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背景报告：十四五时期应重点推进的八个改革领域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将于3月20至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邀请论坛代表围绕“十四五”规划、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等主题开展相关研究（Engagement Initiative），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和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面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研究”课题组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的改革要求出发，提出“十四五”时期应重点推进的八个改革领域，并分析了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改革方法论。

　　以下为课题组《“十四五”和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领域》报告首章节选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对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提出的改革要求

　　“面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负责人、执笔人：刘世锦

　　课题组成员：曹远征、江小涓、唐杰、黄益平、徐林、李实、张平、刘守英、张文魁、张永生、刘培林、钟正生、赵勇、王子豪、徐晓龙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就是要用15年的时间，以2019年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为起点，稳定进入高收入社会，并接近或初步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

　　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看，2018年我国和美国名义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9800美元和62800美元，我国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5.6%。同年，我国和美国人口分别为13.9亿和3.3亿，我国是美国的4.2倍；我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3.6万亿美元和20.5万亿美元，我国相当于美国的66%。

　　有关方面预测，到2035年我国人口14亿左右，美国3.6亿，我国约为美国的4.1倍。届时，如果我国人均GDP能达到美国的25%，大约相当于2018年智利和匈牙利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则我国GDP总量将和美国相当。如果我国人均GDP能达到更高水平，则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比如，如果届时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美国的37%，大约相当于2018年捷克、爱沙尼亚、沙特和葡萄牙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则经济总规模将达到美国的1.5倍。

　　从2019年到2035年的17年时间里，我国人均GDP水平能够达到美国的多大比例，对此我们可以从国际经验中有所借鉴，虽然不能机械地加以类比。

　　我们选取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与我国目前情形接近的年份作为起点。1960年，日本名义人均GDP是美国的15.9%，10年后的1970年达到美国的39%，17年后的1977年达到美国的67%。1986年，韩国名义人均GDP是美国的14.7%，8年后的1994年达到美国的37%，之后的1996年一度达到美国的44%，后来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韩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大幅度回落，但2003年又重新提高到美国的36%。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从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5%开始，如果发展进程顺利，10年就可以达到美国的37%，即使有所反复，17年后也能够达到美国的37%。

　　类比上述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即使考虑到我国已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只要能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避免大起大落，管理好对外经济关系，从增长潜力上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名义人均GDP达到美国的37%、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1.5倍，是有可能的。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以下简称“经合组织”，OECD）组织认为，2018年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门槛为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8.4%。如果这一相对水平保持大体稳定，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30%左右，可以认为初步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将会呈现两类特征的交织或融合。一类是常规追赶型经济体固有的特征，另一类则是由发展理念、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新因素催生的特征。前者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通常会有的特征，主要包括：

　　（1）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持续上升，比照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将由2018年的53.4%增加到74.2%，其中居民消费由38.7%上升到53.8%，居民服务消费则由20.7%上升到40.1%，投资比重相应下降；

　　（2）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比照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将由2018年的52.2%上升到66.1%，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享受型和发展型服务业更有潜力，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融为一体；

　　（3）出口增速放缓并趋于稳定，净出口在增加值中占比下降，出口中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

　　（4）城市化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阶段，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城市人口占比由现阶段的60%上升到80%左右；

　　（5）经济处在追赶阶段，仍有一些已有的先进技术需要引入消化吸收，但面临部分“脱钩”风险，创新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并逐步成为主要来源；

　　（6）收入差距扩大对增长和稳定的影响加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内需市场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由新因素催生的特征则具有明确的时代印记，是先行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未曾有过的特征，例如：

　　（1）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数字技术实体化、实体经济数字化已成潮流；

　　（2）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通过重新界定收益成本，推动发展方式转型；

　　（3）全球化遭受重挫，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冲击，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和调整后的全球化愿景仍可期待。这些特征具有明显的“横向”影响力，所波及的并非部分领域，而是所有行业、地区和具体领域，进而使常规经济增长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两类特征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解和评估我国经济发展优势和短板的重要背景，并展示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优势包括超大规模统一市场，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的多种类型企业主体，产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供应链较为完整，数字技术领域的有利优势，经济内部的巨大对冲功能，等等。短板则既与以往遗留下来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有关，也与发展环境变化后的不适应有关，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基础研究能力薄弱等。

　　这一时期的改革应当明确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变化，扬长“补”短。优化资源重点是中高级生产要素配置，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设对内适应高质量发展、对外引领全球化方向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就改革的驱动力来说，可分为三种类型的改革。一是“补短型改革”，主要是应完成但未完成的改革，如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要素市场自由流动改革，行政性垄断领域市场开放改革，等等；二是“升级型改革”，如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相关的改革；三是“接轨型改革”，重点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适应并引领国际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规则变革而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中的相当多内容应在“十四五”时期重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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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