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微中心带动都市圈高质发展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建设“微中心”带动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源隆近年来，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引领了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4.26%，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3.46%，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9.58%，距离中高等收入国家的65.5%的平均城镇化水平，追赶超越指日可待。

　　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渐引领了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据反映城镇化过程的“诺瑟姆曲线”推算，当城镇化率进入60%—70%区间时，城镇化动力会从数量驱动型转向结构分化型，城市群内的都市圈也将成为城镇化的“主角”。

　　然而，当前中国都市圈发展中“大都市病”与中小城市发展相对不足并存的严峻现实，昭示了要素资源没有在都市圈内形成科学合理的空间优化配置，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海南进入第二天议程，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出席“中国区域发展的都市圈时代”分论坛时表示，以微中心建设为抓手有利于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疏解都市圈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今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经国务院授权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都市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掀开了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新篇章。

　　“目前，中国都市圈时代特征愈发明显，人口增长、就业通勤、空间扩张和产业联系均呈现出都市圈化格局。”顾强以北京都市圈为例，表示：超过36万在京工作的人居住在环京地区；而在上海都市圈，人口超100万、20—100万、5—20万的节点城市分别有5、12、10个。从《意见》关于都市圈的定义来看，都市圈依托超大、特大城市以及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是基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进一步细分。

　　因此顾强建议，加快提升都市圈辐射带动效应，疏解都市圈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拓展都市圈辐射范围，切实提高都市区高端要素集聚的空间供给质量，为中心城市发挥高质量辐射带动效应提供坚实基础。

　　相对于东京、纽约等世界成熟都市圈的50公里半径，我国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圈的半径只有20—30公里，说明我国都市圈的要素过度集中在都市区，导致了“大城市病”，使中心城市无法发挥辐射带动效应。顾强说：“因此，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首先要明确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细化中心城市职能使命，加快疏解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不仅为中心城市提供高端要素集聚的空间，还能拉大都市圈骨架，增强辐射带动效应。”

　　由此，“微中心”应运而生。

　　“微中心”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之中。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研究，许多国际性大都市，为了有效处理城市规模扩张与城市运行效率之间的矛盾，纷纷探索新的空间布局战略，将城市的部分功能尤其是非核心功能分散布局到市中心区外围的某些区域，在实践中形成了“新城”“卫星城”或“业务核都市”等空间载体。

　　“都市圈是高度融合的网络状城镇体系，微中心是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强表示，中国都市圈与国际比较差距并不在核心区，而主要在微中心和节点城市上，以东京为例：50—100万级（人口）城市5个，20—50万级城市18个，5—20万级城市84个，而北京的相应数字分别为2个，7个和8个。因此，将节点城市、微中心建设发展纳入都市圈空间规划体系和范畴，促进都市圈空间体系结构的集约化和合理化，是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完善都市圈微中心交通体系建设顾强还建议，加快完善都市圈交通一体化水平，切实提高交通供给体系的覆盖性、层次性与网络性，为现代化都市圈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便捷、高效和廉价的交通服务。

　　“目前，我国都市圈节点城市、微中心发展严重不足，跨城交通建设非常落后。”顾强将北京、东京、伦敦做了横向比较，比如北京市郊铁路仅290公里，远低于东京4476公里、伦敦3076公里，而北京极端通勤平均需要72分钟，54%集中在北三县。其解决之道在于以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TOD）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开发模式（SOD）建设微中心，优化都市圈空间结构。

　　无论是伦敦新城建设，还是东京新城发展，都是按TOD和SOD理念建设，顾强直言“我国应在推进TOD的同时，倡导SOD理念，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此外，顾强还表示，通过加快编制都市圈交通规划，加快轨道交通建设，织密路网，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的通达性和便利性。具体层面，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多制式无缝连接的综合交通系统；构建以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市域轨道为主体覆盖都市圈的综合交通网络；推动基础设施交通互联互通，以消除断头路为突破口，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不断增加交通网络内部的节点建设，形成新的交通运输次级中心，提升交通运输效率。

　　健全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发言最后，顾强说到，加快健全都市圈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都市圈内部不同城市主体通过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机制，参与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为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对此，顾强表达了四点建议：健全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首先需要不同城市统一设立协商合作的机构，专门负责推进都市圈重点领域、重点工程和重点任务的协商合作；其次，推动都市圈内部城市协调规划，在与现有各城市规划和城市群规划衔接匹配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统一的都市圈规划；再次，加强都市圈内部不同城市的政策协同，对于税收优惠、建设用地、房地产调控等事关各城市发展的重大关切政策上，要尽量匹配协同，做到合力共赢；最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都市圈建设，鼓励社会资本与社会智库等力量发挥第三方优势，积极听取社会各方对都市圈规划、建设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形成参与和共建都市圈的强大力量。

　　在以固安产业新城为典型案例的这种开发性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社会资本自身具有造血功能，负责整个新城新区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产业发展、城市运营，政府主要负责顶层设计、行政审批、维护秩序、公共服务监管等事务，不新增政府债务，合作期结束后，所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移交政府。这是PPP模式的一种创新与探索。

　　华夏幸福从固安发展壮大亦得益于北京人口、产业等要素的外溢，这一案例也是企业后续布局全国的重要参考经验。目前华夏幸福已经围绕北京、上海等15大都市圈核心城市辐射的外溢圈层布局产业新城，享受了都市圈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外围节点性城市价值提升红利。

　　如今都市圈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有利于形成都市圈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在当前金融攻坚战和去杠杆的背景下，都市圈开发建设融资渠道收窄，亟需进一步拓宽融项目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在顾强看来，PPP模式为中国的都市圈建设走出了全新的道路。顾强表示，“通过PPP模式、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新区新城建设，可以降低政府负债风险，完善都市圈城镇体系，提升外围地区城镇化水平。”

责任编辑：鲍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