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中的寻底之年

　　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中的寻底之年

　　奇渊经济笔谈

　　一篇短评，昨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出时题目、开头、结尾均有所调整，以下为原文。

　　中国经济刚刚走出2018年的泥泞，各种下行压力仍然萦绕四周。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下行探底，并将有望在今年末或下年初实现企稳，预计全年增速将在6.3%左右。不过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时代，除了必要的增速之外，决策者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进一步提升。其一，人均GDP首次接近1万美元，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这已经是非常巨大的单一市场。其二，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6万亿美元的同时，国际收支更加趋向于平衡。其三，世界500强当中，中国企业数量从2007年的30家上升至2018年的120家，逼近美国的126家。其四，中国营商环境获得大幅改善。世界银行发布《营商环境报告》以来，中国历年排名大多在八、九十位之间。2017年，中国排名上升到第78位，2018年更是跃升至第46位。

　　但是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一方面，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2019年的增长预期不佳。IMF在9月完成、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给出了2019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增速的预测值，较之2018年的增速，三者分别预期下降0.4，0.1，0.2个百分点。美日欧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增速将呈现普降。

　　需要关注的是，上述报告发布后，美欧金融市场发生了较大的震荡和大幅调整，金融周期的下行态势，可能使这些国家的增长面临更多压力。可以说，即使没有中美贸易冲突，中国外部需求的下行态势也已经确立。此外，如果考虑到中美贸易冲突在2018年带来的提前抢出口、透支效应，那么2019年的出口下行压力将更加明显。根据我们的预测，1季度中国出口将大概率出现同比负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经济也面临着诸多下行压力。其一，金融市场的信心有待恢复。2018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受到较多冲击，涉及股票、债券、基金、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目前金融市场上的信用利差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银行间的流动性较为宽裕，但是无法转化成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信用贷款。在市场风险上升、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投资者普遍偏好低风险、无风险的资产配置。

　　其二，制造业投资受到外部不确定性、金融环境趋紧、成本上升的三重冲击。前者使制造业投资预期不稳，金融环境影响了制造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成本上升则减少了制造业的盈利和投资热情。此外，房地产市场上的各种限购和管制措施正陷入两难境地，松紧两种取向，各有其难处。

　　其三，基建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滑。2018年末已经降至3.7%，而在2017年该数值一度接近20%。在2019年外需下降、制造业缺乏信心、房地产政策陷入两难的处境下，基建投资能否迎来起色，起到稳定作用？

　　跟踪去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2018年12月下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表述，我们可以观察到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整体思路。首先，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稳定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对于制造业，主要是通过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来降低其生产成本、改善其盈利状况。

　　对于基建投资，主要是通过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为其提供资金支持。预计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增量计划可能突破2万亿。目前财政扩张面临的困境是，中央、地方之间的传导机制不畅通。这和地方官员不作为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政策预期混乱、激励机制缺失有关。

　　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就是要给地方政府堵上隐性后门的同时、把阳光下的前门开得更大一些，减少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预计该项政策将能够有效的稳定基建投资增速，并间接带动上下游的制造业投资。

　　其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将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如果前所述，当前中国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实际上较为宽裕，这体现为国债收益率的持续下行。但另一方面，风险资产却遭到抛弃，信用利差仍然维持在高位。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部门协力，共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此外，市场预期美联储在2019年将加息两次，之后进入新的货币政策周期。如此，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灵活度也将有所上升。届时，货币政策也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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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靖