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政策风向标 2019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发言纪要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2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由于议程设置改革，这次年会发言嘉宾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信息量之大也是空前的。嘉宾发言中以下内容值得关注。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

　　1． 一段时间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被炒作，说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

　　“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总书记说的，去年11月7号进博会期间视察企业的时候讲的，清清楚楚。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学总书记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

　　2． 下一个趋势，围绕着高质量发展，经常听到“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战略”。一点错没有，但是更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记，是资源优化配置机制，这个最重要。这是对就业、消费、投资内生性的提升是一种优化，这方面我看到了有些比较好的变化，但是很多的内容还没有真正展开。

　　“稳就业”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因此，所有决定了支撑我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变量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因果是反过来的，是我们人口红利消失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而劳动力短缺也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这是劳动经济学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你仍然可以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潜在增长率仍有潜力。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不能靠刺激超越它，而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改革，通过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这样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 宋晓梧：

　　在劳动本系统内，就业、工资、社保，就业应该是第一位的，在不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缓调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有，比如美国的“2009法案”，就可以缓交失业保险费。德国、新加坡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在面临比较大的失业危机的情况下，比较大幅度地降低养老保险缴费。

　　中国的情况，我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够让各个地区去自己决定缴费，那就乱了，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

　　第一，自然失业率为主的失业率是我们针对结构性失业做出更多的工作，而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是更精准地制定政策。

　　第二，当面临就业困难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鼓励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的。

　　此外，采取一些被动性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失业保险体系的改革，也是有利于保持就业平衡的。

　　“稳金融”话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第一是金融体系的特征所决定的。第二，跟过去的金融意志有关系。

　　怎么办？第一，利率市场化很关键。简单说就是风险定价。利率市场化不仅是控制风险的问题，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问题，是金融机构能不能真正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发展资本市场很重要，但是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怎么解决问题，这就是有一个风险定价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怎么样取消不公平的担保的问题，和怎么解决风控。

　　第三，怎么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它对实体经济是有需求的，它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晓晶：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我们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也就是说这个中间，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也就是说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

　　为什么没有纳入？是因为有了新的《预算法》。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最终是由政府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最终的杠杆率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怎么来去杠杆？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怎么稳？稳住总杠杆，其中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它来降杠杆。进是什么？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证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

　　有人批评我，说方星海没抓住重点，IPO定价不改，想去改二级市场的价。其实是这样的，二级市场的价改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二级市场的价格改革如果改好了，能够很快地达到二级市场的均衡点以后，其实是为今后IPO价格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否则IPO的价格改革没有参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金融问题恐怕是更为严峻，其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最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不见效果。我觉得需要再次向日本学习。

　　学什么？学三点：

　　1．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

　　2．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

　　3．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李波：

　　中国资本市场我概括为5个不足：

　　1．市场自治不足，我们的市场行政干预是比较多的。2．中国的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对投资者的保护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司法救济。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二是监管力度也不足。3．咱们国家的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4．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5．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重点提两点，一个是证券监管，核心应该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用来判断一个公司的质量，也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我们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话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目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

　　综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这是符合转型期基本特征的，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和韩国转型期的情况，我们下降幅度要比他们大很多。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降幅太大了。

　　稳投资提几点建议：

　　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要放水了，又像1998年、2008年，这个很麻烦。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的资本存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提高债务率，要避免这些问题，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要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因为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

　　大家一说起来是四万亿，其实四万亿，当时说是两年的支出，是把两年当中正常的一般的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些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教训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责，中央政府调控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包括把地方债务关进笼子里。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魏杰：

　　稳预期排在最后，但实际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有钱，项目批了，就是不干，因为预期不好。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我估计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就更麻烦一点。整个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所以，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2018年是中国民营经济预期最不好的一年。民营经济实际上一再告诉我说，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

　　所以，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汪同三：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又要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值得重视，一个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减税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减少了，怎么去解决？有两条路。一个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综合改革”话题：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

　　咱们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现在比较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我现在想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但这个方向应该明确。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一些资本布局需要调整。我们应该提倡的是他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这样发展经济，如果把股权质押的钱都去炒股票、搞房地产，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布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

　　如果说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

　　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高难度增长。所以，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进展。

　　我想强调一点，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手里老想抓一把米，实际上是要制造寻租机会，下指标、戴帽子、挂牌子、发票子，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改革目标也应该有相应调整，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有一个讨论比较少的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开始。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很明显，刚好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比如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在危机之前老说中国经济失衡，实际上再平衡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得相当快。中国再平衡发生之后，很难再说我们是一个投资推动的经济。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日本给了很好的启示。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点几，1961年是10.5%，跟中国危机之前差不多。最重要的还是中间这一段，1973年—1993年，日本平均只有2.8%（增长速度）。

　　老说创新能够提高经济增速，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创新，但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当然在过去20年，只有0.2%。对中国来说有极高参考价值，中国当然会比日本做得好一些，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地方很多，同时我们还有改革动力，但我估计离这个数不会差很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尤其看过去几年，2011—2016年的数据，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

　　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要区分开，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我们取得了好的成就。

　　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在我们国家来看其实就是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第一个看法，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产权的构建过程就是“民失利器”过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

　　第三个看法，以中央对地方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别运行的制度框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一个必要步骤。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现在提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然后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我们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的制造业发展做出一些原创性的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突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一般美国、德国的规划不会具体到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的竞争中性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而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仔细翻阅已出台的政策文件，有以下几个观察：

　　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实际上是分歧的内容被拿掉，而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第三，文件能否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有很多文件中还是没有体现。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了行政化手段去改变一些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部门化。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王建：

　　一定要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够走出经济低谷。

　　什么是认识的误区呢？我认为是两个。第一，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已经到了应该下行的时候，速度就应该低。这个认识的产生，是对一元社会结构来看，但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用一元结构的规律来看它就不对。

　　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我们的经济增长高峰一定是两个，不是一个。更大的经济增长高峰是十亿人的房车消费，是十亿人从小康水平的消费，像三亿先富人群一样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消费水平。这一波的消费，他们所引领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更高、更长。

　　第二个错误的认识，觉得降速是对的，就是因为基数大。基数大就应该降速，这是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是对一元社会说的，不是对二元社会说的。

责任编辑：张海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