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 陈伶娜）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13日举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周天勇指出，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直在下行，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35.36%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18.24%了。未来不得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同时，周天勇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占占GDP比例偏低。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3.67%，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0.94%。而国际上居民收入与消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60-70%，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50%-60%。 周天勇建议，一方面，要摒弃增加建筑物和扩大城市面积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要快于GDP同步增长。其相关课题研究显示，居民收入增速一定要快于GDP增速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扭转到标准结构上。因此，要实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焦新望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认识和判断。甘肃处在西部，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还是在拉大；第二，如何分析一个地区，尤其是甘肃，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第三个问题，关于甘肃未来发展的四点思考，也是要着重要处理好的四个问题。 一 东西部差距仍然在拉大，这个判断也是有感而发。前一阵在网上有篇文章很热，叫《西部真追上了，北方却在掉队，南北差距比东西更急》，该文章还做了一些定量分析，根据最近这几年的统计数据，把东西做了两个曲线，南北做了两个曲线，东西差距在收窄，南北差距在扩大。但是，我觉得不能仅仅看数据，还是要分析数据后面的问题。我觉得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差距。西部的落后是本质上的落后，而北方的落后只是发展上相对的落后。为什么说西部是本质上的落后？因为有民族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有很多是历史问题，是先天性因素造成的。我们说西部开发，不好说北部开发，就开发来讲，对象还是西部。而甘肃既北又西，这就是甘肃的现实。 中国南北差距、东西差距这个分析的视角都不准确，最准确的是视角是胡焕庸线的线内线外，线内侧是一块熟地，线外面基本是一块生地，如果要有差距的话，就内外、生熟的差距，线外的生地当然还是继续处在开发当中。 西部开发的确是有效果的，东西差距一度缩小了一点，前十年比较明显，后十年放缓了。前十年，1999年到2009年，大型基础设施、大型项目的投资，力度大，但是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速度被放缓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012年出台的主体功能区政策，把国土开发分成了四个类型：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处在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整个甘肃也是这样。前十年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发，而政府主导也有个可持续性的问题，不可能一直高投入下去。所以，开发的效果会越来越衰减。不能太过于迷信区域政策，关于产业政策经济学家们热烈讨论过，但是，关于区域政策前些年抬得有些过高，有些过于繁杂。 西部的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有些地方出了问题，是短期因素。具体讲，西部的重庆本来势头不错的，但是重庆的唱红打黑把民间经济的基础破坏掉了，重庆发展的后劲一时难以恢复。 现在大家都在说贵州，这本书也有提及，但还是我前面讲的，贵州本质上还是需要开发的，还是落后的。贵州这两年也就是贵阳发展不错，贵阳以外的地方还是落后，而且贵州高负债模式能不能可持续，也有待观察。 西部还有几个地方是因为反腐，政治上巨大的波动引起经济上的波动。比如十八大以后重庆、四川、甘肃，这三个地方，都抓了两任省委书记。建立稳定的政商关系是需要多年时间积累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相互依存，这是中国的现实，政治上震动比较大，经济上带来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云南贵州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稍微好一点。这是我想讲的一个判断，西部差距仍然在拉大，甘肃也是。 二 如何分析甘肃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结合这本书，我讲讲自己的看法。 判断一个地方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主要看四个方面。 第一，看它的内生动力，有没有内生动力系统。经济学上所谓的“斯密动力”。产权保护怎么样？是否产权清晰？分工协作的程度怎么样？民间市场的发育如何？配套的金融支持怎么样？这是第一重要的。毫无疑问，甘肃在这方面应该说是非常弱的。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一个“5678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现在占税收的50%，GDP的60%，技术创新的70%，就业的80%，企业数量的90%以上。实际甘肃和东北一样，靠央企靠国企，靠不上，他们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富民强省，还是要把下面的县做实。中国的县域经济，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就不是“56789”的问题，都在80%以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在90%以上。而民营经济、县域经济，甘肃的基础非常薄弱，理念更是滞后。所以，内生动力这个判断指标非常重要。 第二，看它的治理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实在地方主要就是看政府能力，以及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讲三个关系，政府、社会、市场，若干种的搭配，最糟糕的搭配就是弱政府弱社会弱市场。像东南沿海那四个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基本上是强政府、强社会、强市场，山东这些地方强政府、弱社会、弱市场，而甘肃基本上还是一个弱政府弱社会弱市场的结构，整个治理体系还比较落后，中层板结严重，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组合还有待优化，而且优化的空间还很大。 第三，有没有都市圈，在不在大都市圈内。今年发改委发了两个文件，2月份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4月8号又发了一个《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这两个文件虽然出台的有点晚，但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发展大都市、大城市。中国有最大的三个都市圈：一是粤港澳，现在叫大湾区；第二大上海都市圈。上海、浙江、江苏三家正在出台建设大上海都市圈的规划，未来肯定会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第三是北京这个大都市圈，其先天地位放在那里，不必多说。甘肃，包括西北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都市圈，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收缩性城市”的说法，即人口数量在减少或人口密度在降低的城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龙瀛教授，他统计了一下，2000年到2010年中国有180个城市人口在减少，是收缩性城市。首都经贸大学的吴康教授统计，2007年到2016年，内陆有84座城市是收缩性城市。而这些城市主要在东北和西北。甘肃这个地方没有大的都市圈，而收缩性城市又不少（讲到收缩性城市一个符号性的城市就是甘肃的玉门）。这对未来甘肃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第四，交通格局的变化。现代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包括空中高压走廊，地下管网都可以弥补一个地方区位上的劣势。甘肃在未来的交通格局上有利有弊。我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土开发政策我做过一个总结，有三大变化，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从东南沿海率先，最后走向均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然后又从绝对均衡走向相对均衡，尊重效率原则，以功能性开发为主；现在的开发，尤其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后，我们的国土开发从原来的块状开发变成了网状开发，三纵两横。而这个网状开发依托的就是现代交通，高铁、高速公路。甘肃处在三纵两横的上面一横和左面一纵的交叉点上，尤其兰州，是枢纽，交通位置在西北最为优越。 有两条交通线线对甘肃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兰渝高速铁路，兰渝铁路正式全线开通，这应该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提升了甘肃在整个中西部结合区域版图上的地位。这条铁路打通了甘肃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系；第二条比较重要的就是京新高速公路G7。现在基本上全线贯通。京藏高速G6路过甘肃，但京新高速G7是北京到到新疆，没有路过甘肃，直接从内蒙古从乌海到了新疆，这对甘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甘肃定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这样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甘肃却被边缘化了。 三 甘肃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该注意4个问题。 第一，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甘肃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甘肃处在气候的过渡带上，高原与陆地平原交汇，农业区与牧业区的过渡区，是季风区和无季风区的过渡区，是干旱半干旱与湿润的交界线。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农产品及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甘肃各地食品食材也是非常健康。我是甘肃人，我吃各地方的饭，但甘肃人的饭菜很健康，杂粮、野菜多，吃得比较素，很符合养生原则。甘肃的矿产资源丰富，甘肃是一个经济小省，但是一个资源大省，有天然气，有石油，有煤炭。中石油效益最好、产量最高的油田就在甘肃庆阳，虽然总部搬到了西安。甘肃还有非常多的文化遗产及旅游资源。现在这些都缺乏品牌，缺少宣传，机制上也有问题，都是国有或中央所有，尽管现在下放了一些。甘肃的存量优势怎么发挥好，怎么把它品牌化，怎么搞活，这是一个需要做好的文章。 第二，甘肃特别需要把兰州大学发挥好，把中科院兰州的几个所利用起来，把西部战区陆军司令部利用起来。甘肃、兰州在产学研的结合上，在军民融合上应该是有很大的前景。现在最糟糕的是兰州大学，我本科兰州大学毕业的，兰州大学人才流失得非常严重，有的说外面流失人才再配一些管理人员，可以再办一个兰大，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算起，办两个兰大都够了。甘肃的经济问题比东北严重，教育更严重。但东北有一条好的，它的大学基本是稳住的。 我们书里将甘肃和美国犹他州对标，和贵州对标，但兰州市更可以和合肥对标。中国有几个省会城市非常尴尬，如福州、济南，曾经也有合肥。但是合肥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合肥已经进入18个万亿城市俱乐部。合肥的发展就是把中科院，把中国科技大学运用得非常好，把他们的院士作用发挥了出来，智能制造、量子通信，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五大工程，创新工程的区域中心，力压南京，设在了合肥。合肥的发展很多方面值得兰州借鉴。 第三，甘肃的民族宗教问题需要极早引起高度重视。最需要重视的就是一些宗教快速泛化。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非常复杂。临夏和甘南一带高速公路边上几百米就是一座宗教建筑，非常豪华，相互攀比，但是老百姓家里很穷，校舍很破旧。甘肃在这方面应该引起警惕，要有非常有力度的措施和政策来把宗教干预当地政治经济并向世俗生活渗透的势头管理好、处理好，不然未来向西开放之后会是非常棘手的事情。 第四，甘肃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还比较大。原来甘肃设置地区的原则都是根据国土面积、人口，有了现代交通，高铁、高速公路，又有了互联网，原来的区划概念也需要改变一下，能压缩的就压缩。甘肃很多地方一个县城没什么企业，就是些在单位上班的人，再加教师，企业负担很重。前面富康年总编讲到甘肃脱贫的任务很重，财政负担很重，因为它没有造血功能。养政府都成问题，还怎么指望政府去扶贫？很多地方机构可以压缩，甘肃一个县曾经大几十万人，还不错的，结果后来80年代、90年代又分开，把一些50万以上的县分成二三十万人口的县，把一些市也分开了、变小了。嘉峪关市和酒泉市完全可以合并，就为一个酒钢设一个市，要那么多官员又没有事干。所以，改变区划，合并市县，降低行政成本，也完全可以做一些守正出奇的事。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出席并演讲。 在减税方面，刘陈杰指出，可以通过该发债减税，因为债券的利率，特别是国债利率偏低，减税之后给企业返的利，包括给居民返的利，回报率高于发债利率。“从国债的角度算大账，目前我们预算内的财政赤字2.8，发一些专项债目前还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从这个方向做一些制度性的突破”。 在房地产行业方面，他认为，未来三年将出现最后一个高峰。“现在每年14亿平的销量，第一个拐点应该是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测算是2021年。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代表生产者在下降，消费者在增加，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会遇到一些实质性的考验”。 以下为演讲摘编： 刘陈杰：我汇报的题目是稳杠杆背景下的减税降费，刚才详细聆听了各位对甘肃这本书的简介，我把书拿回去好好再读一读，对甘肃我内心也充满了敬意。为什么？前几年精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史记》，另外一本是《汉书》，基本上都是讲甘肃那块的事儿。所以，表达敬意。 今天我们简短一些，减税降费。首先是去杠杆与稳杠杆之间的关系。去年整个宏观环境是去杠杆，我觉得新供给的任务只是完成了1.0的阶段，下个阶段2.0的任务可能更重一些。因为2009年以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在不断的下降，但是要维持GDP的增速保持在一定的目标必须得把杠杆率提上去。所以，从2009年以后杠杆率不断往下降，但这几年中的杠杆率又不断往上升。我想简短表达这句话，高杠杆也并不意味着高金融风险，比如日本和美国，整个宏观杠杆率都在400%-500%之间，日本也没发生太大的金融风险，美国也没有发生太大的风险。这是一个。 低杠杆率也不代表着没有金融风险，比如2018年的去杠杆，2019年，2020年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引起经济的短期波动，甚至引起局部的金融风险，这是不一定代表没有风险。 杠杆怎么看？我们这个研究近期也发表在刊物上，发现政府的活动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但是并不意味着2019年提出稳杠杆或者加杠杆就是错误的，从实际角度出发，中国杠杆率是245%左右，2018年还下降了，2019年我们判断大概率上会进一步加杠杆，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会发生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很多的负债可以通过展期，包括关联方的一些协调来处理。所以，债务风险不像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那样猝不及防。 为什么我刚才说供给侧改革做到1.0版本，过去的2016、2017年两年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做去产能，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发现整个上游行业、钢铁、水泥、煤炭、化工等等利润率水平非常高，但是整个下游行业和中游行业利润率水平压低的非常低，主要是做了中上游行业去产能之后人为的把生产资料的价格提上去了。这么一来之后，经济循环就出现一些问题，资源和利润都往上游和中游挤压，下游居民包括一些消费品利润率是下降的。这是目前1.0阶段去产能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接下来整个2018年是去杠杆的，但是2019年已经停止，并且进行加杠杆。我刚才想的数据，整体来讲现在效果刚刚显现。2019年一季度整体上从社会融资总量是放下去大概7万多亿的货币，但是经济也就这样，也没有马上就跳起来，我们判断大概1/2到2/3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但是往后看，信用扩张已经慢慢开始，3月份的数据，表外的社融在扩张，这是信用扩张的一个信号。 第二部分，减税降费的效果与方向，这是作为供给侧2.0的一个方向，主要是使得中下游行业，特别民营企业的手脚放开，利润空间扩大一些。我们做了一些计量上的测算，有几个结论。一个目前减的还是流转税或者间接税，有用，但是作用并没有像直接税那么强，下一步我们认为如果要进一步减税的话，应该要减企业所得税等等这样的直接税，包括进一步减费，它对GDP的拉动，中长期的效果，以及通胀等等的都是立竿见影的，这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模型测出来的，这是作为下一步减税降费的重点。 社会上减税降费力度这么大有两个担忧，一个是过去也减税降费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主要中国是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如果减间接税更多是体现在终端消费价格的下降，而不是马上感受到减税，但是如果减直接税可能感受更丰富一些。第二，中国减税的空间还有多大。我们有一个提法，这个提法比较大胆，可以发债减税，因为债券的利率，特别是国债利率还是偏低，减税之后给企业返的利，包括给居民返的利，它的回报率是高于发债利率。从国债的角度算大账，目前我们预算内的财政赤字2.8，发一些专项债目前还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考虑从这个方向做一些制度性的突破。这种提法可依提出来，这是中国独特的一个制度，这是减税的一些测算，时间原因不多说，很多的测算已经在上面，确实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让利空间，未来的方向直接税和一些费。 第三部分是宏观经济的预判分析。从国外经济来看，美国、欧洲、日本在2019年下半年可能会重回宽松的道路，因为这个线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和整个三全球三大央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资产的关系，两个相关性达到87%左右，过去9年美国的牛市基本都是他们的央行推动起来的，如果今年开始美国、欧洲、日本开始缩表的话，美国股市按照原计划缩应该要掉30%多，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全球金融风险马上重新起来。所以，我们判断2019年、2020年不会降息，反而会重新走向宽松。 中国市场的展望分成四个象限，目前看在第二象限，信用开始扩张，经济还没有完全好转，指数今年您初涨了30%。如果后面的阶段波动会加剧，但是空间还是有。具体怎么判断简要提及。 信用扩张的开始，蓝色线是全社会信用扩张的指标，整个2018年我们空仓，今年满仓运行，目前看3月份信贷数据公布以后比较微妙，确实太多了，我们做了简单测算，未来5年还是非常凶险，每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速是10%的话，按照200万的社会融资总量7年就会翻倍，7年以后整个社会的货币存量是400万亿，在这个过程中未来5年在座各位的财富不是每年涨10%的话，相对购买力是在下降的。所以，这5年如果持续的加杠杆的方式，资产泡沫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短期监测的一个模型。 针对3月份的出口数据，我们发现整个二季度出数据还会往下降，4月份可能会下降得更加厉害一些，3月份的出口数据主要是一些季节性的影响，整体上经济往上升，但是并不稳固，主要来自房地产和消费。这是出口我们的一些领先指标。 我们的预测模型，2019年1季度是6.3%、6.4%左右，二季度跟这个持平，通胀预期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猪周期的预判模型，7月份猪价可能会超过2016年高点，很可能会翻倍，从这点来讲今年通胀的压力还是有的。 补短板的领域，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未来三年是最后一个高峰，现在每年14亿平的销量，第一个拐点应该是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测算是2021年。退休人口增加的时候代表生产者在下降，消费者在增加，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会遇到一些实质性的考验。 总结起来，国际部分全球都不是特别好，经济往下走，但是会重新宽松，因为整个高杠杆是很难马上解决下来。第二，中国经济2019年好于2018年，主要是放了一些钱，同时做了一些减税降费，这是正确的道路。第三，包括信用已经开始扩张了，如果进一步扩张压力会比较大。第四，短期我们发现经济在企稳回升，企业有加库存的迹象，但是下半年怎么样不好说，因为一季度、二季度为了开门红用了太多力量，下半年财政如果不继续发债的话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是整体的结论，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 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谈供给侧多一些，进行经济增长的展望，一般从周期性分析多一些。今天，我们从结构性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规律。 2019年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在2012迄今的期间中超出同期，波动性增大。剖析融资的结构，主要还是人民币贷款，企业债最近违约事件频发，而支持创新、转型和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形式-股权融资，比重竟然不足1%，这是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仅看总量就无法发现。进一步分析贷款结构，其中个人贷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消费贷款首次超过住房贷款，这是消费结构和房地产行业及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不是周期理论能够解释的，未来的经济走势，未来的市场策略和改革举措，都应从这些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GDP增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9-10年的朱格拉周期：第一次周期低点在1981年，GDP增速是5.1%；第二次在1990年，GDP增速是3.9%；第三次是1999年，增速是7.7%；第四次按照9年周期应该是2008年的9.7%，但2009年增速因全球金融危机延续下滑到了9.4%，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关联性明显增强；按这个9年规律下个周期低谷应该是2018年，增速到了6.6%，从周期规律上来讲，2019年应该会有所恢复。 但周期性仅是表象，是否能够成为持续的真正规律要看结构性变化到阶段性变化的科学逻辑。 可以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性因素，包括人口、资源、资本、科技和管理等企业进行配置、整合以创造价值的部分，还包括制度和产业链这两个来自政府和企业间的因素；另一类是阶段性标志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和全球化结构。 基础性因素中资本和管理往往会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的周期性变化，结构性因素往往呈现出非周期的阶段性变化。 先看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经济的外生因素，劳动力占比关系到经济效率，老少人口比重关系到消费结构。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但从绝对比重来讲，中国的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高于美欧日，这个比重在20世纪里是低于美欧日的。我们把全球200多个经济体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和人均经济增速做回归分析，发现相关性几乎等于零，说明劳动力的多少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才是，也就是说只有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消费结构代表居民收入水平，从需求侧代表经济的发展水平。当食品支出低于30%，居民收入水平就进入到较高的阶段。在较高阶段，人们消费的重点就逐渐覆盖到车、房和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改善和高层次的需要。这些变化可以参考马斯洛心理学角度的需求层次论，从经济学角度看，低层次的需求优先级最高，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高些层次的需求才会显现。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与消费需求对应的，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产业结构从供给侧代表了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工业化就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迅速上升的过程，现代化就是第三产业继续扩大进一步超过第二产业的过程。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制造业需求逐渐接近饱和，因此产能过剩、污染和资源高消耗等问题逐渐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减少。2015年起，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开始从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目前中美经济结构的主要差距就是在第三产业比重的差距。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特点是单位能耗明显较低，人均收入更高，吸纳就业能力更强，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更有利于绿色环保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是现代化的必然方向。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增速的两个引擎，由于第二产业的饱和，增长逐渐依赖于第三产业这一个引擎，因此必然会造成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发达经济体，许多都在工业化阶段经历过高速增长，尤其是韩国有过42年的高速增长，但当他们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以后，经济增速无一例外降到6%以下。我们现在第三产业比重已经接近60%了，未来经济增速从高速到中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过速度降下来，不代表居民收入的增长降下来，而且在正在到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机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也是历史的必然。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阶段性的。对比美国和日本城镇化的历史，具有较为普遍的规律，就是从30%到70%处于高速发展期，只不过中国比美国快一倍，日本更快些（1950-1980年就完成了城镇化）。中国和美国类似，都在55%-58%左右经历城镇化的转型，因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必须有更多的大城市才能支撑城镇化的完成，城市内部的新房交易已被二手房和租赁替代，区域发生分化，单城市的城镇化变成了城市带的集聚效应，都市圈成为城镇化高速发展下半程的重要特征。从中国各区域常住人口流动的趋势分析，三个城市带聚集效应明显，一是北京都市圈，二是江苏、上海和浙江构成的长三角城市带，三是珠三角都市圈。如果要完成80%人口的城市化，就要容纳超过11亿人，至少需要8-10个城市带。 科技结构，主要包括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善。生存改善主要指生命健康等方面，具体包括生命科技、医疗、健康、食品等领域；生活方式改善主要指居住、交通、通讯、文教等方面。基础层面包括能源、材料的创新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创新革命，生产方式包括智能制造和资本整合、商业模式。 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创造的新需求和商业创新改进带来的需求普及两大方面。产品产量增加、商业模式改进，只会让更多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但会遇到饱和的上限，只有科技创新创造新的需求，才会不断突破增长的极限。 不过，创新本身是阶段性和突发性的，不是连续的，也难以预测和计划，会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且，创新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反过来，由于资本的优化配置，会有效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剧烈波动。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成就离不开犹太银行家和美第奇家族等资本的支持，15世纪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离不开西班牙女王提供的国家风险投资，18世纪瓦特发明蒸汽机多亏五金厂主博尔顿的倾力投资，19世纪爱迪生发明电灯、20世纪初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也是源于摩根资本的资助，标志信息革命的硅谷兴起，更是正式催生了风险投资这个新的行业。 最后是全球化的结构，不仅包括贸易、资本和货币，还包括企业、科技、人才和制度规则的全球化。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已经第一，但只有再实现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才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企业、科技、人才和规则。最容易走在前面的是企业，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进入到全球100强、50强甚至10强，但主要是因为中国巨大国内市场的支撑，而其他强的企业是真正的跨国企业，实现了供应链、市场和人才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需要进行2.0升级。然后就是科技和人才的全球化，只有能够吸引不止是华人精英，还能吸引犹太人、印度人等全球各民族精英，这才是美国全球绝对领先的原因。 因此，我们只有分析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认清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才不会被周期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读者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富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富康年：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借着这个研讨会我早晨蹭了好几节大课，我跟贾老师讲，我虽然是做文化的，但是非常喜欢听经济学的讲座，早上听得非常过瘾，见到了我心仪的这么多大家，收获非常非常多。我也特别感谢在我们交谈中有这么多领导、专家和朋友对《读者》杂志的厚爱，我每每想起这些非常感动。 大家也可能想，我是做杂志的，与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我原来是图书编辑，但是我最后一本书署名责任编辑是20年前，20年以后我又过了一把当责任编辑的瘾，是因为这本书吸引了我。出版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能更早地看到好的作品，是一本书最早的读者。所以，当黄院长把这本书的书稿发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 为什么？我虽然做文化工作，但是对于甘肃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一直非常关注，我是甘肃人，今年我们的唐仁健省长在全省的经济工作会上有一个省长之问，他讲，我们就应该垫底吗？我们就应该落后吗？这个省长之问其实敲击了每个人的心。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稿，这是给甘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开出的一个药方，我就非常感兴趣。1月4号，唐省长召集了一部分在甘肃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其他人士开一个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谈到了这本书，说我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把这本书尽快地出版出来。当然，我这个想法得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李树军社长的大力支持，尽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甘肃的情况，在座的好多都是搞经济的，有些是媒体朋友，应该都了解，它从90年代的跟跑者到现在的追赶者，我不好说是落伍者，是追赶者，每年6月份兰州有一个马拉松国际比赛，搞得很有特色，我每次就看哪些人从一开始第一阵营出发渐渐拉开距离，中间一部分人在跟跑，有一些人在后面紧追。甘肃这些年来不是追赶的问题，就像总书记讲的，负重前行，负什么重？生态环境保护。这几年甘肃祁连山的环保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治生态前几年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是负重前行，还有巨大的脱贫攻坚的任务。今年总书记讲脱贫攻坚的几个重要的区域，现在甘肃不是之一，是最困难的区域。 事实上甘肃怎么发展？这些年来党中央是非常关心的。2013年2月份习总书记到甘肃考察的时候就指出，甘肃的工作要“八个着力”，而且描绘的蓝图非常明确，要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幸福美好新甘肃。经济发展自不用说；山川秀美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大家都知道，甘肃的自然条件比较差。当然我们现在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参差多态的山川风貌确实给人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但是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自然环境确实比较差一些。 我是河西人，河西整个生态是非常脆弱的，温家宝总理曾经很多批复不要让它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如果两大沙漠一合龙，河西走廊就会被咬断。所以，生态屏障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特别提到山川秀。另外，民族团结，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还有全国独有的两个少数民族，民族问题多年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社会和谐，今年总书记3月7号到甘肃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专门在过去的政府工作的要求里加了一条，原来讲的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今年到甘肃讲又加了一条“保稳定”，政府工作报告最后定稿的时候也把这个加上了，实际上在甘肃讲这个，总书记也是有特别的指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看到这么系统的一个研究报告，作为出版人，我觉得有责任、也非常有热情把这样好的学术成果和思想产品能够尽早地奉献给更多的人，使甘肃的决策者们，或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们能够从中间得到启示，能凝聚更多的共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把甘肃的省情研究得这么透，又贯彻了新的发展理念，提出的这些战略性的思考意见不是施工的蓝图，但是足以给人们很多的启示。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出版方非常有幸来推出这本作品，奉献给大家。在这里我再次对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学者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一定把这本书出版好，宣传好，发行好，让更多的人受益。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贾康：大家好！感谢各位在周末时间专门参加今天下午《迈向2049的甘肃》新书研讨会。我首先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简单做个开场白。 这样一本新书体现的是我们作为智库，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方面，基于已经做出的理论创新，努力来为现实服务形成的一个针对国家特定的西部欠发达省级行政区形成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的目的，显然是要在为全局服务的同时，也有特色地来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提供超长期视域之下的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创新发展的智力支持。我们新供给的研究群体在这些年的研究努力中，比较推崇的一个理念，我们把它表述为“守正出奇”，这个表述也体现在课题成果的主题词上。 简要地说我们理解的“守正出奇”，首先讲的“守正”是要坚定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形成的“市场决定论”，整个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市场，这个市场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点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是发展中我们必须做的“守正”。 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守正之后，还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市场决定论后面实际上应有一个“政府更好”这样概念之下的理论探讨，而且要密切联系实际。 我们把“政府更好论”归结为比“市场有效”显得复合一些的“有为”和“有限”两个概念的结合：政府要有为，同时还要有限，怎么理性的有为，怎么理性的有限，实际生活中就很有挑战性。 比如我们研究甘肃和研究发达地区（如上海、江浙、广东），显然在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组合方面，有不同的种种制约条件，我们必须寻找最适合甘肃的定制化研究设计思路，试图形成尽可能高水平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在甘肃讨论守正后面，应落到要根据具体的约束条件来出奇制胜，这是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更深入展开研究才能做出回答的问题。在出奇制胜概念之下，“出奇”是要承担风险的，关键是有没有可能“出奇而制胜”。在甘肃的发展方面，我们认为守正出奇和出奇制胜内在追求的逻辑，就是必然要有超常规发展。 和全国一样，中国的现代化中，甘肃的现代化，必然是一种超常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特别看重从当下再往未来（我们现在的研究视野是超长期的，一直到2049），怎么能冲破瓶颈期。整个中国现在面对新时代后面有大概十年左右的冲关“历史三峡”，冲过这样一个瓶颈期的考验：在全面小康没有多少悬念以后，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怎么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从现在已经差不多人均国民收入9000美元这样一个水平上，继续走到人均国民收入稳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在甘肃这方面，是在自己发展有成就的旁边，现在实际上又处于在全国省级行政区排列之下比较靠末位的状态，它怎么样追求理性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中，能够冲破种种制约形成的瓶颈，能够打开新的局面。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成果，应该讲不可能做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对于甘肃发展所有情况给出包罗万象信息的成果，也不可能是面对一直到2049的时间段上，甘肃工作一线的同志们怎么样能得到一个周密细致的施工蓝图这方面的供给。 我们特别要追求的，是在这个研究成果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中，针对甘肃全局和长远的发展，首先要力求在战略层面，从当下一直覆盖到2049年中央所说的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时期之内，我们要有认识的高水平。研究团队经过半年多努力所做到的研究成果，首先它的定位就是甘肃超长期超常规发展中间战略规划的有效供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特别强调要以规划战略思想的有效供给，带出来在甘肃现代化之中制度的供给、政策的供给、管理的供给，各种要素的供给和一系列有效供给问题，怎么样如愿形成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个主要的创新思路的哲理、逻辑和可能的创新点，我们是力求条理化地把它们囊括在这个成果之内。 在我们的努力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这么多参与者认真的研究之后，把这样的智力支持融合于往前，从全局、从区域来看，中国的实际工作服务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成果的正面效应。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人类历史，在全球视野之内，各个经济体争先恐后的发展追求方面，有过历史上英国的超越、美国的超越，区域方面的犹它奇迹、中国已看到非常值得观察的贵州突破等等这些案例之外，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智力成果，支持在中国看到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在全局的继续超常规发展中，像甘肃这样区域的发展中的突破，它的新局面的打开。 在此要特别感谢甘肃省委、省政府对于这个课题研究的信任和指导，要特别感谢甘肃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要特别感谢在民生银行作为董事长，也在我们新供给担任理事长的洪琦先生等等领导层人士，以及民生银行工作系统的支持，要特别感谢我们民生银行的黄剑辉院长，也是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积极活跃的骨干，他所带领的团队所做出的课题研究上特别重要的贡献，也要特别在此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在非常紧促的时间内从领导到编辑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使这一样书已经提供到我们与会的手头，还要特别感谢《读者》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富康年先生，还有甘肃人民出版社其他领导同志们专程到会，他们是支持我们今天研讨的这本新书问世方面我们要特别致谢的功臣。 我的开场白之后，有请富康年先生代表甘肃相关的领导管理部门，还有出版社和编辑团队来做致辞，大家欢迎！[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黄剑辉：尊敬的贾康首席，李树军社长，富康年社长，大家下午好！特别高兴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清明节过后万物复苏时节，《守正出奇：迈向2049的甘肃》这样一本新书，即将呈现在社会公众和读者面前。 甘肃应该说是我们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我做中学生时，最喜欢读的一本杂志就是《读者》杂志，所以，前一段在微信上跟富社长就这本书的出版进行联系，今天能见到《读者》的总编辑富社长，我感到特别的开心。 在甘肃这样一个地方，文化底蕴很深厚，每当大家想到甘肃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历史底蕴，当然，我也会想到《读者》杂志这本上中学时经常看到的杂志。 甘肃民风非常质朴强悍，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也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情怀，同时甘肃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战略通道也曾经是连接我国东中部重要的腹地和大西北地区的枢纽。 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特别是气候生态多方面的原因，甘肃的经济地位这些年发生了下滑，人均GDP我们做报告时研究了一下，已经下滑到全国倒数第一，2600万甘肃人民如何在十九大提出的强起来的新时代背景下赶快上面时代的步伐，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可以说是摆在全甘肃人民面前的一道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和必答题。同时，作为我们做研究的智库负责人，如何破解这样一个发展的难题既是一个颇有价值，也是颇具挑战的课题。 在洪崎董事长和贾康首席的领导下，我们民生银行研究团队，包括特别邀请的马蔡琛教授、金海年院长大家共同参与，新供给的研究团体还是交出了一份新答卷，这份答卷我们的标题经过研讨叫《迈向2049年的甘肃—超常规发展的战略思维》，为什么叫超常规？因为已经全国倒数第一了，不超常规很难赶上时代的步伐。提出的主要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守正出奇”长期战略规划引领下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为甘肃省量身定制的一份报告。 这本书的封面我们还是进行过不断优化的，优化以后的封面可以说高端、大气、上档次，封面展现了甘肃狭长的地理特点，今后为寻找破解甘肃发展难题的答案，必经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用什么样的制度供给，什么样的安排来实现超常规的发展，是这么一个命题。洪董事长、贾院长，还有广宇院长、兴旺院长分别做了序一、序二。这是时代背景。 这本书的起草情况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是从2018年8月份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因为起源2018年8月份有一次新供给的几位负责人吃晚餐的时候就提到下一步新供给出了《迈向2049的中国》这本书，下一步怎么发展，我就按照“走上去”、“走出去”、“走下去”，这样一个方向推进后续的工作。走上去就是说要多往中央层面来建言献策，走下去就是服务地方政府，还有走出去就是要实现华夏新供给的国际化。走上去、走下去、走出去，按照这三个定位。新供给的广宇院长他老家就是甘肃人，提到唐省长，唐省长任省长以后很希望率领2600万甘肃人民来扭转这样一个不断下滑的局面，实现新的发展，当即确定我们先把中国2049的一些思路怎么样切合到甘肃省的发展中来，8月底定的。随后9月份、10月份，我们课题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报告经过多次的研讨，这个难度挑战挺大的，由一个智库为一个省进行全面的诊断分析，再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案，目前为止在国内外智库界还不多见，我只能说不多见。 10月份进行了论证和修改，12月份贾院长带队我们赴甘肃省向省政府汇报。所以，基本上8月份提出命题，9、10月份进行起草，11月份进行完善，12月底初步定稿向省政府汇报。今年1月份又进行了一些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这个报告，后面几页是我们8月28号贾首席主持的会议来探讨这个课题的方案。10月12号由我带领民生研究院的团队对报告的初稿进行研讨，12月21号在上海对这个报告请了甘肃省发改委的贾主任参加，在上海讨论了一下报告的初稿。在去年的12月27号，海年院长有参与，马院长当时有事情没有参与，略显遗憾，还有蛮重要的活动，这是贾院长跟唐仁健省长汇报大家手里拿着书的场面。那天下午，贾院长、我、海年，向省里主要领导和主要学者，这几位相当于甘肃的吴敬链、厉以宁这样顶级的学者，国家层面提到著名的学者就是厉以宁、吴敬链教授，当时这个会上也请到甘肃省4位比较知名的学者，还有相关的农业厅、工信厅参与讨论这个报告，甘肃省政府研究室认为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关于甘肃发展的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唐省长在听完我们的介绍也说报告全文看了，很受启发，既有思想性、创新性，又有具体的对策。 这本书的框架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我们按照8章9个附件370多页，约30万字。基本上这8章我们分析了6个方面，第一方面对发展的现状，我们甘肃到了哪里，什么情况，就像人不太健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况，需要很好的诊断分析一下。我们基本结论：甘肃目前整体上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 第二方面历史的回顾，持续艰苦卓绝的努力，甘肃人民虽然现在比较落后，但是还是经过了持续艰苦卓绝的努力。 第三方面，现在发展是落后，也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们的潜力在哪里，我们能往哪里去，实际上可以看到经过分析还是具备多方面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并不是不能发展。如何发展，这本书的一大价值，包括唐省长会见我们的时候也谈到了，我们是找了个经验借鉴，一个是德国，第二是美国的犹他州，也是一个不东不西，没有特点就是它的特点的州，也是我们国家民营企业家曹德旺先生福耀玻璃好像也是在犹他州设立的，海年院长给我们出的主意要关注美国犹他州。国内贵州经验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发展愿景，一句话说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现代化甘肃。我们后来又把这个目标稍微拓展了一下，这本书的封底，写的目标“打造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生态友好型、民生友好型的现代化甘肃”，最简单的就是去掉中间的形容词，就是改革开放引领下的现代化甘肃，因为甘肃要发展，怎么发展？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怎么样发展，也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发展成什么样的现代化甘肃，我们认为应该发展成生态友好型、民生友好型，甘肃主要问题是生态不是特别友好，民生比较困顿，这是基本的一个目标。我想一般的民众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应该是很有亲近感的的，是符合它的需要的东西，无非是所有的目标我们一走到户外的时候能够看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回到家里的时候，特别是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孩子们能够有很好的上学，老人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衣食住行都能比较好。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是按照这个提出来的。 这样一个目标成立以后，我们政策建议是什么？提出来最简单的一句话叫“供给侧改革下的守正出奇”，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一个坚持邓小平理论，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程。发展生产力一定是供给端的，因为改革开放40年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供给端的，而不是从出口、消费、投资的需求，需求没问题，老百姓衣食住行有需求，对美好的生活有需求，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有需求，还刺激什么需求？不需要刺激，需求摆在那里。就是你的供给通过什么制度安排刺激和解放生产力，把有效的供给，高质量的空气，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衣食住行能提供出来，所有的都是供给侧的问题，这是我们基本的考虑。 主报告之外放了9个附件，书里一大半都是附件，包括对甘肃省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德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启示借鉴，还有美国犹他州的发展奇迹奇在哪里。第四方面贵州高速发展，如果大家觉得美国犹他州离得有点远不好学习，近在咫尺的贵州原来倒数第一的，但是人家经过3-5年摆脱落后的面貌，实现了每个县通高速，而且每个县建机场，据说有这个目标。所以，贵州的模式，经验值得学习。 第五方面，我们对国企改革有一个专门的研究，今天上午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百年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第六个专题，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是我们民生研究院去年宏观中心牵头大家打造了这么一本新书。第七个专题就是农业的发展。因为城市的发展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调整，然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外资的发展，来实现城市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的升级。农村地区怎么办？我们提出加快试点股田制，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村，把中国未来的三农叫农业工业化，农业按照工业来发展，农民工人化，未来的中国不要再谈工人和农民了，只有工人，只不过他是生产农产品的工人，还有农村，也不一定分成城市和农村，乡村地区也要按照城镇化的要求，实现农村的社区化。以这个三化为基础，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中国的乡村地区也是要按照农民工人化，农村社区化，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这个报告有这个专题。 第八个方面，我们设计了一个滴灌融资系统，把央行放出的水精准的导流到中小企业，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思路。第九方面对服务“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甘肃古时侯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如何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来实现发展。我们放了这样一个附件。后面每个部分大家看一下书稿，对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是用自己独立设计的，从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财政金融、知识经济12个方面，像我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也有外科、内科、耳鼻喉等等方面，我们按照12个方面对一个经济体进行诊断，50个指标，把这50个指标构建一个指标体系，跟全球全国进行对比分析，进而看出来诊断甘肃经济的现状，通过现状的基本结论看，经济总体欠发达，结构性有亮点和矛盾并存。另外，能源矿产优势很显著，但是部分资源是匮乏的，后面都有具体的分析，时间关系，不一一展开。 第二部分是历史的回顾。甘肃省省委省政府还有两千多万人民，可以说多年来其实也做了很艰苦卓绝的努力。从1949年到1957年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一共划了个阶段，80年代到1995年是持续下降，整个占比，到了1995年到2013年甘肃有好转的时候，尽管全国各省都在发展，这个阶段差距是缩小的。从2013年以后到2018年是又继续下降。这里面的启示，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两千多万的人民，为什么前面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持续下降的，中间又能赶上不少，往上走了不少，但近5年来又不断的下滑，里面是什么样的问题，这就很值得思考了。说明甘肃不是不能发展，是可以发展的，而且也是可以追赶的，但是这两个阶段的下滑，一个阶段的追赶，里面经验在哪里，教训在哪里，恐怕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书中都有一些分析，不一一解释。 这种空间和发展我们在这本书里也进行了全面的诊断，我们这种研究方法不是靠调研三个月，因为这个报告核心的写作是两个多月，我们是运用相当于把自己坐在卫星上看甘肃，是这样一个角度，进行B超和透视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靠3个月、半年，一年用脚步行或乘车调研多少多少地方，我们没经过太多的现场调研，第一时间有限，第二那个方法不管用，因为效率太低了，相当于远程，我们研究非洲问题提出整个非洲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远隔万里也写了十几个报告，提出了整个中国促进非洲发展的总体战略。所以，基本上是按照站在卫星上来远程分析，比人在地上一脚一脚的走可能还要更靠谱一点。 从整个甘肃的地理位置看，中国基本的经济格局叫“一弓两箭”，沿海的经济海岸线就是一张弓，其中一支箭是从京津冀沿着陇海路关中天水往欧洲方向，另外是沿着长江往长三角、珠三角海上丝绸之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关中、天水是一弓两箭的连接点走向欧洲的必经之路，关中、天水这个位置是中国一弓两箭的总的基本格局里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同时我们分析了甘肃的六大区域，虽然是一个省，但是有6大不同区域，包括黄土高原，甘南高原，北部沙漠，河西走廊，祁连山地、陇南山地，地貌复杂，气候也比较复杂。特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基础的多样性，深厚的历史底蕴，一定的产业基础。烈士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向省会集中的态势比较明显。 后面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分10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人口与城镇化，优化营商环境，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多种所有制改革，生态民生发展，金融服务创新，科教与文化进步，分了10个方面进行研究，时间关系，大家看书我就不一一展示了，后面只是谈对策。 第四部分对美国、德国、犹他州的经验进行了梳理，书中也有阐述。德国社会市场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强国的战略，审慎的金融体系，稳健的房地产市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它重要的特点。对我们的启示包括公平与效率的并重，以科技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和教育改革为抓手，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平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加强对进锐的审慎监管，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犹他州方面的经验我们梳理了7条，包括怎么样很好的调整产业结构来把高新技术发展作为核心，贵州很好的运用了这个经验，实现了黄道超车，不是弯道超车的问题，沿着原来的路老赶不上别人就不能弯道超车了，弯道还容易翻车，要换道超车。还要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不断加大教育的投入，建设科技工业园，密切产学研的关系，完善政府职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什么曹德旺先生愿意到犹他州？恐怕跟它的良好营商环境有关。还有如何防止人才和资金的外流，这些都是重要的经验。 对策方面，我们提出改革开放引领下三步走主战略，书中都有具体描述，就不再展开。主要指标是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中心的王静文、应习文博士，他们两位干的，以此为基础，政策方面供给侧结构改革一个主线上守正出奇。 守正怎么守？因为整个书的标题“守正出奇”，是贾院长定的4个字，守正就是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坚持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这是两条。“出奇”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出奇”，而不是说奇思妙想然后搞一些，出奇的基础，前提是守正，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这是我们基本的考虑。基本的框架就是按照这本书我们也进行了分析，要实现守正出奇，这一页给出了基本的框架，首先要全面的分析省情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们的现状到底怎么样，未来有什么空间。同时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第三要树立发展的信心，还是能发展的，甘肃不是不能发展。 怎么做，我们提出来要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核心的命题，按照“四分法”，划分为“战略性领域，民生领域，公共性领域，竞争性领域”，这是比较创新的一点，是2018年我们研发的一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分法。直接运用到甘肃，把这个写到甘肃这本书里。同时，用四个三的改革框架，包括新三家马车的全面提速，三大供给主体全面发展，三次产业全面升级，三组供求关系全面改善，推出超常规发展战略这样一个基本目标。 后面只把十大超常规发展战略用一两分钟解释一下，出奇我们最后归纳成十个超常规，第一条超常规的制度改革，改革就要改政府，怎么改，要建设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是甘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靠任何别的人是不可能的。首先第一条要建设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是实现甘肃发展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让别人改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建设甘肃省的六大走廊，第三，集中资源发展具有赶超能力的换道超车，你要发展新的赶超能力。第四，金融方面，现代经济的核心，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型的金融制度安排。第五方面，甘肃省广大的农村怎么改革，我们建议要试点“股田制”与创新沙漠生态的治理，怎么治理，我们提出一条谁治理谁拥有权益，谁享有权益，比如在座的各位愿意拿五千块钱治理敦煌附近的沙漠，未来我们建议省人大报全国人大批准以后，能够让马教授也好，金教授也好，各拿了五千凑了一万治理了敦煌附近的一两亩地，这个土地长期的使用权得颁证的，谁治理谁拥有，这样的话才能使生产力要素能够倒流回来，包括日本人、韩国人，骑士队敦煌也是挺有兴趣的，其实那个地还长在甘肃那个地方，只是一个说法，一个感觉而已。这个原理跟蚂蚁金服搞的在网上种一棵内蒙的树原理是类似的，能够让现金流、资金流到内蒙来治理阿拉善的沙漠。 第六方面超常规的水资源治理，实现中国西部的绿化。第七方面“一带一路”助力甘肃省的开放式发展。甘肃的发展除了改革以外还要很好的开放，怎么开放就是融入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进行开放。第八方面推进南部“三市二州”围绕天水进行发展，关中天水是两大枢纽，一弓两箭的结合点，这样一个结合点就为甘肃省发展南部“三市二州”，特别是围绕关中天水发展实施很好的布局。第九方面，人才战略。鼓励人才，吸引人才，特别具体的战略，甘肃省不好吸引人，中央每年给甘肃的转移支付专门拿出三五十亿来聘请北京、上海、江浙发达地区离退休的科技教育人员，比如北京的人大附、10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退休的科技人员和老师，每年去甘肃服务三个月，有一个名单，供给和需求匹配，然后另给一份工资，人大附教数学的老师一年在北京退休十万的话，甘肃省另给他十万你来服务三个月，这样使像马教授这么知名的教授服务三个月，假期到甘肃，很多知识界的人都很有情怀，想服务社会的进步，同时给一定的收入，甘肃也不能说没有钱，省政府从中央转移支付利切一小块，四两拨千斤，改变人才不断外流，资金不断外流的局面，这两招是可以立竿见影。我跟很多朋友分享这个思路，大家都认为是可行的。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你要有良好的布局以后，能把生产力的要素，能把人怎么吸引过来，能把资金怎么倒流回来。比如沙漠治理谁治理谁拥有只是一个说法，没有太多实际价值，但是大家很愿意在蚂蚁金服这个网上投一点钱在甘肃种一棵树，那棵树算是我的，是不是我的只是一个说法，我也不太可能去内蒙捉那棵树搬回自己家，树还是长在甘肃这个地方。 在此之外还需要积极争取中央政策的扶持，大力推进与兄弟省市的合作。这条写在最后主要觉得不能上来要政策，上来把希望寄托在深圳、上海，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机构，任何个人能把自己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所有的发展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同时服务于外部的支持才能很好的实现这个目标。 时间关系，这本书的内容分享这么多，唐省长对甘肃省整个发展也很有期待，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对甘肃未来发展的蓝图正在描绘过程中，正在做“十四五”，这种情况下，在洪董事长，贾院长，还有新供给的学者大家共同努力下打造这么一本书，可以说是展现了我们对改变甘肃发展落后面貌的一种愿望，也给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但是方案的制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展望甘肃的未来，我们认为尽管发展中必然还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深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在各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包括国内各方面民众的支持，省委省政府和甘肃的各级政府一定能驾驭这艘承载着甘肃2600万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航船，因为全国人民十九大提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2600万甘肃人民对美好生活也有向往。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前行，持续赶超，一定能打造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甘肃奇迹，书写甘肃省发展，区域性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一个新的范例。 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蔡琛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李振华指出，在很多产业领域内确实是非常好的措施。但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惠及的更多的是上游企业，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下游的小微企业的成本转移问题。 “包括很多水泥，还有原油、煤炭，产能收缩之后，利润确实非常之好，但是这些成本都会传导，对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他们承担成本的转移。所以，这相对来说对它的经营成本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他说。 以下为演讲摘编： 李振华：刚才贾老师和冯老师讲的问题都非常高屋建瓴，做企业的讲不了这么高屋建瓴的东西，我就讲点小切口的东西，我分享一下从小微企业融资情况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 4月初的时候，蚂蚁研究院做了一个事儿，在支付宝的平台上大概发出去了100万份的调查问卷，回收了5万多份，问卷主要调查了解一下现在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我就把这次调研的情况给大家做分享。 这个问卷的内容比较多，我摘了部分，从融资渠道、融资成本、用途和融资的困难原因几个角度来简单谈一下。 渠道上，发出的问卷回收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一个小微企业来说，它在成熟期的时候是比较依赖传统银行的贷款，但是小的企业都有个成长过程，在最初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或者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处于衰退期的时候，这些企业的融资基本都是从亲朋好友借贷。因为我们在渠道里也把互联网银行的渠道加入进去，从目前来看，还不是个主流，想它可能在初创期和成长期的时候可能起到一些补充作用，一会儿我会大体说一下原因。 第二块情况，企业的规模越大，来自市场化的融资渠道的就比较高。企业规模非常小的情况下，比如在5人以下，从亲朋好友借贷调查的比例将近40%，到100人以上的时候减少到10.93%。原因也很好理解，在规模非常小的时候，贷款的规模也小，从商业银行的渠道来说，很难给它放贷的。一个放贷层面成本比较高，第二认为它的经营风险也比较大。 第三，我们对整个城市，分了几类，也大体做了一下分析。这跟我们最初认识还有一点偏差，我们原来想着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融资缺口比较大，实际上相反，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融资缺口越大。为什么呢？可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经济比较活跃，它的融资需求更大，但是它对于融资渠道的广度要求更高，这个地区的整个金融的供给是不足的。对成本上来说，受融资渠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当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融资成本受渠道的影响也比较大。 简单分析了一下，从亲朋好友融资的成本确实最低的，借钱好多都没有利息。对于银行和从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成本差异上，成本差异不大。大家看到的银行的名义利率较低，但是实际承担利息的成本差异不大，把具体的利率我们做了一个评分，从传统银行渠道的评分2.32，互联网银行的评分是2.29，差异非常小。非常明显的是民间融资，除了亲朋好友之外的其他民间借贷的利率要高很多。 对小微企业的融资用途做了一个调查。最大用途是小微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占到将近一半。另外，日常的运营的流动资金的需求，这个大概占到35%左右。这跟小微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特点是非常有关系的，对小微企业来说，很少有研发的需求，因为它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比如一个小店里装修或者电商它要扩大规模去进更多的货。另外一块就是日常的经营周转资金需求。所以，这跟小微企业本身的特点是非常相关的。 它的融资难到底原因在哪儿，我们调查了一下，最大的问题是两块，一块是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在调查问卷里回馈出来，将近60%是由于企业规模小导致的。所以，规模小自然风险可能比较高。所以，贷款的时候很难给到他。 另外，抵押担保不足。这个大概占到40%左右的比重，这也是最主要的两项原因。当然，也包括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还有企业的信用等级也有，但是这个原因可能更低一点。 对于外在的原因上，主要是资质，内在的原因上，主要的规模占到大约80%。 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小微企业普遍的认为生产经营还是比较困难的，它的利润不好对它受到比较大的制约，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最近的利润率来说，可能也并不是很差，整个利润率在10%以上是大概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这跟过去一些资料说小微企业普遍的利润率很低，可能平均在5%左右的利润，这个可能也并不完全属实。 另外一块是经营成本上升对小微企业的影响，这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最近一年多时间，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比较明显上升的。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主要在哪儿，一个是上游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原材料等等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这对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一些是经济状况不好导致整个市场竞争也非常激烈，市场需求比较疲软有关。还有，包括最近的一些加大环保的执法力度，总体上来看，大概原因排到第四位，但是对一些局部行业影响很大，包括制造加工业、物流、汽车相关的行业，影响是明显高于其他的行业，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首当其冲在首位的。 另外，初创期和衰退期的小微企业非常容易出现亏损，实际上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盈利能力有明显的提升。从小微企业营商环境的分析我们调查了几个，从目前来看，可能整体上小微企业的税负并不是很高，但是从和小微企业自己的盈利相比，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简单说一些结论。对于小微企业经营的环境问题，经营状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大致从四个层面来说。第一，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跟本身的经营稳定性、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关系很大，它相对中型和大型企业确实在这个方面存在不足。 第二个层面，对于税收的问题，核心当然跟税率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更大的影响还在于在经济周期中的税收的征管力度变化有关。最近一年时间内从调查情况看非常明显，有时虽然税率下降了，但是如果地方上对于税收的征缴力度加大，实际上它的税负还会上升。刚才冯老师也讲到，我们增值税率下调，小微企业起征点上升，要降税两万亿，但是真正能不能惠及到这些企业，可能在执行层面还要有机制落实。 第三个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很多产业领域内确实是非常好的措施。但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惠及的更多的是上游企业，惠及的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下游的小微企业的影响它是有成本转移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引起重视，可以看到，包括很多水泥，还有原油、煤炭，产能收缩之后，利润确实非常之好，但是这些成本都会传导，对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他们承担成本的转移。所以，这相对来说对它的经营成本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结构改革当中怎么减少对它的影响这也是需要研究的东西。 第四，对于现在小微的融资，不管从渠道几个层面来看，靠现有的银行体系和服务模式其实是很难的，我们也看到很多银行成立了普惠金融部。这些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规模和统计的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小微企业融资的真正状况是不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具有不确定性。 对于解决小微融资难的问题，2月份习总书记在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的讲话里讲的非常好，他从6个方面指出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向，其中有一点讲到要建立多层次的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我想这个讲的是非常到位的，从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融资体系，银行最重要，我们毕竟还是一个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融资体系，它的核心其实是银行体系，对于银行体系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不够差异化，如何让它能够差异化这是很多工作要做的。包括是不是有更多的小银行，是不是有更多的民营银行，是不是有更多的互联网银行，与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匹配，与我们经济发展的形态匹配，这是需要研究的。 第二块，我们认为技术是解决小微融资服务下沉的一个突破性因素。第一点，根据小微经营的特点，要求对小微都要提供比较有效的抵押物来进行担保这种方式对于很小的企业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主要担保物房产、土地，这些小微企业很难有。我们觉得可能数据是替代抵押物进行风险控制的非常有效的手段。现在在很多商业银行，还有一些互联网银行做出了很好的尝试，而且现在整体上消费端的互联网化已经完成了60%以上，产业的互联网正在展开。未来对于不但是消费端，对于产业端进行线上化的进程可期，，可以有很多数据，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存货、物流、销售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用抵押物的方式进行风险控制。 第二个，从技术上他是可以解决小微融资里的可持续问题，至少提供了一种手段。在过去小微里，头部还是服务的不错的，对于腰部和尾部的服务是比较成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在哪儿？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原因就在于对于贷款来说，有规模效应问题，单笔贷款一千万和单笔贷款十万块钱它的运营成本没差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信贷机构来说，更倾向于贷大、贷集中。不解决它服务小微的成本的问题，到最后是很难在商业上可持续，可以短期内赔钱可以，但是无法长期持续。技术层面上来说可以解决问题，目前包括国内的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银行在探索出来的互联网贷款、联合贷款的模式，可以下沉到小微企业单位笔贷款可以提供到一万、两万、十万、八万，运营单笔成本可以降低到两块钱，几块钱，这是有可能解决用户触达的高成本和解决运营的成本，以及提高整个作业的效率，摆脱完全依靠人工、依靠系统技术来提高运营成本使整个商业可持续。另外，解决便利性问题。 最后一点，技术虽然很重要，但是制度的供给可能是更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制度供给的突破，那么对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简单说，第一项，对于银行我们现在的管制还是很紧的，其实应当鼓励小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发展，与经济相适应。当然，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因为背后还要怎么控制风险，但是至少方向上应该如此，要有具体措施。第二是政策上应当鼓励所有的银行机构要利用互联网的新技术来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包括用发展互联网银行、互联网的贷款，还有互联网的联合贷款，要鼓励传统银行机构，特别是小的银行，中型银行和互联网机构的合作，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另外，实际利息的负担比名义利率的下降更重要，对现在来说，我们看到商业银行面向小微贷款的利率进一步下降，但实际上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层次是非常多的，追求整体的利率很低，并不是那么现实。另外，其实名义利率如果下降，但是实际的利息成本可能更高。因为小微企业可能更多是一些短期的贷款，在网商银行的平台里我们调查过，一个小微企业一年平均贷款次数是8次，贷款周期平均是3个月到6个月之间，因为很多都不是长期贷款，是短期的周转性的贷款。所以，让它能更快的借到，随时能还到，让它的实际利息负担更低比名义利率下降更重要。 最后是制度上怎么引导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问题。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对于中小微企业占整个经济的贡献度应该超过60%，但是在这些领域内的融资金融供给的资源可能只有20%，不一定要达到60%对60%的匹配，但是至少应当提高对小微企业的经营资源的供给。目前使金融资源避免过多的向大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者国有企业集中。从整体上解决资源不匹配的问题，总体提高经济的效率。先分享到这里。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冯俏彬出席并演讲。 冯俏彬认为，社会保险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前两天社科院发布了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养老保险的节余就将耗尽。这也揭示出，社保一定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大的灰犀牛事件”。 她认为，推动社保的改革刻不容缓，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走向全国统筹，“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很多问题才能慢慢理顺”。 以下为演讲摘编： 冯俏彬：我今天发言的题目还是关于减税降费的问题。刚才的专家就宏观形势、金融政策、去杠杆等问题有很多的发言，但是今年宏观调控中的重点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就是减税降费。所以，我觉得关于宏观形势的讨论中应该要有这块的内容。 这次减税降费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去年下半年的民营经济座谈会，其中总书记有一个指示是要“实质性地降低企业负担”，今年的两会对此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答卷，即增值税降税和社保降费。具体政策现在已经人尽皆知，各方面的讨论、落实执行也很积极而热闹。 必须要肯定，这一次的减税降费的力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仅体现在绝对数量达到两万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增值税税率从16%大降到13%。如果各位一直关心新供给的会议，应该能够查到我们原来的一些预测，当时我们就主张要从16%降到13%。即使如此，在这次政策真的在落定之后，我们还是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没想到政府真有这么大的决心和力度。 按我自己的测算，按照2018年的数据，基本上每一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对应着3800亿左右的增值税税收。所以，三个百分点就是一万亿。这些政策实际上再加上养老费率可下调到16%，大概也可以降下来七八千亿左右。这样算下来，仅这两项就可以为社会减负两万亿左右了。但是大家还要注意，前面三年还有很多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比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现在已经扩大到所有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起征点一直在上升。所以，这些政策综合起来——如果在执行层面上不出问题的话——今年减税降费的额度超出两万亿是非常可期的。 与前几年相比，这次减税降费有三大变化。第一，是从税基减免转向了税率下降，以前主要是在计税的基数或条款上进行减免，内容非常多，针对各个不同行业。这次则是转向简洁直观的税率下降，普惠式降税的特点非常明显。以前，看起来减税降费的内容非常多，但是就某一个具体行业或企业而言，很可能不在减免范围内，但是现在从16%降到13%，只要你交增值税，就在减免范围内，所以普惠式的特点非常明显。 第二，力度上来讲，以前是一点一滴“挤牙膏”，这次真是一步到位，实现了我们以前主张的“要从挤牙膏转向一揽子”的主张。这次增值税大降三个百分点超出社会预期。 第三，以前是“单骑深入”，即只出一个减税政策，但是相关配合政策和协同政策很弱甚至没有，但这次是“集团军作战”，收、支、债三向联动。贾康老师提出过一个“财政不可能三角定理”，这两年大家讨论减税降费问题中时有提及，它揭示出的逻辑就是在收入、支出和债务之间，只能同时兼顾两个目标。以前我们只是讲减税，支出怎么跟它平衡、债怎么跟它平衡……在这个问题上不怎么提，但是这次确实有一个“集团军作战”的架构。两 会工作报告和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当中总结了很多条，涉及到提高赤字率、增发地方专项债、增加收入、盘活资金、压减财政支出、全面实施绩效预算等等方面。而且还有围绕着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即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信号，“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所以，从长期和短期说上讲，决策层面对这个问题上都有综合的考虑。 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各方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欣喜之后，马上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减税这么多，财政收支压力必然加大，那么财政平衡工作怎么做？我个人理解，这个问题突然之间变成媒体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一个隐忧，即如果不做好财政平衡对冲工作，那么很可能就会陷入到以前那种名和实方面稍微有一点背离的状态：一方面在减税，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仍然在增加！ 减税两万亿听起来很可喜，但是有什么保证措施让它实实在在落地？我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对此确实有一个系统性的安排，克强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已筹集了一万亿资金来对冲减税降费效应。因此从工作部署上来看，我个人觉得2019年财政收支平衡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这次减税降费，地方的力度也非常大，不论是在地方层面的减税，还是执行中央减税降费政策层面，现在的保障措施都是超出以往的。比如，从上到下成立了减税办公室、对于减税要做评估和跟进，我相信后面很可能围绕着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还会进行很多监察、评估等等。总之，现在主要依靠减税降费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不仅已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而且地方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执行和推进。所以，2019年我觉得减税降费的效果可期，而且财政平衡问题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但这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2019年财政平衡也许没有问题，2019年之后呢？2020年呢？减税降费的效果怎么样才能长期稳定下来？有人甚至提出，增值税率还可以往下降，养老保险的费率更应该下降，因为即使金现在降到16%，社保的综合税负仍然是在35%左右，名义费率仍然偏高。这种长期情形下，财政平衡、财政的可持续怎么解决？对此，应当从长期的角度来思考、研究这个问题。 我认为，还是要从政府收入体系去入手，从这个方面想办法来提高财政的统筹能力。要跳出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局限，从政府收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整个收入问题。2017年的我国政府收入是30万亿左右，但是财政可以统筹的部分大概是20多万亿，中间有十万亿左右的差距。所以，我从长期给出一个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方案就一句话：向结构调整要空间！ 上面的数字虽然讲的2016和2017年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也代表了近十几年的情形，即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大概只占一半，加上非税收入的财政收入大概占60%，其它的收入则散布在各种名目之下。这个情形是非常独特，全世界也没几个。 如果是搞财政的，一看这个结构，马上就知道问题非常严重，因为现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只有一半的收入来自税收，还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其他。这个事太说不过去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很不相适应。 在新供给研究院的支持和鼓励下，过去几年我围绕政府收入体系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四本账中都存在着税、费、租、价四种收入形式，相互混淆，不管是行政事业费还是政府性基金中，各类不同形式的政府收入都是互相混在一起的。二是税与非税畸轻畸重。三是税制结构老化，税种之间相互交叉重叠比较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怎么把减税降费的效果稳定下来，实际上就是要达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社会负担要基本稳定。第二财政的统筹力度要增加。关于社会负担，一般大家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是36%左右，当然四本账之间有些交叉重复， IMF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的计算是最低的，大概是30%多一点，但是一般都认为是在30%-35%之间的水平。这个水平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每年30万亿左右的政府收入。 各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么多的钱应该够政府花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将社会负担稳定下来，就要有一个制度性的机制、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对此负责，努力将宏观税负率控制在30%-35%之间，这个机构显然不可能是财政部门自己，因为它本身就是收钱和花钱的部门，没办法自己给自己加枷锁。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还是要寄望全国人大能有一个控制社会总负担的机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考虑和安排，这是比较细的东西，在这儿不多说了。 其次，是要明确税收在政府收支的主体地位。政府运行中不管收入形式、还是支出来源，都主要要依靠税收而不是别的什么收入。要提升税收在整个政府收入中的占比，现在是50%，能不能提到70%？政府的收支一定要在规范的税收框架下来运行，这样对各方面才有好处。 另外，税收制度本身要突出它的简明、公平、中性的特征。这里面要特别关注增值税在中国税收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增值税国家，不仅仅是体现在它产生的税收收入上，而且还体现在增值税的覆盖面上，我们对很多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在内的行业已经征收增值税了，这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属于先行者。在全球资本流动加速、税基侵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税收征管方式有可能是一种比所得税更好的方式，当然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但这个方向的讨论和研究值得进一步向前推进。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即增值税短期内不大可能会退出，所以在“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的过程中，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的，否则我们天天说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但这个东西短时间又实现不了。是不是增值税改是一种更加适应全球化资本流动的新型税制？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真是这个情况，保持间接税就并非罪过、并非落后，而是将重点转向突出间接税本身的简明、公平和中性，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我们最近几年围绕“费”有很多清理整顿的举措，社会各方面也有很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又把费给污名化了，甚至认为凡是费就是十恶不赦，这种论调经常出现。必须指出，费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方式，在一些场景下是必须存在的。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对中央管理的行政事业费的306个小项全部重新做过分类，结果表明必须要保留的费大概有153项，而其他的，虽然叫做费，但往往都是价格，，比如基础设施价格，公共服务价格，专业服务价格，甚至包括部分市场服务的价格，等等。 这种情形之下，“清费”应当改成“缩费”，即把费的范围缩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国务院前一段时间在进一步清理费的时候已经没再使用“行政性收费”这个词了，使用的是“政府性收费”。在中央这一级，153项的政府性收费必须保留，其它的都是价格，要转到另外一个体系里。这就是“缩费”。另外，还有一个费的标准问题。标准要有公式计算，而不是没有依据在上上下下。最近国家把不动产登记的价格从500块降到80块，但为什么是80而不是100？不是50？要有定价依据，要公式化。 关于政府性基金，我们研究发现，大部分的政府基金实际也是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价格，这里面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以及它建成后的营运资金的来源问题。理论上来讲，政府性基金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府收入的形式，它实际上是一个基金管理方式，是一个支出管理方式，所涉及的大部分情况下属于价格收入，是属于要受到政府规制的某种重大基础设施的价格收入。如果把这些价格因素拿出去，我们就很可能在保护35%左右的宏观税负的前提下，为未来税收改革创造出空间。 还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次大家看得很清楚，当政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要上交国有资本经营利润。这是一条补充措施，但是这里面可以挖掘的内容非常多，因为目前由这块上交到财政的红利两三千亿元，几乎微不足道。所以，这方面非常有讨论和挖掘空间的。 还有社会保险，毫无疑问这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的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前两天社科院发布了一个预测，到2035年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养老保险的节余就将耗尽。这也揭示出，社保一定是影响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最大的灰犀牛事件。现在，推动社保的改革刻不容缓，而它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走向全国统筹，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很多问题才能慢慢理顺。当然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大家注意到，虽然中央要求各地把养老保险下调到16%，但是据说很多省在分析评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觉得难度非常大，而且就算降到16%社保的综合费率也还在35%左右，还是很高。所以，社保的确有进一步下调费率的空间，但需要整个制度的重新安排和设计。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财政部门在这方面应当像当年清理农业补贴那样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些制度管理的方法，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收入体系也要走向现代化，也要顺应人类文明和一些先行国家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对此要从长期的角度进行策划和研究。 以上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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