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房地产税制定应召开听证会 让各派代表充分发言

贾康:房地产税制定应召开听证会 让各派代表充分发言
2019年04月13日 13:28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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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在谈到房地产税时,贾康表示,人们在网上宣泄情绪、表达观点的价值已经非常有限。应通过“税收法定”的轨道,建立程序,召开听证会,使各派观点的代表人物讲述自己的思路、主张以及设计方案和论据,“这些论据你能不能充分理性地有说服力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以下为演讲摘编:

  贾康:尊敬的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研讨会,还是秉承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一贯的宗旨,是以一个独立智库的平台来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力求我们在一些相关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上能够得到必要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同时,能够力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来形成一些中肯的、有深度的、当然也是探讨性的意见和看法,而力求体现建设性。我借致辞的环节,在欢迎各位到来的同时,也想先简要谈一下自己怎么认识当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在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要在追求“强起来”的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推进,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在掌握好在宏观调控必要的匹配之下,把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制度建设衔接在一起。

  在2018-2019年的时间段上,贯彻十九大精神,从短期看到中长期,衔接我们推进现代化战略里面的基本诉求,在态势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本来有一个2018-2019在中国经济引领新常态过程中,很有希望完成的宏观经济阶段转换“L”型的确认。本来是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从GDP增速曲线来看一直演变到2018年的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指标(就是反映经济景气和繁荣程度的GDP增长速度),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运行,在12个季度之久的平台状的运行,其实已经中期化了,如果没有不期而至的所谓贸易摩擦升级的话,本来应该乘势完成这样一个“L”型转换的确认。

  而我们在观察者的定位上来评价的话,这个“L”型转换确认,其实也就是中央所运用的“新常态”表述。“新”就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个中等收入阶段的确认,可以以2010年出现两位数高增长的年度来表达,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四千美元,稳稳坐在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个阵营之内),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和其他的经济体大同小异,在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势必要经受一个增长速度往下调整的过程,要告别过去经济起飞和粗放高速增长阶段的高速度特征,高速度势必要转为中高速。

  这个“新”是非常明确的,而所追求的“常”,我们的认识是一定要在这个阶段转换中把中国必须坚持的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结合在一起,实现以结构优化所支撑的高质量的发展。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应该落在一个中高速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上,这就“常”了。

  这个追求在我前面所说到的2018年到2019年,本来应该能够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又有不期而至的影响重大的外部压力,再和内部过去一直存在的所谓“矛盾凸显”交织,使这样一个运行平台状态向下突破。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已经看到了,贸易摩擦升级所带来的冲击和引发的市场预期变为不良状态,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局面,交织而成了2018年下半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落到了6.6%,突破了原来6.7%以上的平台状的底线,而四季度报出来是6.4%,这样全年是6.6%,虽然仍然达到了年度6.5%左右这样一个规划性、引导性的增长目标,但是我们要重新考虑的就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下一步的演变。

  如果做一个评价,我们愿意说,在2018年二季度一直到三季度,在市场预期明显变坏、决策层也意识到必须做一系列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一个主题词。那时最有影响力、现在还在延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必须通过谈判去寻求一个有可能缓和紧张局面的结果,但一直是阴晴不定。到了三四季度以后,陆续有较积极的一些信号和消息传来。

  当下,大家都知道,人们都在密切跟踪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没有达到原来所说的3月底双方最高领导人来拍板的阶段性结果,我愿意把它称为带有妥协性质的阶段性平衡方案,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双方却你来我往、不断传来消息,说认识上有新的共识,在接近于可能达成的一个阶段性平衡结果方面,有新的进展。我们现在还处在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中。

  如果从最近一段的时间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可以框架性地来形成这么一个认识:原来所称的“L”型转换虽然还没有确认,但从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争取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相对应的一些短期到中长期衔接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有了值得肯定的一些重要调整。

  比如货币政策虽然仍称“稳健”,但实际落在“松紧适度”上,实际的政策要领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财政政策继续积极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加力、增效等等,这样新的局面已经使中国经济在消除不确定性方面,从内生、内部的综合效应上来看,收敛了一些前段市场上不良的预期,消化了一些可能对我们不利的下行压力。

  在未来的努力中,我们仍然要努力实现经过一定调整以后“L”型转换的确认,我们仍然是要在由“新”入“常”方面做积极的努力,争取在复杂局面下能够形成一个新常态概念下经济运行中由比较明显的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

  我想提到最新的一些进展:在今年一季度,大家继续关注、议论纷纷,而“稳预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使我们感受到市场上的氛围脱离“应激反应式”的非常悲观或者带有恐慌色彩的状态之后,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开始有望实现新的企稳,甚至在企稳之后有望再往后看高的种种信息,已传出来。

  比如今天早上,我在电视上听到的消息:最近一个月,中国的外贸增长速度是10%以上;在前面几天,我们已经听到很多的综合分析判断,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把中国本年度的经济前景预测从原来的6.2%调升到6.3%。比较有影响的一些市场主体的研究机构,甚至有更乐观的看法,比如汇丰银行的研究团队认为,中国今年全年下来可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6.6%。这些见仁见智的看法中间所包含的,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描述,就是在收敛、消化不确定性中的一些不良预期和对冲不期而至的经济下行压力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引导市场主体更加理性地观察我们发展中的潜力怎么发挥,我们投资方面的机遇怎么把握。

  在这方面比较有魄力的例子,也不妨援引一下2018年剑拔弩张、氛围最为严峻的时候,美国方面特斯拉的马斯克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市长正式签约,要在上海兴办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这是在下行中大家都看着似乎要往下继续出现下台阶的不良局面、甚至有人说会出现断崖式调整局面时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评价是什么呢?马斯克作为一个很有魄力的企业家,甚至被人称为“男神”式的人物(他做的不仅是新能源汽车,还有民用航天,在全球面前展示了超出官办航天的异乎寻常的突破式的成果,他也在积极推进升级换代的可以跟飞机速度相媲美的管道式的高速铁路方面的创新发展,等等)。他到上海做新能源汽车的工厂,是在他已经有一定积累、相对成熟的技术供给的支撑之下,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个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大手笔。

  这个大手笔后面说明什么呢?其实全球的投资者一直在关注中国市场潜力。马斯克无非是认为在这样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阶段上,他可以在中国出手得到一个更好的对价。这是一个在中美虽然看起来进入一个矛盾摩擦的新阶段,两边曾经一度剑拔弩张,甚至提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情况下,人家断然出手,到这边来做产业布局,是在中美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中早有众多曹德旺们到美国跟着产能去投资(而且后来还有追加的投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美国方面的投资家到中国来所做的典型的重点投资案例。

  这样一个案例在今年的两会上传出新的消息:进展非常顺利,投资当量是5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的一些生产线可望在几个月内就正式运营了。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至少在投资偏好上倾向于比较积极、比较有魄力的这些投资家们,他们是在积极观察,而且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种方式,掌握在中国本土上的投资机遇。

  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投资者,对于我们企业市场人士来说,它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现在往前看,就宏观经济发展态势所做的看法,并不否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在不确定性面前认清和抓住自己的确定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而且全面开放客观上必然会以“清理文件柜”的方式倒逼中国自己“啃硬骨头”的深化改革。

  中国必须做的选择、必须把握的确定性,是可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下调动我们的潜力,对应于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我们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必须抓住的龙头因素,以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的有效制度供给,打开中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我们各种各样供给侧要素继续可发挥的巨大潜力空间。

  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下我想简单再说一下,从当下往前看,从短期说到中期,再说到长期,我觉得有必要提及的一个基本认识思路。

  在不确定性这方面,中国的决策层有高度的重视。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听到明确消息,有专门的工作会议,强调防范风险,而在对于全球发展大势,领导人提出了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方方面面还再继续讨论怎么认识这个变局。我想强调一个思维的框架:就是面对这种大家还在继续观察认识的百年大变局,我们从短期一直看到长期的话,要牢牢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我认为在基本的逻辑序列上,首先要说到一个宏大命题,从我们要探索客观规律、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说,永恒的变化中间有不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宇宙,如果按最新的消息看来都是超出常识的—大家在谈论(对离我们有五千万光年光速传递距离的光年概念,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天文数据)遥远距离那边的黑洞,形成了所谓的照片,宇宙变化方面,人类只是现知道的100多亿年可观察推测的时间段里最后那一瞬,那一瞬里发现300多万年,有非洲的“露西”女士,被认为就是当下人类的祖先—有这样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后来的中华文明,是现在被人们所称道的有几千年文明历史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

  我们对这种变化过去有很多的认识,中外都有一系列的说法,而作为研究者所追求的,还是对于不变的共性,是不是可以总结出来。对于规律,我们应该有必要的敬畏和肯定。变化中间的不变,如果从几千年的坐标看到几百年的坐标,我愿意强调学者所提炼的文明进步主潮流,是有非常重要的认识意义的。

  我基本认同周有光先生做出的简洁勾画—这种风云变化中的人类文明史看下几千年来,共性的方面主要就是三大规律:经济视角上从农业化和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视角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上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后的几百年间,中国开始感受到的是落伍,现在我们在追求迎头赶上,我们必须顺应的带有共性的六大潮流,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化)和民主与法治化。

  中国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走向共和”,共和绝对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形式上的所谓民主,也绝对不是只说有白纸黑字的法律文本的所谓法治,它是在民主和法治结合之下,要以社会代价最少、最低的方式寻求社会成员凝聚“最大公约数”的可持续机制,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发展,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当年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里我们必须把握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有望大踏步跟上时代的进程中,未来几十年锁定的中国梦,就是要历史性地完成从工业革命以后明显落伍,积贫积弱,被动挨打,一直走到现在的现代化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也是融合人类文明更好、更高境界的世界梦,是要实现领导人所说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方面的共赢的发展。

  这也正是中国现在方方面面追求我们发展过程中哲理上应该把握好的主线。中美之间也是这样,我前面已强调大家在一个产业链里,跟当年冷战局面有巨大的差异。当年美苏各领一个产业链,滑向冷战有它的经济基础,现在共享经济在全球发展不可阻挡,二战以后的核威慑,又不断告诉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中美说到底,没有更好的选择,是要在和平情况下处理双方间的摩擦,哪怕摩擦一度表现为升级的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之中,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我想非常简单勾画一下,两大维度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逆转式的变化,原来高举全球化旗帜的美欧,跟着他们的发达经济体,都有重要的变化,特别是从美欧开始有逆全球化的表现,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还有与其之间形成综合效应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这些东西,给人的感受是后起的发展中经济体还在高举全球化旗帜,高调倡导消除贸易壁垒,而走在前面的发达经济体,调门却变成另一侧,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给人留下严重的不良印象。

  另一个方面,国内矛盾的累积和外部冲击交织,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挑战和压力,而且还在强化,我们的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运行中一系列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真正发掘出来,是带有严峻挑战性质的,我们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之间的博弈已经非常明确,这些年大家的感受是有这么多改革文件,甚至看都看不过来,实际推进过程中却步履维艰。

  中央最新的一些文件,要求在在基层消除形式主义,而真正让基层的干部勇于担当,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近乎凝固态的基层状态。有这么多的改革文件,但是一线同志往往感觉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谈何大胆试大胆闯?创新没有了弹性空间。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它。

  在国内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方面非常紧迫,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格局调整中,我们又感受到有压力,似乎处理不好的话,中国就要被边缘化,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双重挑战。

  时间关系,这里不允许我展开说要讨论的很多重大问题,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在今天谈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基础上,再往前展望,还是要在哲理层面上我愿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变化中没有变”的共性认识之下,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主线。

  对这个战略主线我们怎么牢牢把握好,这是中国人要深刻思考,在实际生活中寻求方方面面的基本共识、形成合力来推进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比如中美之间,要寻求在有理有利有节的一系列要领下“斗而不破”,在我们中国内部多元化的诉求、方方面面矛盾互撞的过程中,我们要“走向共和”式寻求最大公约数,一些改革的硬骨头,必须是按照走法治化的道路,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去推出解决方案。

  就像这一轮大家又注意到热起来、但实际推行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的房地产税,有这么多的看法,在网上有这么多轮的热议,人们继续这样在网上宣泄情绪、表达观点,其价值已经非常有限。我们能不能走进一个真正“税收法定”的轨道,在这个税收法定的轨道上我们走程序,使各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在听证会上不光讲自己的思路和主张,而且要讲你的思路主张、设计方案,这些观点是有什么样的论据,这些论据你能不能充分理性地有说服力地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在我们国内和对外部世界都应该寻求这样一种尽可能把握理性要素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展,我们中国的促成和谐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争取共赢、共同发展,这个融合中间就是实质性的文明进步。这也正是中国和世界的希望之所在。

  我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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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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