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政治学界应该补充经济学财税金融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

　　新浪财经讯 “国家治理与财政绩效论坛”于2月23-24日在杭州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出席并演讲，题目为“大力推进财政政治学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知识”。

　　谈到当前房地产市场问题，房宁表示：“如果你不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现象和价格问题，你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他受此启发，认为中国的政治学界，应该补充经济学、财税、金融方面的知识，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上游学科、基础学科。“只有有这样的知识和方法，才能够真正的来理解政府的行为，才能够很好的做政治学的研究，才能够很好的去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以下为演讲摘编：

　　房宁：我首先想强调一个看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物质基础，中国在快速的发展，我们在浙江，在杭州，有深刻的体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同时，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是同步的快速的增长，为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发展，为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刚才刘院长谈到我们国家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达到了十八万三千多亿人民币，比上一年，也就是比2017年又增加了6.2%，同时全国公共预算的支出，大家刚才讨论了很多，也创出了新高，达到了22万亿零900多亿元，增长的比例是8.7%。

　　从新中国，今年我们新中国建立70周年，回顾这70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在整个国民经济，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有巨大的变迁和相关性。

　　1949年我们成立新中国的时候，这一年全国的财政收入的总规模才62亿元，到了30年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们全国的财政预算首次突破1000亿，当时国家已经7亿人了。我记得当时有个传说，今年也是中美建交40年，当时小平去美国访问，说代表团的零花钱区区几百美元，现在都不可想象，你们出去旅游，每天的购物恐怕都不止几百美元，我们一个国家最高的代表团到美国几百美元，听说是这样。到了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我们突破了1万亿，就是1998年的时候，所以到了去年又是20年过去了，18倍。这个发展，确实是非常惊人。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这么样大的成就，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原来是极度落后的，整个的国民经济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处于危机的状态。实际上我们现在讲改革开放，去年是40年，在短短的40年里面，在人类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从我们的发展模式来看，应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道路。这个道路简单的说，它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的主导。

　　当年美国的中国的当代中国学的领军人物在日本崛起的时候研究日本，写了《日本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了，中国发展了，他又转而研究中国，在珠三角，在广东，他写出了《领先一步》，这应该说是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的第一次的概括。那就是一个双荣的结构，一方面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人民群众在浙江，几百万农民闯市场，焕发出来人民群众的无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的作用，我们称之为战略性的发展。

　　我们从2005年在浙江做调研，浙江经验，中国发展，之后我在浙江、在台州、乐清和柳市镇做了四级研究，很多企业家，几乎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我们政府的干部官员的支持，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中国现象。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官商关系，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都有官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又转到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官员的背后，都有企业家。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到很大作用。一般来说我们归结为四个作用，第一个是战略性的规划，我们称为战略发展，它有规划。第二个是提供初始的一些资本，这和财政有一定的关系，跟金融和债务也有一定的关系，地方债、政府债。第三个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三通一平，五通一平，现在据说还有七通一平、八通一平。最后是我们的软环境，我们的制度，教育、法律，包括各种公共服务，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等。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这么快，这和中国的模式有关，而中国的模式当中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政府的角色。那么政府的角色，当然它的核心或者说它的关键，就是我们的财政问题。因为政府所有做的事，都是以钱为基础的。当然这个钱，有怎么挣怎么花的问题，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一定是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一个是要从所谓的财的角度，一个是要从所谓政的角。我这里想指出的就是我们的政治学，它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刚才我们听这些财政专家讲问题，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从专业的角度，从知识的角度，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捉襟见肘，十分惭愧，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也深感惭愧。惭愧是个人的问题，焦虑可能是我们这个行当的问题，我们这个专业，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也就是说财政政治学，这是一个新兴的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政治学界，这是一个十足的短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中国的政治学当中，非常的缺乏，就是它的经济学、财政学的一个视角，相关的知识和方法，都是十分的匮乏的。而政府以及治理，它确实又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对象，一个主要的领域，而如果没有经济学的工具，没有财政学的工具，没有这方面的视野和方法，我们就很难理解政府的行为。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房地产，特别是东南沿海，包括我们所在的杭州，现在叫北上广深杭，五大城市都是房屋价格天价，以至于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这是一个带有调侃性的话题了。

　　大家讨论很多，关注很多，我就注意到咱们政治学界也关注，但是咱们更多的是从政策上去讲，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很多金融学家，他们也是从政府的政策上去讲，说抑制房价晚了，出台对不对，政策全面不全面，是不是有溢出效应，是不是有政策反应等等，讲了半天。

　　其实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我受到了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的启发，我现在非常明白，如果你不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象和价格问题，你是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的。你所说的解释，就是不正确的，你提出的对策，更是无从谈起。

　　我就启发中国的政治学界，我在这儿呼吁，我们应该补充我们的经济学、财税、金融方面的知识，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上游学科，或者叫基础学科，只有有这样的知识和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理解政府的行为，才能够很好的做政治学的研究，才能够很好的去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政治学者、经济学家，财政专家，我们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来共同研究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全面的，也才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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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