的开端和缩影。

唐山，是一座重生的城市。

1976年地震发生时，赵振中正在承德开会。“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不堪回首。”回忆起震后首次回到唐山时见到的情景，赵振中用了这样几个形容词。

震前已拥有百万人口的唐山，94%民用建筑震毁，90%的工业和其他建筑倒塌或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地震发生后仅仅几天，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全国各地的规划、建筑专家就已经开始赶赴唐山支援，唐山重建事宜也被提上日程。

建设未动，规划先行。此时，专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新唐山建在哪儿？

“由于地震几乎将唐山老城毁坏殆尽，起初，有些领导和专家倾向于彻底放弃老城区，重新选址另建一个‘新唐山’。”赵振中说。

但经过仔细考察，专家们认为唐山老城区仍具备较好的重建和发展基础，不能全部弃用。此外，在新址平地建起一个“新唐山”，成本大、时间长，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实现。

最终，经过反复比较，来自中央和各省的规划专家们共同确定了重建方案：只保留地震损毁相对较轻的路北区，本着分散建设的思想进行部分异地重建，即总体规划布局从“两大片”向“小三角”转变。

“小三角”指的是：老城区、东矿区和丰润新城区。新规划采取组团分散，相对独立的土地利用规划思想，每个组团之间相隔25公里，三个城区之间共享基础设施，但空间上相对分离。

规划还确定，每个城区的功能包括四个部分：轻工业区、居住区、仓储区和休闲区。其中，老城区规划人口25万人，在原来的路北区重建；东矿区人口30万人，在原地恢复重建；丰润新城区规划10万人，由于没有依托老城建设，属于完全的新区建设。

“这种明确划分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组团建设的理念，在当时的国内是十分先进的。”赵振中说。

1977年5月14日，中央批准了唐山的恢复建设规划，唐山重建正式开始。

“震后唐山重建经历了‘三座城市’。”当年曾亲历唐山震后重建的刘运琦说，“一座是震后短期出现的‘窝棚城市’，一座是后来的‘简易城市’，一座是恢复重建的新城市。”

刘运琦告诉记者，唐山重建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市中心的废墟来不及清理，就先在郊区空地上建。建起一片小区，就拆除一片简易房。

1979年，河北1号小区在唐山老市区以北拔地而起时，周遭还是一片农田。

此后，为加快建设速度，专家又提出“不能一栋一栋设计”的理念，于是面向全国7家设计院征集了10套“标准设计”作模板，每个小区拿一套来用。就这样，简易房越来越少，规规矩矩、四平八稳的“单元房”在唐山一片一片冒出来了。

“当时的口号是建设现代化新城市。”赵振中回忆，“但在重建之初，全国各地的专家们讨论时就遇到了难题——什么是现代化城市？”

赵振中说，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后来讨论确立的唐山标准就已经是当时专家们想象中的最高水平了：比如“城市干道搞立交”，而当时只有北京二环路出现了立交；城市供电方面,要采用多电源环形供电；城市通信方面,有线无线结合,机房分开建设；小区的楼房间距,采用檐高1.7倍进行布置；城市划分功能分区，小区要搞配套设施和绿化；住宅单元式，即“家家独立的厨房、厕所”，而“当时北京最好的单元房也只能达到两户共用”……

这些今天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标准，在当时的国内城市里绝无仅有。

对唐山老百姓而言，“现代化”的最显著体验就是震后住上“小区”。

赵振中告诉记者，在我国，“小区”概念是在唐山重建时第一次提出。这些小区采用相同标准，不仅外观相似，体量也大致相同：每个小区1万人左右，4—5个小区组成一个居住区。小区内设居委会、小学、幼儿园、粮店、副食店、小吃店等。居住区设有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百货、邮电、储蓄、电影院、药店、煤气调压站、热力点等。

居民住宅的内部户型也大致相同，楼宇以四、五层的条式楼为主，适当安排一些六层点式楼。每户建筑面积在40—50平方米，平均建筑面积42平方米。

“户型有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3种，内部均设有独立厨房、卫生间，大部分住户有室内壁橱、吊橱和煤气、暖气设施，水表、电表、煤气表到户。住宅建筑间距一般为1∶1.7，采光充足。”赵振中说，这些标准，在当时的国内是绝对领先的。

此外，为了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地震，唐山的重建小区都规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八度设防”。“八度设防是什么标准呢？再来七八级地震，可能会有损坏，但绝对不会倒塌。”

到1986年，唐山共建设各类建筑180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22万平方米，占62.3%，工业及其他公共建筑678万平方米。市区141万人口、23万户入住，占总户数的98.5%，人均居住面积7平方米以上，居当时全国之冠。同时，工业生产全面恢复，工业总产值78.39亿元，是震前的214%。

至此，一座功能分布明确、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方便的新型城市已基本建成。

1990年11月，唐山市政府因为震后重建工作而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成为中国首个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楼层渐高的商品房和办公楼，开始挣脱以往唐山“抗震楼”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成为城市的新选择。

2021年7月18日，无人机航拍雄安郊野公园东部展园全貌。 河北日报记者 耿辉摄

>>未来之城

2020年12月5日，雄安新区容东片区。

时值隆冬，15时53分，太阳还没有落山，气温已近零下7℃。

B1组团安置房六区27号楼7层，监理人员正在检测一处墙体的钢筋机械连接处的外露螺纹丝扣。结果显示，外露螺纹为1丝，符合小于1.5丝的标准。

“这里说的1.5丝约两三毫米。在雄安新区建筑中数以万计的钢筋里寻找两三毫米的‘瑕疵’，就像大海捞针，但我们就是这样做了。”容东片区B1组团监理总监陈立说，在雄安新区做工程，就是要追求质量的极致。

走出27号楼，站上一处高地向四周望去，此时的雄安新区1770平方公里土地上，近300个工地塔吊林立，数万名建设者正在昼夜奋战。在这片土地上施工、建设的每一栋建筑，都体现高质量的要求。

不过，对于着眼于实现未来之城目标的雄安来说，高质量并不简单止于施工、建设层面，而是贯穿于新区的顶层设计层面。

“归根结底，高质量发展是关于人的事情。从幸福感到空间体验，再到能否营造高品质的空间，也就是能不能吸引人、留住人、留住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朱子瑜说。

事实上，早在雄安新区总体规划阶段，高质量发展目标就已经确定。

为解决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步行难、骑车挤、坐车慢、开车堵、停车乱”等交通问题，《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就从交通政策制定、出行行为引导、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交通政策方面，《总体规划》规定，起步区机动车出行80%是公交车，绿色出行比例达到90%。朱子瑜说：“在以往城市的同类型规划中，写‘保障公交’的很少，一般是‘鼓励公交’。而鼓励公交与限制私家车博弈的时候，往往是私家车胜出。”

未来雄安新区城市街道空间，将提高慢行和景观断面占比，按照行人、自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的优先次序进行路权分配。

在公共服务配置方面，雄安新区的公共服务将实现从供给不足到优质均等，发展成为全龄友好型城市，满足每一个年龄段人们的需求。

“未来，雄安新区不会到处高楼林立，不管高楼还是低楼，将处处是景观，实现城景融合。”朱子瑜说。

让这座未来之城与众不同的，还有无处不在的数字化。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

站在已经封顶、进入装修阶段的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会展中心顶层向南望去，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尽收眼底。

在商务服务中心会展中心东侧，专家公寓和商务酒店也已拔地而起；会展中心北侧，五星级酒店正进行基础施工……放眼望去，许多人都产生这样一个直观感觉——“这里就像个大工地”。

但眼前的肉眼所见并非商务服务中心的全部。通过BIM（建筑信息模型）系统，可以看到，雄安商务服务中心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孪生兄弟”——在实体工地之外，其孪生的数字建筑已经生成。给排水、智能感应等系统在上面先进行模拟优化实验，再通过各部门在线多方协同会审，确保方案能精准节能地落地到物理空间。

“以前施工大多时候要自己裁钢筋，经常会有剩料。来雄安的工地发现，建筑都是计算好的，发过来的材料直接组装就好，一厘米钢筋都不会浪费。”施工现场一位工人说。

在今天的雄安新区，数字城市与实体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整个城市即将成为一座虚实互动、孪生共长的数字智能之城。

“传统的智慧城市往往更多关注建筑、交通、水务、园林等某一行业或领域的智慧化，而雄安是基于CIM的全城智慧化，在此平台上可以把城市各专业数据进行集成，从而达到规划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网、城市治理一盘棋的新格局。”雄安新区规建局副局长刘利锋说。

而且，雄安的数字“孪生城市”是“活”的，现实中建设的每一栋楼，在数字雄安CIM平台中，都能够同步生成一栋同样的数字大楼，现实中哪怕更换一个路灯，数字城市里都能显示出来。

这里还能看到“地下”城市版本，各类综合管廊、智能控制装置部署其中，建成以后的雄安新区，空中不会有电线，地上甚至很难看到一个井盖。

建设过程中的这些数字化因素，在一步步实现《总体规划》对数字城市的预期：“雄安新区坚持数字城市和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未来将实现新区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建成全球领先的数字智能城市。”

未来，雄安将率先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同步搭建全域覆盖、万物互联的感知体系，实现市政运行智能化……在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的时代，这种场景令人神往。

未来之城，未来正来！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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